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赋祺

　　《他人的脸》是安部公房在1964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安部公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市小说系列的开端，故事并不复杂：主人公“我”是某研究所从事高分子化学研究的负责人，在一次实验事故中被液氮冻伤，脸上留下了形似烧伤的、水蛭窝样的瘢痕。为了掩盖脸上的伤疤，“我”缠上了厚厚的绷带，但失去面部的“我”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生活，甚至与妻子也几乎“断绝了关系”，试图猥亵妻子却遭到剧烈的反抗。在一次与记者K的交谈过后，“我”认同了K关于“表情是连结自己和他人的通道”的看法，决意制作假面恢复与他人的通道。于是“我”利用各种技术与巧思制作了一张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塑料面具，戴上假面后，“我”在同妻子恢复关系与报复妻子两种念头间徘徊，最终选择以假面诱惑妻子并与之通奸，并在第二次约会过后把藏身之处的地图交给妻子，让妻子翻阅“我”在此期间记录思想和行动的三本手记，让妻子做最终的决定。而“我”在家却迟迟等不到妻子的归来，终于忍不住回到藏身之处，看到了妻子的信：原来妻子早已识破“我”拙劣的假面，然而妻子以为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是“我”对她辛苦的犒劳，得知这是一场报复性的引诱后，妻子失望至极地离开了。绝望之中“我”再一次戴上了假面，拿着气枪走上街头追索失踪的妻子。

　　然而安部公房用三部手记与两封信、众多的追记、栏外附注等材料构建了一个叙事的迷宫，叙述、幻想、议论与应答，统一于“脸”之主题下的众多要素相互流动交织，构成了一张含义丰富的网，一方面拉长了理解的进程，使阅读更富趣味，另一方面这些要素也作为安部公房思想的衍生物向我们展示作家丰富的精神世界。下文就尝试从叙事策略的角度，从回顾主体和叙事闭环两个方面分析这部作品。

一、分散在不同时空中的回顾主体

一般而言，回忆式的手记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回顾主体（追忆往事的主体）。小森阳一在分析夏目漱石小说《矿工》的著作《作为事件的阅读》中以基督教式的忏悔为例，指出这个回忆的主体“我”通常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存在一个现在的自己可以对过往的事物加以评断；（2）这个正在追忆的“我”必须有一套能辨别是非善恶的价值体系；（3）追忆的“我”不能位于过去作恶的“我”的延长线上。换言之，传统追忆文本的回顾主体要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在发表言说的过程中不再受到来自过去事件的干扰，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须做一个彻底的切割，把过去作恶的“我”作为他者彻底地对象化。随之产生的后果是，为保证叙述者的身份不被动摇，过去的“我”肯定在故事中存活到了最后，并且在某人某事的干预下彻底悔悟，这个结局在叙述发生的一开始就是确定了的。

　　然而，“优秀的第一人称追忆小说肯定设置了某些技巧，表面看来是在安安稳稳地回忆，但对过去的叙述中却掺入了龟裂，由此引得写作主体发生动摇”。毕竟被回顾的自己和正在回顾的自己之间存在着一条流淌着的连续的时间，回顾的自己也就难以断绝变形的可能。

　　安部公房显然有别于平庸，在《他人的脸》中，安部公房把主人公记录的三本手记（文本的主要部分）分别抛向了三个不同的时空，且距离我们（阅读者）最近的完成灰色手记的那个叙述者还要在终局之前。这就使得作为叙述者的“我”成了一个变动不居的精神实体，“我”在追忆时引发的思考与联想拥有了某种即时性，深入精神内部向阅读者动态地展示叙述者观念演变的历史成了可能（区别于过去的精神之外的“我当时想”“那时以为”这样的外部表述）。

　　“我”在完成第一本黑色手记时，白色手记中开始酝酿的恶念还未凝结成果，诱发“我”制作假面的动机只是为了“恢复与他人的通道”，弥合与妻子的关系，因此在第一本黑色手记中，作为正在回顾的“我”，对脸的价值是贬义的，不论是与K讨论战争时期士兵的脸，还是和古生物学家讨论关于肤色、种族的问题，再或者是关于“自我粘性度”的遐想，无不表明“我”把“以脸识人”的行为看成是人性之弱点，并且对使用假面仍然怀有恐惧：“法衣创造了僧侣，制服创造了士兵。或许怪物的心也是由怪物的脸面创造出来的。”

　　写下第二本白色手记时，“我”“祈求与你之间恢复通道的愿望和与此相反想破坏你的复仇心纠集在一起，相持不下，最终发展到难分彼此的状态”；而灰色手记中的“我”却愤怒地毁绝了“通道”，只把假面作为记录妻子不贞的隐秘相机。从不同笔记中叙述者的观念转变，以及篇中丰富得过了头的即时联想（篇幅远大过行动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体验），我们可以同时把握作为叙述者的“我”和作为对象的“我”的几乎每一处隐秘角落与变化中的细部。不仅如此，从这种直播式叙述中我们还可以体验到一种现场感。

　　但由此而生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安部公房不直接采用日记体来展现这些要素？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追忆者的叙述往往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记忆只是它的材料，那些与主题无关的记忆将遁入黑暗，而日记作为每日记事的载体，主题几乎是每日都在变动的，读者在阅读时或许能从纷乱的（如果日记力求真实，相对于一个主题而言就必然是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检索出有效信息还原出故事，但这种还原是建立在一种解密式的阅读上的，与真相无关的信息将会被抛开，并且日记也不利于作者围绕脸展开议论的另一层需求。

　　此外，作者对手记之外的众多非主体部分的记录（“我”的信、妻子的信、追记、栏外记）重新排序，很好地维持了保留悬念与突出主题之间的平衡。

二、以人称为材料建构的“第四堵墙”

近现代的戏剧演出中，有“第四堵墙”的概念，指的是假定舞台与看台之间有一堵单向透明的墙，使得演出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看，舞台内部的交流形成一个闭环，各位扮演者在交流时不会“表演”交流而是真正地交流，从而还原舞台的“真”。

　　在传统的第三人称小说中，“第四堵墙”是天然存在的，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而对象在故事之内，只要作者不让角色对读者直接发言，故事内的角色交流就成了一个单纯的闭环。但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由于总是存在一个（或者假定存在）作为倾听者的读者“你”，同时作为亲历者与叙述者实际上已经破墙而出了。这种内外交流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它开放了文学作品的场域，在读者与角色中形成了新的通道，为文本承载更多内涵提供了可能，但作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破墙行为可能会破坏事件自身的悲剧与严肃性，因为读者可能带入的并不是角色，而是作为讲话对象的“你”。安部公房在《他人的脸》中则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重新竖起了这面无形之墙：作为文本主体的三部手记，第一对象“你”不是阅读者，而是作为故事中角色的妻子。这样一来，与“我”的信、妻子的信、栏外附注等其他指向明确（第一阅读者都不是小说读者，而是书中的某人）的诸多材料一道，整部小说内部的所有材料重新连结成了一个闭环。尽管小说中的人物用第一人称尽情开放自己的情绪与思想，但因为存在着一面单向透明的玻璃墙，读者不至于马上意识到自己是局外人，从而能站在角色立场上感受思维的风暴。

　　注释：

　　①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杨炳辰、郑民钦等译，珠海出版社，1997，第56页。

　　②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杨炳辰、郑民钦等译，珠海出版社，1997，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