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睿

　　史学上一般将清代划分为三个时期：

　　（1）清初期（1644—1661），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帝；（2）清中期（1661—1820），圣祖康熙帝—仁宗嘉庆帝；（3）清晚期（1820—1911），宣宗道光帝—恭宗宣统帝。清前期赵、董书风风靡天下，中、晚期书家之间师承及交游等各类联系密切，遂把两个时期合并为一进行研究（文中统称“清后期”），并按照书家风格成熟期出现顺序厘清主体风格脉络，进而探寻个中关系。

一、朱彝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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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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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书法史，就书家风格演变来说，基本在30岁后开始逐渐形成个人面貌，依据这个标准来说，朱彝尊无疑是被书史低估的重要人物。

　　朱彝尊（1629—1709），清朝词人、学者、藏书家，字锡鬯，号醧舫，又号竹垞，博通经史，参加纂修《明史》。康熙十八年除翰林院检讨，后入直南书房，词风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人。正常来说，一个艺术家各方面的审美追求是基本趋同的，不难看出，朱的书法（图1）与其诗词的风格一脉相承，仍然属于清劲婉丽的“赵董”书风，细观下来，笔者认为他是将赵孟頫的小楷用笔与董其昌的行楷结构化为一体。用笔层面，较为显著者如图1中“生”“一”的横画与赵孟頫书《道德经》（图2）笔法相同；结构上如“万”“书”二字与董其昌题跋（图3）整体字势基本一致。

二、刘墉与王文治

“浓墨宰相”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菴、石庵等，乾隆年间重臣，任内阁学士、翰林院编修等职，他作为乾嘉时期官方书风的代表是毋庸置疑的。单就其楷书来看，尤得力于苏东坡、颜真卿和晋唐小楷，整体精气内敛、含蓄蕴藉，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

　　与刘墉并称的“淡墨探花”王文治（1730—1802），由于时代原因，法出于董其昌，之后上溯李邕、米芾，笔致翩翩，结构舒展，多用侧锋取妍，风格俊秀放纵。

三、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苏斋、忠叙等。官至内阁学士，作为清后期官方书风的又一代表人物，从其斋号便知对苏轼情有独钟，楷书严守法度，以精工为尚，结构出于欧阳询，浸淫苏轼行楷用笔、体势、章法。在学书实践中也是身体力行，理论方面著作等身，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苏米斋兰亭考》，晚年得到苏轼《天际乌云帖》，日常信札创作尽是一片东坡面貌（图4）。

四、郑燮

郑燮（1693—1765），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扬州八怪”代表人物，以画竹著称于世，号板桥道人、板桥，行草造诣高妙，并创造篆、隶、楷与行草杂糅的“六分半书”。郑燮传世书迹较多且风格成熟固定，楷书主要作品有墨迹《节录山中与裴秀才迪书页》《重修城隍庙碑记》，拓本《新修城隍庙碑记》。

　　以《节录山中与裴秀才迪书页》（图5）为例，仍是取法苏轼结构，将苏字丰腴的用笔还原至魏晋用笔，长笔画有明显的钟繇、王羲之小楷形态，包括捺脚也是突破唐楷窠臼，而存留汉隶“燕尾”意味。《书谱》云：“古质而今妍”，在创作中既减少时弊又表现个性，真正将“妍、质”做到和谐统一，如此看来，郑燮的创作理念不仅仅是对学苏的启迪，同时也对当代“入古出新”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林则徐与曾国藩

　　图6

　　

　　图7

　　林则徐（1785—1850），官至两广、云贵总督，加太子少保，字少穆，一字无抚，谥文忠。书法出自“二王”、米芾，虽然稍受馆阁习气束缚，仍不失清新稳健。传世楷书作品以对联形式居多（图6），且风格相对统一，无明确风格分期特征。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初名子城，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晚清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战略家、书法家。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他对书法理论的阐述见于其《日记》《家书》等文章中，并对阮元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主张南北兼而有之。其楷书传世作品与林则徐情况相同，以对联数量为最，风格劲健刚拔，树起了一面承唐继宋、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

　　与林则徐不同的是，曾的作品风格稍显丰富，从存世资料（图7）进行分析，取法是以黄庭坚为主要基调，并因不同时期有些许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对黄庭坚点法的继承及中宫紧收的结构方式。

　　综上举例，这些书家官职级别不同，基本涵盖官场的主要层面。据此能相当程度地反映这一时期官方书法的取法及审美等诸多问题：除却乾嘉末期尚存赵董遗风，整体风格受宋人尤其是苏、米影响较为深刻，虽然初学基本是以唐人为基础，但是到后期大都只保留一个框架，风格内核已经发生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