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馨慧

　　在明末清初的时代洪流变革当中，以顾炎武、黄宗羲和王船山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民本主义思想家逐渐涌现出来，并开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君主专制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抨击，不仅从理论上对传统政治哲学进行解构，而且也创建了新的政治哲学理论架构，反映出来的则是儒家对传统政治思想在新时代下发展的新动向。在该时期下，儒学作为政治哲学变化的基础，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选择性地接收了一些西方思想，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从而进行了儒学在社会和政治交互下的基调转化。本文以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内容，分析了其政治哲学区别于专制制度趋向于近代平等理念的转化。

一、对传统儒家公私观的批驳

公私观自古以来是传统儒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从古至今在社会伦理和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道德命题。明清之际，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且在后期具有一定的发展。早期启蒙思潮中，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等学者的学说对这个时代具有的精神进行了集中反映，其中顾炎武对传统儒家的公私观进行了批判，尤其能反映当时在社会的道德观念上由生产方式的变化进行的改革。

　　顾炎武认为以礼作为基础的程朱理学和以新作为本质的陆王心学都是片面的，这样的理论将会使人们在实际的政治与道德生活当中趋向于理论而偏离实际，走向空疏。在他写的《日知录》当中，对明朝制和仪式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整理之后所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宋明理学和强调致良知的王阳明心学并没有在政治生活当中起到相应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之乱时期，宋明儒学高唱的是理想的道德主义，对于当时人们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以至于该时代世风虚妄，道德沦丧，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顾炎武对王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批判，无情地掀翻了宋明儒学中高深莫测的道德本体论，彻底抛弃了谈心论性。这一脱离生活实际的虚妄理论倡导，要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以及人的本性出发，基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人性善恶和公私关系的探讨，顾炎武认为私原本就是人之常情，他说天下之人各回其家，各司其职，其常情也，也就是说人的自私是大家都有的一个性质。

　　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城。这一理念在全国范围内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儒学是专制社会中统治者维护的一个手段，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给统治者所有权正名。在公私关系的讨论过程当中，儒学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有公无私的显著特点。尤其是程朱理学成为这个理念最直接的流派，已经发展成抹杀公民的个性，否认私的合理性的理念，为专制的君主制做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极其霸道的理论辩护。而顾炎武则明确地强调了人之有私，故情之所不能免。他所提出来的理念则是与程朱理学的公私观念完全对立。他认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先私而后公，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公私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字，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将私与公进行统一，从而保证有公而有私，且先私而后公。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层立场上顾炎武的思想在政治哲学理论上与程朱理学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尤其是在公私问题上产生了较为激烈的冲突。在顾炎武看来，私的存在是正当并且合理的公与私的关系，也并非是一定对立冲突而不能相互统一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理论就是近现代思想家严复所提出来的对于公私问题最有力的说明。顾炎武的理念对于私的看法，其实表面上是对程朱理学有公无私这一虚伪理论的批驳，实质上是对传统的儒学公私观念以及封建的政治君主专制所发出的挑战，他的思想对于近代发展中的政治哲学理念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二、对传统国家观的解构

秦朝所建立的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了2000多年，该制度主要体现在废除分封和建立皇权制度这两个重要特征上，不论是哪一点，其实都是为了将权力完全集中在君主手中。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只有皇帝才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君主的位置还采取的是家族世袭的方式进行传承。这样的制度导致国家与疆土都产生了属于君主个人私产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天下，一家一姓的私天下观念，而在古代的儒家学者的思想当中，往往也是将君与国一起进行阐述，混为一谈。

　　顾炎武则是对国家和天下进行了区分，并且对君国一体的观念进行了解构，在《日知录》中，他说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这段话其实指的就是改朝换代与道德沦丧和文明堕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顾炎武看来，国是国家，具体指的是一家一姓的王朝，这是在政治上的一个基本概念，而天下则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不仅从政治意义上，也从文化意义上共同指向了天下是全民族的命运和文明共同体。由此可见，顾炎武所提出来的天下，其实比家国的概念范围更大，涵盖了国家。

三、对传统政治关系的突破

在中国历史的传统政治理念当中，君主是天子，也就是天赐的意思，是具有神圣和祥瑞的一个人。董仲舒曾经说过“屈君而伸天”，他认为对君主要绝对地服从，这才是服从天的意志。程颐则认为王与天同大，也就是说他认为君权与天是一样至高无上的，在君臣和君民的关系当中，始终是以君权作为至尊，君尊民卑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当中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个想法。

　　顾炎武对这样的传统政治理念进行了否定，首先，他从君主的称谓入手，去除了君主的尊称，在儒家的礼制上对君主的称谓和使用具有严格的规定，因此也可以体现出儒家思想当中君和臣、君和民有强烈的等级差别。比如君主有君、万岁、陛下等被视为尊称的词语，且只有君主一人独有，这就体现了对于皇权的尊崇。顾炎武运用溯源考察的方式，将这些词语的原本含义进行了解释，从而消除了这些词语所体现出来的等级特征，他指出“君”字作为天子的尊称，这一现象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先秦时期“君”字其实可以指称，也就是女儿对于父亲、妇人对于舅父或妻妾对于丈夫的称谓，不过是一个用来表示尊敬的普通词汇，并不是只能用于君主的专用词汇。其次，“万岁”则是对于大臣、民众或历史人物的称颂，它也不仅仅是君主一人才可以使用。至于“陛下”这一词语，顾炎武则认为它其实是对皇宫前台阶下执事的一个称呼，古时候的臣子是不能直接和君主进行对话的，必须由站在君主台下的人进行转达，长此以往才导致陛下这一词成为君主的尊称。

　　其次，顾炎武从君主的位置和次序入手，消除了特殊性。在我国古代，儒家认为公、侯、伯、子、男是依次递进的五个等级的爵位，而天子则是在这五个爵位之上最为尊贵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古代传统社会当中，身份普遍是具有等级划分的。而顾炎武对于儒家的周氏班爵禄做了自己的解释。他提出，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禄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也就是在他看来，天子与公、侯、伯、子、男这五个爵位同处于一列班爵，不过是所有爵位中的一种，并不是凌驾于爵位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最后，他还从政治生活实践当中进行分析，指出了君、臣、民之间的合理关系。君主要以谦卑的态度对待他人、尊重他人，并且先于臣民从事最辛苦最卑贱的事务。他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君主一定要对自己的臣民有一定的尊重，并且要善于倾听民众的声音，且对臣民提出的承诺要讲信义。尤其是君主，不论做什么都一定要在臣民之前，这也就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的“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也就是说，君主一定要自己服劳于外，才能知道劳作与民众的不易和疾苦，才能事人而后能使人。

四、结论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在不打破现有的国家治理规模解构的前提之下，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使整体平衡运行的机制。顾炎武的分权思想其实本质上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范畴，但是其中所涉及的改革问题，仍然明显地反映出了传统的君主专制向近代民主主义过渡的思想，因此它的理论价值是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的，理应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