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他创作的小说始终坚守现实主义的风格，折射了历史的变迁，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状况与人们的心理活动都有细致的描写和深刻的反思。2019年，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围绕着梁晓声的小说本身展开，严重忽视了梁晓声小说的电影改编。事实上，梁晓声之所以在民众中有如此高的知名度，相当程度上源于其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传播。而且，现实主义题材一直是电影改编的重要文本来源。
目前为止，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并上映的电影共有9部：《神奇的土地》（1984年，改编自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1984年，改编自同名中篇小说），《爱与恨》（1985年，改编自中篇小说《人间烟火》），《那年的冬天》（1990年，改编自短篇小说《鹿心血》），《司马敦》（1998年，改编自同名中篇小说），《我最中意的雪天》（2001年，改编自中篇小说《疲惫的人》），《人间天上情》（2004年，改编自中篇小说《苦恋》），《证书》（2006年，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冰坝》（2007年，改编自同名中篇小说）。
一、改编的动力：镜头感、写实性与历史反思
在影视文化高度繁荣的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兼具艺术特征和娱乐属性的电影作品进行文化消费。然而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艺术营养却是不能被电影艺术家忽视的，特别是小说这种具备强大叙事功能的文体，与电影存在着诸多共性。不过并非所有的小说都适合被搬上荧幕，从静态的文本改编为动态的影像，前提条件是具有“镜头感”，即通过细腻的语言描绘出生动的视觉画面，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它是小说与电影共有的中间介质，是连接两种文本的桥梁。梁晓声的小说语言是具备以上特征的，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物行为，与镜头语言都存在高度契合之处。比如小说《鹿心血》是这样描述众知青捕获苏联猎狗“娜嘉”的场景：
那狗比我们想象的要小，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凶猛。长腰身，长腿，垂耳。深栗色的毛，闪耀着旱獭般的光泽。狗脸很灵秀，很可爱。一条漂亮的纯种猎狗。钢丝套子勒在它后胯上。由于它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挣扎，已使套口收得很紧很紧，勒入皮肉，仿佛就要将它的腰勒断了。这狗充满痛苦的眼睛里，流露出人类的悲哀而绝望的目光，恐惧地瞧着我们。它不断啮牙，发出阵阵低呜。但那低呜绝不意味着进攻的企图，是防范的本能。它太痛苦了，不久便连防范的本能也丧失了，一动不动地蜷伏在雪窝中，不再啮牙，也不再发出低呜。
上述描写不仅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狗的外形和神态，而且通过描述一幅幅动态的画面，让读者间接地感受到人物心理的变化。结合故事背景可知，众知青将这条来自苏联的猎狗视为“敌人”，对其充满了憎恨。但是当他们看到“敌人”竟是如此的脆弱，内心被压抑的善良与怜悯便自然迸发了。小说始终运用极具视觉表现力的叙述方式，非常适合电影改编。
写实性也是梁晓声小说适合改编为电影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电影改编的历史中，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贴近现实生活的艺术题材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梁晓声的小说注重反映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疲惫的人》主人公王君生为了给儿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决定和妻子搬到小房间去。可是过程却大费周折——先是因碰倒了家具和妻子发生争执，再到不愿接受邻居帮忙而生气，最后只得无奈地将床的四条腿锯掉才将其安置妥当。这段生活琐事占到了全片的四分之一，之后的事情也延续了开篇的特征。再比如《证书》讲述了一位普通渔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后坚持上访，其间却遭到了各级政府官员阻挠和村民误解的故事。这些故事与观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距离，改编为电影后，丝毫不会带来欣赏的陌生感。至于自然灾害主题的《冰坝》和三部北大荒知青题材小说，从内容上来看虽然具备一定的传奇性，但是故事着力表达的还是拼搏、关爱、怜悯等人性的共通之处。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梁晓声在创作中一贯坚守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他不是以启蒙者的身份自居，而是立足于时代背景，先着重表现他们在艰苦社会环境中的正直与善良，再从民众身上寻找群体特征进行历史反思。这点在他的知青小说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如有论者所言：“一方面，梁晓声对知青生活充满了炽热的眷恋与肯定；另一方面，其作品又越来越多地流露出对历史的清醒审视与深刻反思。”比如《今夜有暴风雪》，这个故事发生在知青返城前夜，团长马崇汉想要私自扣留全团知识青年的返城手续，他的做法直接引爆了知青们压抑许久的情绪。不过梁晓声并未将主要笔墨花在控诉“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戕害，或大肆渲染人性在暴乱中的丑恶，而将重点放在曹铁强等正面人物身上，彰显他们的正义、勇敢和奉献精神。梁晓声的小说在保持历史理性的前提下彰显了人性的善良，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宣传“好人文化”，将这种小说进行电影改编，对社会风气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坚守人道主义的历史反思精神与前文所提到的镜头感、写实性一同成为梁晓声小说电影改编的持续动力，也从侧面反映出现实主义风格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几项重要标准。
二、改编的策略：简化人物形象与调整叙事结构
梁晓声小说中的人物大多血肉丰满、形象立体。《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副指导员李晓燕是一位勇敢正直的兵团战士，从未畏惧垦荒中的艰辛危险，但是她的内心已经被极端意识形态扭曲，将个人情感与审美需求压抑在心底。《证书》里的渔民王昭原本乐于助人，多次见义勇为，可是在表彰大会上受辱之后性情大变，最后甚至放任溺水的人死去。以上种种都是改编为电影的梁晓声小说的主要人物，从中可见这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经过改编之后的人物往往只保留了原著中最主要的特征。《苦恋》原本有相当长的篇幅介绍芊子幼年时向受到政治迫害的读书人学习文化知识，正是因为有了这段“被启蒙”的经历，她在面临艰难的抉择时，才会如此坚毅地遵从自主的意志。当后文写到芊子被“造反派”队长侮辱，继而被家人和村民抛弃时，读者能感觉到芊子的宿命仿佛冥冥之中与政治运动捆绑在一起。然而她始终以高扬的主体意识与命运相抗。这样的叙述不仅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厚重，而且还增加了传奇色彩。而电影《人间天上情》不仅完全删去了芊子的“文化背景”，还穿插了不少戴文祺演出的细节。可以说，电影中的芊子是一位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淳朴少女，做出的所有重大选择不是源于对戴文祺的仰慕，就是善良的本性使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改编，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时长限制，电影无法完全还原小说人物的复杂特征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电影需要保证自身的视觉观赏性。
对于那些时间跨度较小、人物心理变化较为丰富的作品，经电影改编之后，人物内心的活动也变得单一且被强化了。小说《鹿心血》的主人公“我”与鹿场知青有过节，原因是鹿场知青偷拿了“我”的手表且拒不承认。但是“我”为了帮助苏联老人拿到鹿心血而选择不计较此事，表现了“我”的善良和大度。电影《那年的冬天》基本复原了这段情节，并将二人之间的矛盾设计得更为激化。沈明被鹿场知青诬陷偷表，因此产生过节。而沈明不仅默认了不存在的偷表事件，还用战友的订婚礼物“赔偿”给了养鹿知青。可是对方不仅并未将鹿心血交给沈明，反而在拿到手表后派人将沈明打了一顿。沈明情急之下，半夜杀了一只鹿，将鹿心血偷回了哨所。
这段改编的目的显然是强化沈明的善良，他为了救助苏联老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和战友的利益，显然比原作的主人公“我”牺牲更大。在当时的情境下，以自己的名誉受损为代价来换取挽救苏联老人性命的可能，完全符合沈明的价值立场。但是杀鹿偷血的情节却引发了更大的伦理问题。鹿属于公共财产，沈明的行为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下述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
对于其任何有损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都应对社会负责，并且如果社会觉得为了自身安全必须施予某种惩处，则行事者还应受到社会舆论或法律的处罚。
不论是电影还是原作，作者的目的都是要倡导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沈明的行为虽然可以从行为逻辑上理解，但是不符合影片的主题精神。以上的负面结果是将人物性格过度简化所导致的，也正是此种电影改编策略难以避免的消极作用。
调整叙事结构也是梁晓声小说电影改编的重要策略，出现在多部改编的电影作品中。梁晓声非常善于运用“插叙”叙事技巧，他小说的开始时间一般不是故事开始的天然时间，而是故事中间的某一环节，然后通过“解释性的回忆”将故事完整地叙述完。例如，小说《证书》的开篇便是王昭在表彰大会上受辱的场景。至于他为什么来到表彰大会，又为什么被取消了资格，背后又有什么隐情，读者一概不知。梁晓声在后续的叙述中将陆续回答这些问题，整个故事的情节也随之展开。但是电影《证书》完全按照自然时间发展，先通过几件小事树立王昭乐于助人的正面形象，又讲述了因为工厂污染河流，王昭与工厂老板的冲突。当王昭将工厂老板从河里用渔网救起来，对其原本就存有偏见的老板却认为王昭有意羞辱他，从而恩将仇报，利用自己在政府的关系把王昭的表彰资格抹除。经过一系列铺垫之后，电影才进行到小说开始的场景。
之所以存在上述区别，是由于小说缺乏视听媒介，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作者有必要在开篇营造悬念。对于讲述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故事原本就呈现琐碎的面貌，大量运用插叙等叙事技巧容易破坏故事逻辑。电影的改编会有意识地保护故事逻辑，有助于还原小说中的生活细节。
但是，当现实主义题材的改编电影面对原作过于零散的细节时，也需要改变叙事结构，从而达到营造悬念、制造戏剧冲突的作用。最典型的作品应是《疲惫的人》。原作由第三人称视角讲述，而且开篇详细地介绍了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性格、主要矛盾之后，情节才徐徐展开。电影的叙述视角则变成了第一人称，将所有的故事都置于“我”和一位偶遇的年轻人的对话中进行。“我”的旁白不时以画外音的方式出现在情节转折之处。电影开头的场景迅速切换，是一系列交代人物形象和人物周边环境的短镜头。由于原作篇幅较长，类似的事件会出现多次以渲染其中的戏剧冲突。电影的改编将人物相同、矛盾类似的一些事件进行了合并。比如王君生畏惧日渐长大的儿子，电影中只通过“阻止父母因锯床腿吵架”一件事情表达，而小说里还插叙了不同时期的父子冲突，以表现王君生对儿子的畏惧存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以上都是为了加快叙事节奏，激发观众对故事的兴趣。相比原作中通过文字道来的背景信息，电影通过视觉影像，让观众自行感受这些信息，从而使得作品更加凝练。
三、改编的评价：节制美、弱批判性与形式局限
梁晓声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与深邃的反思精神，但是走向极致的思辨也带来了弊病，那就是存在过多的议论性语言。正如笔者曾经谈到的：“也许正是在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之下，梁晓声热烈地期望自己的笔锋可以触及社会与人性的深层，结果缺乏对语言艺术的锤炼和反思，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在小说中夹杂大量道德教化式的议论语言。”这些说教意味浓重的议论语言不仅伤害了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还使得作品显得冗长臃肿，相伴而来的往往还有泛滥的个人情绪。梁晓声的小说往往弥漫着悲剧色彩，这种美学特质让他的作品拥有崇高的悲壮精神，但是也容易导致读者的审美疲劳。改编后的电影具有节制美，极大程度上改善了原作的不足，特别是对结尾的处理上，不仅延续了原作的悲剧美学，还将希望一并传递给了观众。《鹿心血》的最后，“娜嘉”无力渡过解封的乌苏里江，最终带着鹿心血被江水冲走；《那年的冬天》的“娜嘉”在横渡江面时虽然也遇到了困难，停留在一块浮冰上不敢前进。此时众知青们纷纷呐喊着鼓励它，同时响起的还有从河对岸的校园传来的钟声。相比于彻底陷入绝望的原作故事，电影带给观众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开放结局。《苦恋》里的戴文祺最终与芊子相见，并为临终前的她唱了最后一曲，不久后也郁郁而终；《人间天上情》直至最后，芊子还是拒绝与戴文祺相见，整个故事在悠然的音乐和戴文祺怅然的神情中结束。历史的谬误，人性的善恶和青春的情怀均被消解。这样的改编既节制了作品情绪，又保存了留白，给观众一定的想象空间。小说《证书》的结尾是王昭因受到村民非议而心灰意冷，竟然眼看着自己曾经救过的商人溺死；电影《证书》则是开放结局，村口的喇叭播放着为他开表彰大会的通知，王昭撑着小船，伴着广播声顺流而下。这样的改编消除了原作人物的负面行为，并且避免了情节过于离奇，脱离现实的合理性。总之，改编后的电影有效节制了梁晓声小说中汪洋恣肆的个人情绪，增强了观众对作品文艺精神的接受程度。
相较于小说，针对电影的审查制度更为严格。在改编一些特殊的题材时，电影有必要对部分人物形象和作品主旨做出一定的调整，期间难免导致批判精神减弱。梁晓声知名度最高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的改编就反映了上述现象。梁晓声希望通过人物的命运与选择来进行历史反思的意图并未体现于电影中，后者显然更聚焦于表现几个主要人物的精神品格。原作中，郑亚茹几乎是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的：为了帮助爱人上大学，她通过暗箱操作，在曹铁强不知情的前提下，让他顶替了另一位知青上大学的名额；她也毫不掩饰对裴晓云的嫉妒，并始终利用自己排长的身份优势向其施加冷暴力；还有最不可饶恕的两个错误——泄露会议机密，未安排别人和裴晓云换岗。郑亚茹不仅引发了整夜的知青暴乱，更对刘迈克、裴晓云的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电影显然有意掩盖了郑亚茹的性格缺陷，并为她删减了所有的过失。影片弱化了郑亚茹和裴晓云的冲突，泄露会议机密的情节甚至被全部删去。这样一来，她在电影中保留下来的只剩下指导员的尽职尽责。有关郑亚茹形象的改编，大大减弱了主题应有的深度。就像有的论者曾经评价的那样：“影片的改编削弱了人物形象的立体与真实，一味突出和放大‘青春无悔’的主题，失去历史纵深感和鲜明色彩性……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梁晓声的原意且不具有穿越时代的永恒性。”除了《今夜有暴风雪》之外，电影《冰坝》对原作的主要矛盾和人物背景也做出了重大修改，将梁晓声对底层民众贪婪、善妒等弱点的批判，连同翟茂生这一“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完全删去。两部电影的拍摄时间相距20多年，却存在相似的改编问题，从中可见症结的顽固程度。
最后，还是要回到电影与小说本身的艺术形式上来分析，它们的创作条件和表现手段是有巨大差异的。小说的写作没有严格的篇幅限制，可供作家调整叙事时间的艺术手法也很丰富。而电影必须在有限的时长内将故事呈现给观众，所以因控制时长而被迫剪掉的精彩情节也不在少数。可能正是源自于此，梁晓声中篇小说的电影改编基本都会加快叙事节奏，并缩减原有的情节，甚至会裁剪部分次要人物的故事线；短篇小说的改编往往还原度更高，为了增强部分情节的表现张力，有时还会增加一些原创情节。
通过这一规律可以得知，在改编现实主义题材时，短篇小说的故事体量与电影比较接近，改编起来也比较容易，而改编中篇小说就需要导演和编剧进行较多的二次创作，还原难度较大。截至目前，梁晓声已经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尚没有一部被改编为电影。数据说明我国长篇小说的电影改编工作难度较大，但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四、结语
梁晓声小说的电影改编基本同原作的内容和思想保持了一致。由于媒介方式的不同，这些电影延伸了小说主题精神的表达方式，与原作形成了互文的关系。所以，梁晓声小说不仅非常适合改编为电影，而且它们还具有观看与研究的双重价值。通过分析这些艺术作品，也可以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提供思路。具备镜头感、写实性和历史反思的小说具有被搬上大荧幕的条件。为了使得故事更加适应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简化人物形象与调整叙事结构都是很有效的手段。至于批判性减弱的现象，和电影本身的形式局限一起都是电影从业者未来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小说原作中的郑亚茹是排长，电影中改为连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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