龚 林

　　普鲁斯特在《驳圣勃夫》中“树托靶，打倒巴”的战术策略，将托尔斯泰的地位提升到“大象的粪便”的天然神道高处，而将巴尔扎克看作“山羊粪便”的揶揄的比喻，似乎别有所指。“推托打巴”的深长意味，不仅仅是大动物与小动物的强烈对比，更想要进一步说明：文学作品不过是作家的排泄物，美其名曰“精神上的排泄物”。作为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也难逃窠臼，竭力挤出思想上的“废料”，悬置于头顶上空的“胡萝卜”从未停歇对其的鞭策作用。对于20世纪的作家群来说，他们不再拘泥于文学作品的神圣性和伟大观念，法国文学家立足巴尔扎克这个活靶子，必然解构他的文学作品，是他们情绪化的显现和消除艺术感的祛魅行为的必由之路。巴尔扎克固然是资本主义养育下的专栏作家，可是正如普鲁斯特所言，资本就产生不了思想家吗？批判就等于正义吗？正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弊端显现的那般，在自然选择后适者生存下来的，一定是最大、最聪明、最强的吗？幸存者就等同于最优者吗？

　　要谈论巴尔扎克的《驴皮记》这部小说，不得不对比卡夫卡《变形记》“整体的荒诞，细节的真实”这个显著特点进行分析。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可避免地具有同一批次的作家群的相似性，而巴尔扎克在同时期的古典小说家的档位中，做出前瞻性的有益尝试。这部小说在“驴皮”这个局部细节上注入东方意蕴的魔幻色彩，究其宏观架构，是强大的现实主义达观。小小的驴皮是“欲望和能力的结合”，囊括了过度纵欲，无节制的欢愉。人类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可生命的长短却有尽头，在这块驴皮可视化的缩小变幻之下，生命展现出可度量的局限性，这就是总体的真实下细节的荒诞性。但这块驴皮的来源地是东方，象征所有诱惑来自于外部。可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就没有结合欲望与能力的罪恶之源了吗？

　　这块小驴皮的来源早已草灰蛇线，伏笔千里。在《驴皮记》中它塑造的主人公的英年早逝的人生轨迹与巴尔扎克自身遥相呼应，不同于卡夫卡式的“一切障碍在粉碎我”，巴尔扎克狂妄到“可以摧毁一切障碍”，他统摄修女的现实生活，口出狂言道：“你就按照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去生活吧！”但是这之中存疑，有限的生命长度中对社会的无穷尽的掌控欲，也真的是他倨傲就可以做到的吗？到了20世纪的小说家，人在社会的定位是不再狂妄，但是人的秘密也被丰富且巨大地揭示出，我们无法抗拒作为人卑微的虫性，外表强大的背后是脆弱的内心。人不再是狷狂到无休止、无极限，而成为更受限的存在。无法用任何科学技术手段检测鉴别的驴皮看似是虚构的、怪诞的，通过它却可以揭示出最富有现实意义的真理性内涵，那便是人生境遇中亘古不变的困惑、窘境：是否存在有限的生命长河中实现无限欲望的不可能完成的可能。

　　这种可能背后隐藏着对现实世界“真实”的探寻。“真实”一词的奥义在古希腊人的世界观里是“个体”，到了古罗马逐渐演变为“国家”，在中世纪被指涉成“上帝”，早期的现代社会是“金钱”，而到了现如今，“真实”指代的是“资本”，即从一张驴皮管中窥豹地探究欲望与能力的关系，就是显现资本的真实性。“巴尔扎克对环境的真实再现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其本身是环境的一部分，是一种类似浪漫主义的精神形态。”巴尔扎克以他特有的文体混用，在浪漫主义的灵魂中，注入了环境历史主义与环境写实主义的因子，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照，具体展现在巴尔扎克开篇对赌博的现代性隐喻，就将其披上资本戏剧化的外衣。“一个青年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三十六号赌馆的楼梯。”这个赌馆的名称是“王宫大厦”。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赌博场地，皇家宫殿被国家合法化，“主要是因为可以征税”。这种“自认堕落的温床”——皇宫接待大量金融投机者，他们在当时动荡的政治导致的货币波动局势下，押上大笔的赌注。而在他们看来，赌博本身类似于股票交易所中的投机行为，正如塞缪尔·韦伯所言，某些游戏中存在“银行家”，这便是对皇宫之外的资本主义机构的隐喻。

　　赌博的隐喻义贯穿整个小说的始终，拉斐尔·瓦朗坦因为赌博“只剩下最后一块硬币，除了一搏便只能投入死神的怀抱”，赌桌上的一场局就和与驴皮签下无形的条约一样充满着对人生的一掷千金。瓦朗坦 “毫不犹豫地把手中的一块金币扔到绿毯子上去”，这块金币倾注了这个“嗜赌似乎纯出偶然”的“以旺盛的青春活力，同放荡生活作斗争”的二十五岁少年对命运的抗争，但他又何其卑微，他的人生仅凭这一枚小金币就定了乾坤。而他显然没有任何可以扭转乾坤的可能性，如果有，也是以灵魂为代价的不平等的条约，最终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与恶果。

　　一篇小说的开头往往是意味深长的。那令人厌恶的摘去帽子的行为，毫无疑问是上帝的箴言。帽子有加冕的象征意义，也具备“将令人讨厌的标志放在所有藏污纳垢处所的门上一样”。神的仁慈就是把厌恶放在所有不体面的入口处。基督教救赎的潜能与理性选择的自由主义极端和对东方命运完全顺从之间展开了竞争与博弈。如果说，《宗教大法官》讲的是自由制度和自由意志下原教旨主义者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幽灵——自由制度的存在对自由的扼杀，那么《驴皮记》描述的就是过度的欲望的膨胀与无休止自由的恶果，我们要信任人性的卑微，更要相信人性对爱的渴望。

　　一张驴皮将权威消解，来自东方的富有神秘色彩的神奇的魔法，打碎社会制度的禁锢之下，人在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生活中苟延残喘的现实。平庸者在流水生产线上，让每个人不自觉地去完成大恶，或许这种恶本身根本不属于恶的范畴，仅是社会真实的反映。在赌场里，赌客们、职员们、看客们没有抬高一公分他们瞄准的枪口，这是一个丧失所有希望，却仍然抱有最后一丝维系颜面的幻想的最后倔强，就连死也要死得让他人“难以辨认”，这样的死亡也是标榜着自己在这个世道败坏的世界走一遭的证据。“上流社会将不幸的人从它的怀里驱逐出去，正如一个健康的人将生命因素从体内驱逐出去一样。”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到一个有病的人，被社会所不需要，但这里的瓦朗坦在外观与肉体上与常人无异，但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开始生病，一旦人同整个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就无法再获得这个社会的承认与接纳。

　　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不完全算真正意义上活着的人，人的一生总得拥有至少一次濒死的体验，才能体验到生命的宝贵。意愿得到满足，获得优渥的生存条件，是以生命的逝去作为代价。生命的每分每秒，折合到驴皮上，每实现一个心愿，驴皮会根据“愿望的强度和数量而收缩”， 这个诅咒中还包含关于短暂的生命但纵情欲海与无限生命却索然无味之间的选择。108岁的古董商人，开篇给拉斐尔以经验，长寿的秘诀是“知识”，“意愿和能力”只会使人类的生命枯竭，招致死亡。在小说的最后，老古董商人爱上了16岁的妓女，之前的禁欲与寡淡人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足以揭露“依靠理智对欲望的扼杀，无法从根本上控制欲念的产生”的真谛，同时也揭示出“欲望”的黑洞。放弃了长寿秉承的教条，投入爱情的盲目中，灵魂可以被解构，但关于爱却是不可被解构。人无法控制原始社会烙印在骨子里的情欲的图腾，即使采用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

　　正当瓦朗坦和波利娜二人沉浸在生活富足、精神充盈的爱情的喜悦中，瓦朗坦想起了他的一切愿望全部都实现了，“一个冰冷的念头穿过他的心，宛如一把匕首的钢刃穿透胸膛一样”，就像浮士德终于说出了靡菲斯特想要的那句“真美啊”的满足与慨叹一般，这样的欲望得到满足后，迎面而来的就是死亡的恐惧。他“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了”，可是他一开始为什么要和魔鬼签约呢？或者说驴皮是怎么选择他的呢？这又不得不回归到拉斐尔对驴皮背后的启蒙思想一开始的态度和理性至上的科学当道完全一致，就是不相信“法国的怀疑之神”，而巴尔扎克这里是不是正如别的学者说的那样对不赞同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怀疑论”作了暗讽，表现在瓦朗坦将这块令人费解的驴皮交到同样迷惑不清且对这种想法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的手中。

　　正如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重新认同、遵从父法一般，父亲的身影就像一个幽灵那样无所不在，拉斐尔的身上也有相似的境遇“我父亲的专制作风剥夺了我的全部自信心”，也就像《箴言集》说的那样：“孩子拼尽全力，踮起脚才能看到餐桌上的苹果。”父法拥有如此巨大的尺度，可以轻而易举地知晓一切，解决任何问题。可是正如《判决》之中，父亲的秘密，就是启蒙的弑父运动，尼采宣告上帝已死，轻易地解构父法尊严，而“上流社会生活的各种刺激能将一个美好的灵魂变成渺小，使它堕落到卑贱的境地”，当现代主义反思之下，发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秘密，找到并认识到人的卑微性，人的灵魂是经受不住诱惑与摇荡的。“当一个人同世事接触以后不让自己的灵魂随便被撕成碎片，就像一头绵羊经过荆棘丛时被拔掉一些羊毛那么容易”。

　　综上所述，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作为管窥人的欲望与能力的文本，具有超脱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无可比拟的开拓性。在尝试的程度上仍然受到社会和时代的视野局限，但是已经具备20世纪现代作家的某一些思想的滥觞，这在当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在反映某些社会上的金钱与情欲的问题时，也具有了探索意识，故而，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我们再度审视这篇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