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凌兰

一、悲剧的产生

悲剧以其崇高美感染着世人。在生与死、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现实的复杂的悲剧矛盾关系中，人们对生命本身的思索从未停止，始终不懈地追求人的本质自我力量。人们对“命”和“运”之间联系的思考和追问从人类文明早期就已出现，“人们依据各自的哲学、宗教、历史、艺术等文化背景对命运进行探索、归纳，逐渐形成了具有人生观意义的关于人类或个人自身命运的观念”。地域与民族心理等差异造成了悲剧体现的悲剧精神、悲剧意识和审美意义有诸多不同。中国神话中逐日的夸父与古希腊神话中追日的伊卡洛斯，其形象显示出人类自我发展过程中共同的悲剧性特点，而又有中、希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不同呈现。

　　悲剧就是人类面对有限的生命的无限抗争和毁灭。人类现实是存在很多局限性的，人并非是无所限制、完全自由的，人类的生存活动既离不开生活环境也离不开群体，更摆脱不了死亡的威胁。自然环境的局限性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是最为主要的。自然环境给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和资源，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生存挑战。尤其对于原始人类来说，自然所带来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而当时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世界本身又是极为复杂、不断变化的，因此，人类无法完全掌握世界。人类始终都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欲望，一是死亡。并且死亡对于人类来说是无法突破、无法战胜的。“死亡意味着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这双似乎永不疲倦的脚会停止运动，这双触摸和制造了无数事物的手将像树叶一样凋谢，这双眼睛将消失在它所看见过的事物中间。因此，正是个体生存的时间性使他领受到了死亡，而对死亡的领受又反过来构建着个体生存的时间性。”死亡无法战胜，却又不可避免，人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一人身上最大的局限性。

　　面对这种局限性，人们却又总是在尝试突破，冲破束缚。但局限是难以打破的，束缚永远存在，于是人们在突破和抗争的过程中就免不了失败，甚至毁灭。而正是由于失败和毁灭及其注定没有好结果的抗争过程的存在让我们感到悲伤，这也就使得悲剧意识得以诞生。如果说抗争是悲剧意识产生的动因，那么“毁灭”则是必然结果。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人类是非常尊重生命、热爱生命、肯定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所以人类才会为了生命去与死亡抗争。有了这种勇敢无畏的抗争才有悲剧。

二、夸父与伊卡洛斯

朱光潜先生说道：“命运观念对悲剧的创作和欣赏都很重要。”说到古希腊的悲剧，命运这个词是与之密切相关的，由于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古希腊悲剧又被后来人称作“命运悲剧”。众多古希腊神话故事都涉及描述命运，在描述中，命运通常被形容为一种冥冥之中人类无法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表现为先天注定的灾难、死亡，还有其他外在因素带来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悲剧，以及由于人的自身性格因素导致的悲剧。

　　在古希腊人的眼里，命对人与神有着同样的决定力。命运三女神“在人出生时就给了他们善或恶的命运，并且监察神与人的一切犯罪行为”。命运是人生的不可控力，通过人在命运面前的脆弱无力反映出它的存在。无论是夸父还是伊卡洛斯的悲剧，都不能完全归咎于自身性格，毕竟人在成长阶段的每一次实践，其成功与否都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古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中人物的命运证实了这一点共通性：“那个既不可逃避，又不可预知的‘命运’，就像中国古人所讲的‘绝地天通’一样，乃属于另一个早已同我们断裂开，也无意再去投合人类之意志的世界。”

　　在中国的神话作品中，也有许多故事涉及对命运的描述，人物与命运进行了抗争，却也难逃命运的掌控。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局限，自身的观念也受到影响，但对于命运的认识，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都是共通的。然而，中国悲剧与古希腊悲剧相比，命运与悲剧的联系却较为疏离，导致中国悲剧的真正原因不仅仅在于命运，还有每个时代的政治问题、现实问题、阶级冲突等多维因素。“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悲剧精神的民族，因而也缺乏纯正的悲剧传统。”但事实上悲剧性神话还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就悲剧这一大范畴而言，无论中国还是古希腊，命运都只是悲剧创作中的一个因素。但本论文的重点并不是探究悲剧创作来源的多样性，而是以“夸父与伊卡洛斯”为例对比中国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中悲剧意识的不同及其审美意义。

　　古希腊神话中体现出的人类关于命运的思考显示，命运具有无形性。无形的命运是通过神明传达给人类的，而神明是有形态而又受人敬畏的，所以古希腊人对命运不仅敬畏，而且恐惧。命运还具有普遍性。诸神把外在的苦难等不幸遭遇都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命运除了是无形的和普遍的之外，还是不可规避的。在面对神秘外来力量带来的苦难时，古希腊人倾向于接受“命运规定一切”。在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中，则是通过以个体的自由意志与命运抗争来彰显个体的价值。尼采认为：“悲剧起源于两种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的冲动，它们在古希腊文化中被允许寻常自由地活动。”这种冲动就如伊卡洛斯追逐太阳的神秘时的原始冲动。在古希腊神话中，雅典的代达罗斯是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建筑家，他因嫉妒自己的徒弟塔罗斯而将其杀害。为了逃避法庭的惩罚，代达罗斯带着自己的儿子伊卡洛斯使用蜡和羽毛制作成的翅膀逃离克里特岛。而伊卡洛斯因为被太阳吸引，又骄傲自满，自顾自向着高空飞得太高，太阳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封住翅膀上羽毛的蜡，羽毛也开始松动，最后跌落到海中丧生。

　　在这之后，伊卡洛斯多被认为是西方文化中目空一切、妄自尊大的人。但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写道：“唯一的办法是飞，飞出迷楼。艺术家，天才，就是要飞。然而飞高，狂而死。青年艺术家不懂，像伊卡洛斯，飞高而死，他的父亲是老艺术家，懂。我曾为文，将尼采、托尔斯泰、拜伦，都列入飞出的伊卡洛斯。但伊卡洛斯的性格，宁可飞高，宁可摔死。”所以可以认为，伊卡洛斯的这一行为是与命运的抗争，是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既然命运已经对每个人做出了规定，那么为什么还要屈服于命运，反正最后要面对的结果都是苦难或死亡，那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在不可改变的命运之前，古希腊人充满了反抗意识，追求人生的悲剧色彩，彰显人的现世价值。西方的悲剧主要表现某种崇高的理念，它是社会普遍精神的观念表述者。西方悲剧理念表现的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追求与执着。

　　中国神话中的悲剧人物不仅仅是正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伦理和道德的象征。中国神话悲剧也不仅是因为自我性格缺陷而导致的或者是命运本身就注定了的悲剧，还有为了天下苍生而放弃个人追求和生命的崇高的献身精神。例如夸父追日，《海外北经》中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有关夸父追日的原因，各种文献中的记载多有不同，但故事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夸父在人们的心中一直都是以伟岸高大、舍己为人的英雄形象出现的。中国的悲剧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个人与普遍精神之间的情感冲突，其实质体现为忠诚的情感归宿观念。

　　如将中国神话中的悲剧按人类所面对的各种局限来分，也能分为三类：人类对自然的反抗，如精卫填海；人类对他人的反抗，如黄帝战蚩尤；人类对自身的超越，如夸父追日。不少人认为夸父追日反映的是人对自然的反抗，但笔者认为这则神话更侧重于体现人对自身的超越，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夸父追日并不是因为太阳的存在阻碍了人类，而是夸父自身所产生的探究超越意识。在这里，外物 “太阳 ”并不是以敌对的姿态出现的，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太阳本身，而象征着人的一种目标或理想主义。表面上看，夸父是在追逐太阳，和太阳赛跑，但实际上他是在追逐人类的理想，是在和自己赛跑，是和人类的求知欲、好奇心赛跑。夸父追日的积极进取精神，反映出早期人类追求理性认识的过程。太阳作为万物的生命之源，既能赋予万物生命，又能毁灭万物的这种有利有弊的现象，引起了人类强烈的好奇心，使人类希望触及“太阳”这一自然实体的本质。但事实表明，太阳作为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是无法征服的，夸父与太阳的斗争只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行为，所以夸父最后的死亡是必然的。但夸父追日这则神话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反映了早期人类在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过程中，不愿意屈服于自然的威胁，热衷于与自然抗争的精神。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也使人类能够正视自己，从而向文明一步步迈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夸父与太阳之间的力量差距导致了夸父的悲剧结局，“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然而事实上，夸父悲剧的原因在于人有不断超越自我的愿望，但无论他做出多大的努力，有多坚强的意志，这种理想永远都无法实现。从现代理性的角度来看，人与太阳赛跑是可笑的，也是无知的，但人类的一切进步都是从面对这种无知开始的，所有的怀疑都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产生这种悲剧意识的原因在于人类追求超越自我的天性，这种天性就使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自身的束缚和困境，从而陷入永恒的悲剧中。

三、中希神话悲剧色彩差异

中华文化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重视政治与人生结合，因此，为了维护群体的团结统一，在中国的神话中也渗透进了一定的伦理因素。原始的氏族部落需要有英雄来为群体做出牺牲，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是倾向于将个人的遭遇安放到整个封建社会中的整体秩序和伦理关系中，强调的是整个社会的一致性。这种伦理化的社会将一切事物都分为两类，非黑即白，善恶分明。正如谢适骏先生所说：“古代中华文化的封建伦理化，说到底是为了促进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或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进行文化心理上的掩护，以调整大家族之间、大家族与小家族之间、贵族与庶人之间的多重矛盾，取得有利于统治集团的社会‘和谐’即利益平衡。”中国神话中的伦理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

　　与中国神话的伦理性不同，古希腊神话中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哲理性，更强调的是崇高的理念，一种对未知世界的追求与执着，还有人的独立意志和个体的发展。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因此古希腊人很早就拥有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他们注重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的态度。因而在古代他们就拥有了强烈的个体意识。古希腊神话悲剧，大多可引发人们对哲理的思考，给人以启迪，使人从悲壮的故事中获得哲理启示。

　　相比之下，中华民族生长发展于大陆，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这种生活也就促成了人们统一、求同、合作的心态，从而限制了个体意识的张扬，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个体意志自由，遏制了人们作为个体的创造性和潜在可能。中国人在不可逃避的悲剧和无法掌控的命运面前，会奋起抗争，但最后抗争的结果往往是以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方式结尾，试图在天、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统一。夸父化为邓林，也是中国人一贯追求的“天人融合”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体现。

　　西方人则不同，即使知道抗争无用，他们依旧会义无反顾地去抗争，只为了实现自身的追求，为了实现个体心灵上的自由。例如伊卡洛斯在后世人的眼中除了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年轻人的形象，他还是一个追求自我价值、追求自由、追求艺术的崇高的人。伊卡洛斯和夸父，他们所代表的都是悲剧式的理想主义，背景不同，没必要拿伦理观点来批判。古希腊神话的哲理思想，往往是产生于对悲剧的思考，它没有伦理道德的那种使人心安理得的作用，但有激发智慧、磨炼意志的作用。中希悲剧神话不同的悲剧特征及审美意义对中希悲剧艺术的发展、中希文化意识、生存方式甚至民族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