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健

　　《楚辞》是孕育于楚地民歌的一种诗体。它不仅吸收了楚地民歌的特色，而且“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名楚物”，楚地的很多具有地域色彩的器物、动植物、文化习俗等在其中都有反映。《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表达手法，并有所创新。我们来看看《楚辞》中出现的植物。

　　关于《楚辞》中的植物，古代就有人进行过研究，比较早的是南宋学者吴仁杰。他在其著作《离骚草木疏》中对《离骚》中出现的植物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统计。关于本书，吴说：“独取诸二十五篇之文，故命曰《离骚草木疏》。”其书共四卷，前三卷考察的是香草嘉木，后一卷考察的主要是恶草。具体如下：第一卷，荪（荃）、芙蓉、菊、芝、兰、石兰、蕙、芷（芳）、茝（药）、杜蘅、蘼芜（江离）、杜若、芰、蘦，共计14种。第二卷，荼、薜荔、女萝、菌、茹、紫、华、苽、莼、蘋、蒿、蒌、薠、胡、芭、藑茅、揭车、留夷等共20种。第三卷，橘、桂、椒、松、柏、辛夷、木兰、莽草、楸、黄棘，共10种。其中一、二两卷为草本植物，第三卷为木本植物。第四卷，薋、菉、葹、艾、茅、萧、葛、萹、荠、簧、榝，共11种。全书所录《离骚》草木共55种。据后人考证，吴氏的统计并不准确，可能是其所用版本有异而至。《楚辞》中的植物远不是这个数字。但是据目前的资料来看，这本书是最先研究《楚辞》中植物的，在《楚辞》研究史上有开创性作用。南宋末年的谢翱作的《楚辞芳草谱》，对江离、薰草、菌、兰、蕙、杜若、茝、蘼芜、卷施、菉、菊、荃、薜荔、款冬、艾、蒌、莎、匏、蓼、茨、菱、蘋、萍共23种草本和木本植物进行名物考释，只是影响不大。明代屠本畯曾作《离骚草木疏补》四卷，对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进行补充。在香草类增入麻、秬、黍、薇、藻、稻、粢、麦、粱9种；在嘉木类加入枫、梧两种。清代祝德麟作《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四卷，书中对吴作进行校对订正。前述为对《楚辞》草木进行专项研究的书籍。现代学者姜亮夫先生的《楚辞通诂》中对《楚辞》中的动植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书第三辑“博物部第八”中，对《楚辞》中146类植物进行考释，旁征博引，论说深刻，颇具水准。21世纪初，台湾学者潘富俊先生借现代摄影手段与先进印刷技术出版了《楚辞植物图鉴》。书中对《楚辞》一百多种植物进行分档，其体例分为“主题植物特写”“标题”“诗篇引文”“注解”“另见”“植物小档案”“说明文字”“图说”“主图”9个方面，对诗中的每一种植物进行解释说明，图文并茂，令人耳目一新，在《楚辞》植物研究史上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本书将《楚辞》中的植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香草香木，共34种，其中香草22种，有江离（芎藭）、白芷、泽兰、蕙（九层塔）、茹（柴胡）、留夷（芍药）、揭车（珍珠菜）、杜蘅、菊、杜若（高粱姜）、胡（大蒜）、绳（蛇床）、荪（菖蒲）、蘋（田字草）、襄荷、石兰（石斛）、枲（大麻）、三秀（灵芝）、藁本、芭（芭蕉）、射干及撚支（红花）。香木有12种：木兰、椒（花椒）、桂（肉桂）、薜荔、榝（事茱萸）、橘、柚、桂花、桢（女贞）、甘棠（杜梨）、竹及柏。另一类是恶草恶木，有以下几种：薋（蒺藜）、菉（荩草）、葈耳（仓耳）、野艾、萧（艾属植物）、马兰、葛（葛藤）、蓬（飞蓬）、泽泻、菽（刀豆）。其中恶木有棘（酸枣）、苦桃、荆（黄荆）、葛藟、枳（枳壳）5种。另有菎蕗（箭竹）、款冬、藜、藿（豆）几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恶草恶木，但《楚辞》中常常会把它们放在反面以对其他香草香木进行反衬。因而在特殊的语境下也就具有了贬义。这一点是要注意的。

　　以上这些著作都是《楚辞》植物研究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它们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进行考察，也都在不同方面做出了贡献，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楚辞》中的植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代人李金坤先生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楚辞》中的植物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统计，兹引如下：

　　江离（蘼芜、芎）、芷（药、白芷、莞）、兰（泽兰）、木兰、宿莽（莽）、蕙（菌）、茝、荃（荪）、留夷、揭车、杜蘅（衡）、菊、胡、绳、芰（菱）、荷（芙蓉、芙蕖）、薋（蒺藜、藜）、菉、茹、藑茅、艾、萧、菅、屏风、稻、穱（麦）、黄粱、柘、梓、蘋、白蘋、石兰、杜若（若）、女萝、三秀（芝）、射干、藿、襄荷（苴莼）、荼、荠、撚支、藁本、泽泻、马兰、蓬、蓼、葵、葈耳（施）、秬黍（粢）、蒲（莆）、雚、薇、蘮蕠、粱、藻、菰、蒌蒿、蓍、浮萍（蓱）、萹、苇、蒯、枲（黀）、紫（紫葳）、芭、款冬、菫、青莎、芋、茅，以上为草本植物，计有70种；申椒（椒、露申）、桂（菌桂）、桂树、薜荔、扶桑（若木）、桑、榝、枫、竹、篁、葛、松、柏、爮瓜、枳、棘、黄棘、杨、榆、橘、柚、辛夷、桢、梧、楸、苦桃、苦李、橝、菎蕗、栗、葛藟（藟）、榛、甘棠、菽，以上为木本植物，计有34种。《楚辞》中共计有草本类植物104种。

　　可见，《楚辞》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不仅反映了楚地的文化特征，同时也保留了楚地大量的植物信息，而有些植物也和《诗经》中的植物一样浸润着地方的文化风俗。《楚辞》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植物，而且又反映当地的文化习性，是有深刻原因的。

　　首先，楚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植物。楚地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以及安徽、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基本上处于长江流域。这里气候湿润、温暖，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汉书·地理志》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这对楚地的风物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古代农业社会里，楚地丰富的植物资源必定会对楚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所以，当看到楚地的作品中出现大量的植物，并在其中寄托人们的主观情感的时候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楚地是一个重鬼神的地方，在许多祭神敬鬼的仪式上都会出现香草嘉木。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对于《九歌》的篇名，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后唐书·刘禹锡传》载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地处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蛮俗妇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楚地文化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土著文化，其敬鬼事神的特征是比较突出的。屈原是楚王室宗族，任过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他受到楚地鬼神文化的影响是没有疑问的。在敬鬼事神的活动中又会有许多植物作为敬祀之物，这也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

　　再次，楚地文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放，男女间有互赠花草以表达爱慕的习俗。其实，以互赠香草嘉木来互表爱慕并非楚地特有，上述《诗经》中就有相关记载，如《静女》《木瓜》《溱洧》《东门之枌》等。《楚辞》中关于这种习俗的记载主要是反映在人神恋爱和神神恋爱之间，这是人间恋爱的另一种反映形式。如《山鬼》中云：“被石兰兮带杜蘅，折芳馨兮遗所思。”《大司命》有：“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湘君》云：“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夫人》中说：“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楚辞》中还有一类现象值得关注，就是其中人物喜欢佩戴香草或用香草来装饰居所，以此来增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或魅力。如《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雧芙蓉以为裳”“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溘吾将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等。这些都反映植物在楚地文化中的位置非同一般。

　　《楚辞》中斑斓的植物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楚地文化的瑰美亮丽，也让我们体会到当时人们生活的浪漫清新。这种把植物拟人化的创新给后世文学开启了一扇窗。特别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发扬了自《诗经》以来的比兴手法，其中对各类植物形象的塑造灵活自如、多姿多彩，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正是通过这些绚丽的植物形象，人们体会了诗人们跌宕起伏的情感脉搏。蒋天枢在《楚辞论文集·楚辞新注导论》中说：“屈原承用古诗‘兴’之体制，用以抒难言之隐、难显之情、难托之事，几于无物不可托事。其所托事类之繁赜，物态之纷纭，于是构成屈文‘绚采’之主要成分。”阅读《楚辞》，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其中意象的丰富，还能感觉到诗人们多样的审美世界。

　　注释：

　　①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169页。

　　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第1666页。

　　③洪兴祖补注、卞岐整理：《楚辞补注》，凤凰出版社，2007，第48-49页。

　　④洪兴祖补注、卞岐整理：《楚辞补注》，凤凰出版社，2007，第71页。

　　⑤洪兴祖补注、卞岐整理：《楚辞补注》，凤凰出版社，2007，第62页。

　　⑥洪兴祖补注、卞岐整理：《楚辞补注》，凤凰出版社，2007，第57页。

　　⑦洪兴祖补注、卞岐整理：《楚辞补注》，凤凰出版社，2007，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