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凡

一、邓太后早年的心态

（一）少有谋略：蕴藏大志

邓绥是东汉和帝的第二任皇后，其祖父为太傅邓禹，其父邓训官居护羌校尉，而其母是光武帝皇后阴丽华堂弟的女儿。显赫的身世为她的生命起点提供了不同常人的基础，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的心理状态。史书记载，邓太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年幼的邓太后对女红居家之事不感兴趣，却对治国理政的儒家经典爱不释手，即便在遭到母亲的责备后仍不放弃，足见其喜爱程度之深。她的父亲事无大小都去征求她的意见，这说明她在年少时期就富有谋略。然而，她的这些行为表现与当时社会角色的划分存在明显冲突。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而“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社会分工原则早在先秦文化典籍中就有反映，如《诗经·大雅》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东汉儒家思想对性别的区分更加强化。因此，在传统规定的两性分工原则下，女子只要做一些家务事并懂得服侍就足够了，不需要对外事操心，然而年少的邓绥并没有遵循传统思想的规训，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兴趣爱好除了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外，还是其个人主观意志的结果，或许更为远大的志向早已在其心中蕴藏。

（二）韬光养晦：以退为进

和帝永元七年，邓绥被选入宫中，显赫的身世使她一年后就被选为贵人。有着“贵人”身份的邓绥没有去争宠夺爱，反而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多加约束，“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虽宫人隶役，皆加恩借。”在阴皇后面前更是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其衣有与阴后同色者，即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当阴皇后被皇帝疏远时，她甚至拒绝皇帝的召见来避嫌。而在皇帝数失皇子的情况下，她还“数选进才人，以博帝意”。这样的苛刻行为与隐忍心理在她身上体现得自然而然，也许在邓绥看来，做好自己分内之事、不去争宠才是引起皇帝关注的最好方式，太露锋芒反而会引祸上身，故而才会时刻表现出低人一等的卑微姿态。

　　邓绥成功获得了和帝的关注，而阴后渐渐被皇帝疏远。当阴后因为嫉妒而欲加害邓绥时，邓绥却对左右流涕而言来表明心迹。虽然邓绥在这件事中的表现颇为冠冕堂皇，但她以退为进的心态却体现得淋漓尽致。更为重要的是，此事最终被皇帝知晓，阴后被废，皇后之位出现空缺。此时在和帝看来，邓绥才是堪任皇后的唯一人选，因而在立她为后时毫不犹豫，甚至为此感到庆幸。相比于后宫中因争宠而引起的血雨腥风，邓绥通向皇后之位的过程可谓是波澜不惊、水到渠成，其过人的智慧和心机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临朝称制时的心态

（一）连立幼主：掌握权力

邓绥在确立为皇后后不久，和帝便撒手人寰，而此时皇太子尚未确立，皇位继承人选成为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长子有疾，邓绥选择尚在襁褓中的刘隆为帝，她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殇帝继位不满一年就短折而夭，皇位再次空缺，然而，对继任皇帝的选择并没有困难，人选早已在邓太后的掌握之中。史籍对安帝继位前的情况做了说明，当和帝因刘祜聪明好学而在禁中多次见他时，想必邓太后（当时为皇后）也对他有所关注，而在清河王刘庆要就国时，邓太后却特诏把刘祜留在京城。可见，邓太后在立刘隆为帝时，为避免意外而做了准备。殇帝继位由邓太后自己决定，而安帝继位由邓太后及其兄邓骘共同商议。《后汉书》还记载了当时群臣的意见：“及殇帝崩，群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由此看来，群臣还是倾向于长子刘胜继位，但邓太后还是接连选择了两位自己中意的幼主。

　　当皇位出现空缺之时，继承人选确立得越早，越能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邓太后对皇位继承人的安排保证了王朝政治格局与政治运行的稳定。然而，邓太后的决定也有可能与她当时的心态有关，毕竟立幼主有利于自己掌握权力，同时也能为临朝称制提供便利条件。蔡东藩在其著作《后汉演义》中评论了邓太后立殇帝、安帝的事件：“奈何遽以生经百日之婴儿，骤使嗣位？谓非贪立幼主，希揽政权，其谁信之？及幼主已殇，又徒与亲兄定策，迎立清河王子祜，一朝元首，乃出自兄妹二人之私意。”此评价或能作为邓太后心态的反映。

（二）理想抱负：治国理政

邓太后立幼主无疑使她的统治更加便利，其权力也随着临朝称制而达到顶峰。然而，邓太后临朝称制并没有因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为所欲为，而是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王朝稳定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赦免大族，检敕宗族。邓太后临朝后，“诏赦除建武以来诸犯妖恶，及马窦家属所被禁锢者，皆复之为平人”。更难得的是，她还与阴氏和解，赦免其罪。在将昔日大族赦免为平民的同时，她却对自己的邓氏宗族严加约束，要求执法官员对其“明加检敕，勿相容互”。这样的举措缓和了其与大族之间的矛盾，从而减少了临朝称制的阻力。

　　二是禁绝奢靡，提倡节俭。邓太后对宫中之弊有清楚的认识，在她成为皇后之前尚无权干涉，被立为皇后就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而在其临朝称制后，更是对朝廷政策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废除了当时许多不合时宜的规定，省去大量的日常朝廷贡奉，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盛行的奢靡风气。

　　三是审慎断案，亲理冤狱。邓太后十分重视案件审理的过程与结果，力求公平公正，常深入调查，审慎处理。《后汉书·皇后纪》中多次记载了邓太后亲自审理案件的事例。不仅如此，她还定期亲临监狱核查案件，免除被冤枉者的罪名。

　　四是勤于政事，赈济灾民。在邓太后执政时期，各地水、旱、地震等灾害连年不断。面对多重挑战，邓太后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户”。尤为重要的是，邓太后还听从了樊准的建议，不仅下诏免除赋税徭役，还悉以公田赋予贫人，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很大作用。

　　五是崇尚学术，注重教化。邓太后在处理朝政的同时，“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此外，她还在宫中设立学校，以此来约束贵戚子孙，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通过这一举措，邓太后就将文化教育的范围首先向贵族女性开放，这种大胆之举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邓太后为东汉王朝呕心沥血，她的努力付出让人可以理解她在年少时期异于常人的行为。也许对她来说，治国理政是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施行德政正是其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相比于之前，她此刻的心态也更加简单纯粹—成为一个优秀的统治者。

三、拒绝“还政”的心态

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参与政治不仅有可能使整个帝国的政治体系发生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变化，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家庭秩序和文化传统也将有可能由此而受到直接的影响。儒家思想在东汉意识形态中占据主流，邓太后临朝称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挑战。

　　《后汉书》记载，“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满盛，数上书长乐宫谏诤，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作为邓太后家族成员，邓康反对其久临朝政或许有着深层原因。在他看来，久临朝政难免会引起安帝的不满，而太后临朝终有完结的一天，当皇帝开始亲政，由于受到多年的压抑，很可能会对邓氏家族展开清算。因此，他对邓太后久临朝政表示不满也许是担心日后自己的下场。同时，杜根也对邓太后久临朝政提出意见，而“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按照传统思想文化的要求，女主获得参与政治甚至掌控政治的权力都带有一种“过渡性”与“暂时性”，一旦皇帝年长，太后继续临朝将丧失“守护皇权”的合法性，所以杜根上书直谏与其说是对权威的挑衅，不如说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中维护皇权尊严的自觉践行，而邓太后对杜根的态度尤其值得考虑。

　　一方面，邓太后从入宫后的韬光养晦到临朝后的励精图治，为追求人生理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邓康等人的反对将直接导致其实现自我价值的中止，这使邓太后无法容忍；另一方面，邓太后拒绝还政也体现出她对王朝的责任感。邓太后改革一系列弊政，视王朝的兴衰为己任，这份对王朝深沉的责任感使她不能还政，以此来保持政治的一惯性，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她对权力的依恋。但是，朝臣的要求的确有无可厚非的正义性，意识形态的压力终将存在，背离传统的不安与恐惧心理需要权力的保护，无奈之下她只能将要求她还政的人处死或贬斥，唯有采取这种办法，她才能对其他群臣的“跃跃欲试”产生震慑，而这也是她在扑杀杜根后又派人多次检查的原因所在。

四、结语

中国古代帝制社会男权至上，但邓太后也没有放弃对政治的追求。纵观邓太后的一生，她仿佛是天生的统治者，与众不同又魅力超群，有着过人的智慧与才干，同时表现出极大的忍耐与狠心，而她在获得权力后的治国理政更是在东汉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邓太后而言，生儿育女并非其人生归宿，能够治国理政并成为一个优秀的统治者才是其人生的最终目标，她在执政期间施行的一系列德政，既出于对“刘氏”天下维护的需要，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但是，传统性别秩序观念的反对使她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不得不付出一些牺牲，如丧失家庭天伦之乐，背负贪立幼主的嫌疑，顶着不肯还政而残杀大臣的恶名，这些都并非其真实意图，而是传统性别秩序下实现自我价值的不得已而为之。无论后世史家对邓太后作出怎样的批评，她的临朝终身对东汉的百姓而言或许是莫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