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笑倩

　　作为加华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张翎多年来佳作频出，其小说一直以独特的文学魅力吸引着众多读者。她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她的作品总能用作家特有的女性视角观照异国他乡的华人生活，为她的读者揭秘海外华人在远离故土的另一片大陆上辛酸艰难的异邦生活经历。

　　在张翎的写作世界里，异乡书写不仅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也吸引了许多相关研究者的注意。韩菲的硕士论文《论张翎作品中的“原乡”与“异乡”书写》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张翎作品中原乡与异乡紧密的互动关系。王利青也提到了张翎通过描绘异乡的街道景色和塑造人物形象来完成异乡图景的描绘，她尤其注意到了作家对“牧师”形象的刻画。饶芃子认为她的写作不仅跨越了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的边界，更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由此可见，异乡书写不仅是张翎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研究张翎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一、避难所的建构

张翎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依靠独特的写作手法，她真实的海外旅居体验也对她的写作多有助益。她书中的人物在原乡与异乡之间辗转，这其中由于生活环境、社交环境的变化而导致人物心理的嬗变，作家拿捏得分外精准，一是因为作家敏锐的感知力总是能及时触摸到这些细微的情感起伏，二是作家体验过相似或相同的心理变化，她笔下那些远赴重洋的女性角色的心理嬗变或可看成是张翎本人的真实情感写照。

　　张翎的新移民文学书写着意要展现的，已不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交锋，而是一种融合与对话。过去针对异乡书写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异乡图景的展示描绘，以及“原乡”和“异乡”两种空间的交流与对话上。关于“异乡”的描绘，既包括对异乡，主要是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主的北美大陆风光、城市街景和乡村农场的景致描绘，也包括对异乡人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民族风情、宗教文化的展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家的许多作品里，人物的“逃离—归来—逃离”已经成为一种惯常的行动路线，而在这一行动路线里，人物“逃离”的目的地，往往是与祖国相隔万里的北美异乡。于是在“逃离”的母题之上，围绕着异乡书写，作品再次建构出了另一套模式，即一种可被称之为“避难所”的书写模式。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分析作家国木田独步的作品《难忘的人们》时曾言：“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箭飞教授在他的文章《风景与民族性的建构——以华特·司各特为例》中也提到：“天然的风景也是一种文化的空间表述，彰显出人类的境遇。”风景与心境之紧密关系已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证实，由此可见，作家笔下的景物描绘，都服膺于作家的感情流动，作家对异乡场域的种种描写叙述，与作家本人的心境密切相关。

　　但需要明确的是，避难所模式的建构不仅仅以异乡的风景描绘为基础，且本文所指的异乡也并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上的异域，异乡避难更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位移。异乡这个场域不仅包含了地理位置，还包含了异乡风情、异乡文化、异乡人等诸多要素，而“异乡避难”更多地呈现了人物处在异乡场域中所接受的精神上的疗救。所以在这种避难所模式的建构中，异乡场域所包含的诸多要素缺一不可。

　　作家在异乡书写中进行的此种避难所建构，一方面是情节递进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旅居海外心境变化的具体体现，所以在描写时，出于情节处理的必要和彰显作家情感的需要，张翎赋予了笔下异乡场域救赎和避难的双重属性，这也就解释了张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遇到人生之“难”时，为什么作出的选择往往是逃离“原乡”，去往“异乡”。

　　中国人在原乡所遭遇的种种灾难和生活异变，成为了他们将自己的根从原乡拔起，又一头栽进异乡土地的一个重要契机。在张翎的笔下，他们往往能在异乡场域中暂时规避他们在原乡所遭受的精神“灾难”，从而发现自我，获得新生，这也是可将这种异乡书写称为“避难所”模式的原因。

二、建构的不同方式

（一）避难所模式建构在地理空间的阔大与狭小所产生的强烈对比中

家乡藻溪作为作家记忆中的故乡也成了其笔下诸多人物的故乡反反复复出现，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创造者张翎拥有共同的故乡。在作家笔下的那些人物认知里，故乡留在记忆中的，除了如诗如画一般的山与水，就是人生无处延展的“狭小”了。

　　在《交错的彼岸》中，张翎是这样描写黄蕙宁从上海回到温州后的生活的：“蕙宁很快就重新适应了小城的拥挤狭小和喧嚷，甚至小城的饮食起居习惯。”在蕙宁接到加拿大人谢克顿教授寄来的信时，作家又是这么描述蕙宁的姐姐萱宁当时的心情的：“萱宁深知在小城这样的一潭死水中很难见到一丝波澜，若在小城继续待下去，她很快也会成为死水中的一滴。”如此可看出书中人物，抑或是作家对故乡的印象：拥挤、狭小、喧嚷。她把故乡看作是波澜不起的一汪“死水”。而与故乡的逼仄压抑相对的是北美在地理空间上的阔大。同样是在《交错的彼岸》中，作品开篇的景色描绘，作家不吝笔墨地展现了资深记者马姬二十八层的办公室外的加拿大多伦多的景色，浅灰色与天交接，一望无际的安大略湖，以及那劈头盖脸铺陈下来的蓝天。美国人彼得·汉福雷的家族拥有占地一千多公顷的土地，上面种着颜色各异的蔬果，每当他爬上红杉树，就能眺望加利福尼亚苍茫的远山。诚然，不可否认，北美大陆与中国在自然地理环境上存在着客观差异，相较人物所处的中国浙南地区，北美在地理空间上和人物视觉上呈现出更为阔大的自然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有了异乡阔大的空间上的对比，原乡地理空间的狭小与逼仄就更加凸显了人物心灵的压抑和苦闷，且这种小空间带来的逼仄感只会在人物处在原乡空间时产生，所以在《交错的彼岸》中，黄蕙宁在加拿大留学时的住处不过是小小的一间阁楼，没有几件家具，生活情况比之国内更为艰苦，但人物心灵上的煎熬已经改换面目，不再是由过去那种空间的狭小逼仄所带来的了，这种拘束感、束缚感也因为人物的本土逃离而被逐渐消解了。

（二）异乡的避难所功能，体现在异乡人物与原乡人物行为模式的对比上

以小说《劳燕》为例。《劳燕》中围绕着阿燕的三个男性也处在不同的思维模式下，用他们不同的行动影响着阿燕。

　　刘兆虎，阿燕的同乡，也与她是青梅竹马，刘兆虎曾一直是阿燕心中支撑她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但这个支柱却因为刘兆虎一直无法从阿燕被日本兵强暴的过去中走出，因他的不断躲闪而渐渐坍塌了。

　　牧师比利，给了阿燕父爱，他与阿燕的故事最初起源于他们之间“拯救—被拯救”的关系，这种拯救既是肉体的拯救，也是心灵的拯救。

　　教官伊恩，给了阿燕爱情。在他眼里，阿燕就像是自由的风。他与阿燕孕育了一个孩子，是阿燕一段美好感情的寄托。

　　在张翎的另一部作品《邮购新娘》中也有相似的情节。来中国传教的牧师约翰救下了倒在他门前的小姑娘路得，与亲友走散、饥肠辘辘、裹着小脚的路得在约翰的帮助下放了脚，进入学堂学习，成了那个小县城少有的女学生，她在约翰创办的学堂的基础上创立了红星小学，在她过世之后，她的雕像仍然伫立在小学的一角供世人怀缅。

三、避难所之源起

张翎是于20世纪80年代旅居加拿大的，那个时候的移居者已经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台湾往美国求学的留学生了，那时的留学生们对异乡生活感到无比的苦闷，因找不到未来的出路而彷徨寂寞，又由于不知自己是从哪儿来，“失根”的困惑感萦绕不去。在张翎的作品中，与北美大陆的格格不入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灵冲击已经不再成为这一时期的移民文学所要表达的主题了。

　　张翎在原乡和异乡都有过生活体验，在她的作品中，既不再出现浓烈的对爱国情怀的抒发，也没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偏见，但既然在创作中她进行了将异乡作为她笔下人物的避难所的尝试，那么在她的作品中，对异乡的描写总会或多或少呈现出正面倾向的描述。当然，这与客观的历史史实不无关系，但如果从作家自身的情感态度出发，或许能从张翎异乡书写中惯用的避难所模式来一窥几十年来移民海外，尤其是移民北美的华人作家的情感流变。

　　在张翎的多部作品里，女性角色一直是她倾尽心血创造的对象，在《阵痛》中，宋武生似乎是她的众多作品里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极为接近的形象。“接近”并不意味着完全一样。福斯特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尽管是虚构的，是被人臆想出来的，但这些虚构人物也是融入了作家本人的血肉的。《阵痛》并不是张翎本人的人生回忆录，它只是她创造出来的带有她本人及其家人影子的虚构作品。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虚构人物宋武生与作家张翎本人之间存在许多能够相互对应的相似之处。

　　张翎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煤炭工业部做翻译，因为需要参与处理多项国家项目，她有了许多出国的机会。一次前往加拿大的工作经历使这个国家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二十四小时都有的淋浴热水让她无比惊异，这与她在北京时一周只能去一次公共澡堂洗澡的经历产生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在《阵痛》中，从纽约返回的宋武生内心产生了如此想法：“纽约给她打开了一扇陌生的门，从那扇门里出来，她就丢失了爹娘给她的那双眼睛。”“平生第一次，她认识了贫穷两个字。”这仿佛是作家在借人物之口讲述当年自己自加拿大回国后的切身体会。在其他相关访谈中也有人曾指出过出国经历对张翎本人的深远影响：“重返中国是个困难的决定。张翎越来越不安于她的译员工作。”“她母亲告诫她，一旦她在中国结婚又有了孩子，她这辈子就算完了。她母亲敦促她移居西方。”

　　可以想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进的加拿大与正处在发展中的祖国的强烈对比，在和国家一起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张翎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震动。当《阵痛》中的宋武生坐在窄小的单位宿舍里，想着未来自己的人生不过是跟着另外一个男人住进另外一个狭小的宿舍，由此心生寒噤时，我们也不难想见当年在北京做翻译的张翎从加拿大回国后心灵产生了如何剧烈的变化了。

四、结语

尽管，多年过去，张翎的小说已经开始逐渐淡化这种避难所式的描写，在她近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合集《人生三部曲》里，张翎也创作了将焦点完全聚焦于国内的作品，尝试着去描写那些身处国内，完全没有在异国生活求学经历的人物的悲欢喜乐，但是不得不说，作为华人作家，结合了她本人经历的异乡书写仍然是她写作的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而带有作家个人情感倾向的异乡书写，也是她人生心境的真实写照，更是她作品牵动读者心灵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