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是一个标注作者身份的符号象征。在一定层面上，它能解放或抑制写作者的创造力甚至人格。一个笔名自其诞生就能形成自己的生命，或假言明志，或明心见性，抑或是完完全全一个新人格的塑造过程。许多作家都与笔名呈现出的另一个自我有着亲密且矛盾的关系。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借助“符号”表达生活，“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笔名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体在创造符号化作品的同时，将自己，具体地说是将自己的人格物化为了符号。事实上，根据这一理论，不论作家本身是否有意识地将自我人格符号化，在文学创作中，符号这一“标签”是摘不掉的。在潜移默化中，作家甚至其代表作很容易就被符号化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家并没有使用笔名，也就是说他们的自身符号化是被动的，更因为如此，作家自身人格符号化的必然性就得到了证实。
在采用笔名的作家中，将自我人格符号化的原因又是各具深意、各不相同的。既有女作家采用男笔名以获取认同感的，如乔治·桑、勃朗特姐妹等；也有改变写作类型而采用不同笔名的，如梁启超、茅盾等；或者是由于身份隐匿或其他需要采用笔名的，如鲁迅、刘半农等。因而，笔名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对于不同作家而言，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与结果。
生于立陶宛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加里几次笔名的选择几乎包含并覆盖了上述所有原因。罗曼·加里，原名罗曼·卡谢夫，属于自然主义的斯拉夫传统派，是法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存在。罗曼·加里先后凭借长篇小说《根深蒂固的天性》（《天根》）和以笔名埃米尔·阿雅尔发表的作品《如此人生》两度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并且这一事实在加里的遗作《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中首次公布。一个名字就是一种符号，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身份。加里在创作后期选择另一种身份发表作品，充满了深意，他在66岁那年选择吞枪自尽更是留下了一个谜题。由此本文将试图从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许诺》入手，从文字的背后，探索加里童年时期的母爱创伤促使他转向笔名——另一重人格符号的转变过程，试图证明正是这一步步的转变使加里真真切切地背上了母爱的十字架，最终完成了对母亲的“许诺”，却也走向了死亡。
一、母亲符号迷恋的继承
1960年罗曼·加里出版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许诺》，塑造了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母亲形象。在小说中，加里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母亲和“我”之间的情感牵绊。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窥探出罗曼·加里自小对于笔名这个象征符号的执着，同时小说又通过多个片段向我们展示出加里的这种执着或许就来自于对加里影响深远的加里母亲个人对于符号意义的过分迷恋。事实上，母亲个人对于符号的迷恋在书中表达得非常清晰。书中提及，“我”在童年时期尝试过许多事，母亲渴望能使“我”在某一方面成材。当“我”开始练习小提琴时，母亲最初抱着希望，希望“我”是一个“海菲兹和梅纽因的混合体”，之后以美梦破灭告终。之后又开始“重新寻找通往荣誉的新路”，尝试舞蹈后，母亲又大为欢呼：“尼金斯基！尼金斯基！你将来一定是尼金斯基！”在遇到心术不正的舞蹈老师后，这一“生涯”又以失败告终。“我”在数学上的一窍不通，又阻止了“我”成为“新的爱因斯坦”。最终，“我”拿起笔，决定成为作家后，母亲又充满希望：“你将来一定是达努齐奥！是雨果！”“我”尝试各种道路时，母亲总将“我”的未来代入名人的成功。事实上，海菲兹、梅纽因、雨果等名人在母亲看来就是一种符号，母亲迷恋于这样的符号意义。这种对于符号意义的迷恋也或多或少对“我”有着直接的影响。更深层次地来看，这类符号对于母亲象征着“我”今后人生的绝对辉煌与荣耀。最后决定选择文学，并且为了有个现实的开端，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开始了拟定笔名。母亲忽然显出关切的神情：
“得起个笔名才好。”她坚定地说，“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不能用俄国人的名字。如果你是小提琴演奏家，那倒无所谓；可是，作为法国文学大师，那就说不过去了……”
加里母亲对符号意义的这种迷恋对加里的整个人生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正由于母亲的引导，“我”将拟定一个“华丽而响亮”的笔名作为取悦母亲、使母亲满意的一种方式。“我”成天在纸上“涂着奇奇怪怪的名字”，再将一连串名字念出来征求母亲的意见。正是母亲对“我”自小关于笔名意识的培养，使“我”意识到笔名对于“我”作家之路的重要性。
自此，加里第一次将笔名当作某一种特殊的象征，而之前，名字或者笔名就是其本身，没有其他附加含义。但在母亲对于符号象征意义的影响下，加里开始将名字或是笔名与某一种实际内涵相联系。纵观其一生，这种有意识的联系可以看作加里早期对于笔名作为某种人格象征意义的觉醒。这种笔名的象征意义自童年起植根于其内心，慢慢生根发芽，是其成年后对于笔名执着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加里从小经历的无处不在的母爱产生的结果就是母亲对加里人格的绝对影响，而正是这种绝对影响形成了加里对于笔名的一种创伤式执着。
二、创伤性意识的觉醒
透过《童年的许诺》，我们发现加里自小受母亲影响颇深，母亲是“我”生活中的导演，渴望掌控“我”的未来，“我”也听从母亲的话，按部就班，照母亲的期望成为作家、飞行员、外交官。加里的父亲在其一岁时就因参军离开了家庭，自此，母亲与加里相依为命。正是多年的独居，母亲既满足于生活中“我”的存在又对“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而受到母亲对于“我”在情感及精神方面的索取，“我”从13岁起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职”。在音乐、舞蹈、数学等方面相继失败后，“我”从12岁起开始写作。加里小时候也曾被发现有绘画天赋，但因为母亲憷于梵高和高更的经历，使“我”断了这个念想。加里在书中坦白道，他依然埋怨母亲当时没有按照他的意志选择今后的生涯，而选择写作则是“出于一种模模糊糊但又无法推托的需要”。母亲自身对于符号象征意义的迷恋转化成对“我”的无限期待。母亲急需寻求一种方式使“我”在未来能够大获成功，而在可能的道路中觉得文学最为体面。从某种程度上说，加里走上写作之路实则是为了满足母亲对于“我”的一种需要。事实上，这样的人生选择对于加里而言虽然看似是正确的，并且确实是“成功”了的，但是在作者的心中隐隐留下了精神乃至情感被主宰的创伤。结合作者的写作经历，这样的创伤无疑是持久而影响力巨大的。正是这样的“被选择”，使得加里在成年后对人生，尤其是对自己的成长经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甚至于对自己遭受的由于过度的母爱而带来的各种“被选择”式母爱创伤进行了深入反思，坦白中夹杂着一丝洞知世事的遗憾。客观地说，正如加里本人所意识到的，母爱会使人养成坏习惯。我不是说，母亲们不能爱自己的孩子，我只是说，母亲们最好把爱让别人分享。如果我母亲当时有个情人，我一生中不致在每一股清泉旁忍受干渴之苦。
加里多次在书中提到，母亲的这种毫无保留的母爱可以称得上是成年后情感枯涸的原因。对于一个人而言，母爱的得而复失，将使他“终身品尝冷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由于矛盾的情感使加里童年遭受的母爱创伤更引人深思，而这样的母爱创伤是加里一生背负的十字架——宏大的理想和抱负与作者精神层面上认知水平的冲突。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他通过笔名的方式解放个人的心理重担，与另一个自我亲密着而又矛盾着。其实“作家童年期的创伤性情境，与作家人格中的一种轻度弥散性焦虑特质，有着明显的联系”。这一种轻度弥散性焦虑是与较高的理想与抱负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焦虑特质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它一直存在于作家的潜意识中。对于罗曼·加里而言，童年时期为了回应母亲过高的期待，加里对自身的未来有着潜移默化的焦虑。即使在成年后有丰富经历的加里选择以坦白叙述的创作方式对童年所受的创伤进行弥补与治愈，这样的焦虑仍旧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或许也正是这种焦虑迫使他选择一个又一个新的笔名来塑造另一种身份，从而摆脱这种背负较高抱负与理想的童年母爱创伤。
笔名对加里的意义以及母亲对“我”的期待所造成的创伤在《童年的许诺》第二部里有着更为深入的描述。从这一部起，小说就开始描写加里成年离家之后的经历。从上大学起，虽然与母亲的见面次数少了许多，但这并没有阻止母亲和“我”之间通过信件或是熟人托物传达情感。但是，母亲对“我”的挂念以及“我”对母爱的回应却显得更为深层次并充满温情。在温情的背后，尽可能地获取成功一直是支撑“我”度过艰难岁月的信念，同时也是内心时刻焦虑的十字架。在到巴黎上大学不久后，“我”在一份周刊上用笔名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小说发表后与母亲“得意洋洋”的心情相反，“我”感到的是“异样的疲倦和沮丧”。母亲与“我”对于发表小说截然不同的态度恰恰反映了“我”童年时期因受母亲影响而形成的焦虑。与童年时期不同，母亲对“我”的一点小小成就就心满意足，而当年迷迷糊糊开始写作的“我”却对自己所谓的小成功无动于衷，甚至沮丧。母亲与“我”前后心态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将母亲的无限期望逐步转变为心理负担的体现，即使成年之后，“我”逐步达到了母亲当年的期许，内心却还是一直有促使“我”不断前进的动力。这种动力既是“我”挺过战争时期，不断进行文学创作突破的支撑力，也是作家加里心中一直背负着十字架的根源。
在《童年的许诺》的第二部第二十四章里，加里谎称使用笔名发表文章这一插曲也显得格外有趣，且耐人寻味。在初次成功后，加里决定“一口气写到底”，来满足“自己贪婪的需要”，却遭到频频退稿，生活处于窘境。然而由于男子汉的自尊以及不愿使母亲失望的心情，他耍了一个“至今还觉得很得意”的花招。他告诉母亲由于刊物经理人的要求，写了一些商业性稿件，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名誉，他在这些稿件上签署了不同的笔名。他掩盖了自己物质生活的贫乏，声称写这些稿件是“不得已的赚钱方式”，将别人已发表的文章寄给母亲，从而维护自己成功的假象。这个小插曲展现了加里成年后笔名与母亲——也就是加里的童年经历之间的联系。相比于童年时期那种母亲与笔名间似有若无的关系，这里呈现出的关联似乎更为直接。当笔名与母亲联系在一起时，笔名本身对于加里也有特殊意义——是其努力填补童年时期所受到的母爱创伤的象征。因此，笔名此时所代表的符号性含义是不同于前的。之前当母亲鼓励“我”使用笔名时，“我”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使母亲满意，而此处“我”假借笔名，更多的是由于“我”的使命感——使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三、由创伤到十字架
如果说前两部中的“我”的人生是“被选择”的，“我”对母爱是听从、依赖的，那么第三部“我”在艰难的战争年代中，母爱转变为“我”赖以支撑的信念更是作者背上更为沉重的十字架的直接原因。母亲在第三部中的出场，往往借由“我”的回忆，甚至是想象。由实到虚的转变，不仅是写作手法的转变，更是作者情感的又一步跨越。在战争岁月里，母亲的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品质频频以虚感的方式出现在小说中。正是加里对母亲的怀念与敬爱使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充满信心。他与母亲情感的维系物——信件，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他不管到哪儿，这些没有日期的信件总是一封封地寄到他手里。因此离家在外的三年半里，这些信件成了一条“脐带”，输送着“勇气”。在离家在外的日子里，信件作为载体，代替了具有实感的母亲，同样使“我”包围在母爱中。也由此，加里在外经受战争的苦难之时，没有放弃写作。他的一部重要作品《欧洲教育》就是在战争结束的那年（1945年）发表的。“托尔斯泰！”她极其简略地说，“高尔基！”然后，出于对我国的尊敬，她又补充说：
“梅里美！”
……
“是的，妈妈，是的。一定会是这样的，会是这样的。我将按你的愿望去做。”
这些描写都是作者加里想象的场景，也就是他的虚感。同时，这些描写又重提了母亲对于符号象征的迷恋。母亲希望“我”成为文学巨匠的信念已深深植入“我”的脑海。这样的信念不仅是对自我成就的渴望，更是对母亲爱戴、眷恋的体现。至此，小说对母亲形象的刻画提升了一个高度。前文中母亲有时显得无知，有时显得可笑，但在作者的记忆中，最后母亲形象的刻画是十分光辉的。此时，加里已将母亲与他个人的信念结合在了一起。母亲既是他在战争年代支撑下去的信念，同时，他渴望正义，渴望“更辉煌胜利”的信念中也内化了他对母亲的爱。因此，母亲成了罗曼·加里独一无二的符号。这个符号的含义是前所未有的，是所有含义的升华，是坚定的信念、伟大的理想以及对母亲深深的怀念的象征。加里在明白了这些之后，不再像童年时期选择写作时那样“迷迷糊糊又无法推托”，这里的他主动向母亲许诺“一定会是这样的”，并且重复许诺了两次。由被动至主动的转变是加里个人承担起了笔名背后——抑或是符号背后的十字架，而对母亲坚定的许诺是所有十字架中最为沉重的一个。这一许诺并非成年后才在加里心中扎根，正如小说标题，这是童年的许诺，是一直以来加里推脱、迷迷糊糊接受到主动承担的主要对象。
小说的最后以二战的胜利与母亲的去世作结，各种复杂的感情交融在一起，充满了坚定的希望、真挚的哀伤、难以道明的充实与无尽的虚无。“我没有误入歧途。我恪守了诺言。”这是加里写作生涯（1945—1980）中期的一部作品，他认真地剖析了自己，将自己走上写作道路并成为一个飞行员、外交家归结于一个对母亲的许诺。母亲对加里的爱是伟大的，在她临终前，写下250封信托付友人定期寄到“我”手上，给予“我”持续不断的力量，因为母亲“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感受不到她的支持，我就会经受不住考验”。母亲对加里超乎寻常的期望、信任与爱，使得加里一生不断奋斗而充满传奇。但是，这样的母爱对加里而言是一种创伤，更是十字架般的苦难。加里的一生再没有找到母爱般纯净而真切的爱。而如同他以笔名埃米尔·阿雅尔发表的作品《如此人生》（1975年）中写的“没有爱是不成的”，加里最后的人生因缺乏爱的支持而选择了笔名——另一种身份的空隙来生存，当这份空隙也无法填补他的绝望与空虚时，加里选择了死亡。
四、结语
母爱成殇……正是母爱使加里背负了思考人、人性、社会与爱的使命；正是母爱使加里接过了在黑暗中探索光明的火炬；正是母爱使加里努力在混沌中保持清醒，因而背负起罪罚与荣耀并存的十字架。这一十字架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抑或是整个人类的。它因沉重而隽永，因痛苦绝望而熠熠生辉，更具普世价值。注释：
①②罗曼·加里：《童年的许诺》，倪维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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