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小序论述_名家名作_杂文_网络文摘

喻敏

一、《狂人日记》和鲁迅

1881年，鲁迅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年代，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这对鲁迅思想的产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鲁迅和农村的人们有所接触，感受到农民这一生所受到的苦难、不幸和压迫，使他后来一直关心农民的命运，深切地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在1906年的日本，目睹中国人面对人被杀时的麻木、冷漠、无情。“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鲁迅明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只能让他苟延残喘地活着，他骨子里依然是麻木的、愚昧的、落后的，只有从思想上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仙台事件”发生后，他想用医学的方法拯救国民的愿望彻底落空，“弃医从文”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重大进步，早期的爱国主义已提高到自觉的阶段，从个体自我上升到广大人民群众，把群众的醒悟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是鲁迅对自己幼年、成年世界所见所闻的反思与追问，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礼教习俗的指责。鲁迅说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表露出来”。

　　《狂人日记》格式特别，采用了新的叙事形式，由十三则无年月的日记合成，叙事方式泾渭分明，所有的叙事都带有主人公的情感，“我”与“余”之间的反差构成反讽结构，立意鲜明。文言中开场交代《狂人日记》的十三则日记乃是出自一个患“迫害症”的人笔下，是他在“大病”中的言行记录。正文的日记用白话，又与文言拉开距离，这种一边贴近文言、一边又与文言分离的形式，给人以陌生化的效果，十三则无年无月的白话日记，是“病中人”所写。故事开头的文言小序，出于“正常人”之手。文言中的“正常人”，实则是在“铁屋子”里性情被腐蚀、愚化掉的知识分子。日记中的“狂人”没有精神病，却因为觉醒、反叛、抗争，被世俗中人看成是一个狂人。这一好一坏、一新一旧，构成强烈的反讽。

二、三类叙述人形象与类型

（一）病中的狂人

《狂人日记》是以主人公心理活动之曲折流动来组织的小说，一反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没有明确的故事梗概，只是狂人的“迫害症”思想组成的零碎的生活场景片段。较之故事离奇、情节曲折蜿蜒、作者有全知功能的传统小说，《狂人日记》作者则采用了第三者的叙述立场，故事是任由主人公来发展的，记录主人公言行，作者不干预故事发展，也不干预人物要说的话，冷静旁观，等着故事自己发展，一切非常自然。

　　狂人的形象是鲁迅战斗精神的代表，也是早期觉醒的致力于救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当时，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民众也初步了解了西方的经济政治水平，民主共和也渐入人心。1915年，面对尊孔复古的逆流，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了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他们企图从政治上转移到文化思想上，改革旧文学，从思想上对民众启蒙、宣传民主，向“救中国”这个目标进军。而在这个拯救的过程中，作为新的觉醒者和改革者，他们的团体力量还未滚成偌大的雪球。相对于泱泱大国，他们的力量确实小。新文化运动是失败的，但不妨碍我们理解狂人这个形象。狂人反省“自己也曾吃过人的肉”，并冒着被人吃的危险，“诅咒”和“劝转”“吃人的人”，他是在给世人敲警钟。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这是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思考的结果，和鲁迅早期呼唤独立的“精神界战士”相契合，也是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觉者们热情的呼唤。虽然面临着困境，但他还是用实际行动反抗他憎恶的一切，狂人的狂，非疯狂、癫狂、痴狂、轻狂，而是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无所畏惧、大胆变革，有理想、不自私、排除万难、呼啸前行之勇猛精神，这是当时需要的时代精神。正是知识分子们无所顾忌的“狂”，一往无前的狂人精神，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前进。

（二）病好的狂人

鲁迅在文中提到狂人接受了治疗，到后来治愈，进而成为我们知道的第二种人：病好的狂人。病好的狂人躬行着曾经憎恶、排斥的一切，他的“疯”本就来自新旧文化价值的对立，现在新旧价值的批判标准淡化，他对旧有价值的反省不复存在，已治愈的狂人的状态，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堕落（被社会同化）后的真实反映。他可以谈笑风云，和朋友去游玩，四处为官。他主动接受治疗，把自己之前患的疾病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在朋友之间相互传阅欣赏，当成是笑料。世人作为“看客”，欣赏他的无理取闹。他在表明现在我的言行和你们一样，我可以进入大环境中，和之前不愿和吃人的人为伍，极力地想挣脱出来，形成巨大的反差。在和社会的交往中，他表现出来自心底的自觉，和朋友游玩，可以侃侃而谈。他不排斥身边人的生活方式，甚至为了生存下去，愿意和别人一样。他的病治好也就意味着他的堕落，他的立场由以我为中心判断身边的人变成以别人为中心衡量自己。他从提醒别人小心被吃的角色转换到大家是对的，我和大家一样，也加入了维护封建秩序的队伍里。

　　病好的狂人形象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觉醒知识分子堕落后的形象。国门被打开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接受了国外的民主与科学，企图探索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在革命道路上，他们要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政治的压迫、民众的干扰、生存的选择，此时知识分子的发展是不完善的、脆弱的，意志不坚定，终不免受到各种诱惑。他们的堕落，是多个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个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我们在鲁迅后来的作品《在酒楼上》中还可以看到。《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也曾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起初是一个感情炙热、斗志勇猛的改革激进者，在经历挫折后变成“模模糊糊”“敷敷衍衍”的颓唐者。他有能力去挣脱铁屋子的束缚，可他摆脱不了铁屋中人的身份。吕纬甫自甘堕落的悲剧，和病好的狂人悲剧类似，他们是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落潮时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悲剧代表。

　　鲁迅写病好的狂人，不仅在写那段特定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也在暗暗讽刺目标不坚定的革命人士，缺少反省，缺少革命到底的毅力，他们觉醒时的理智、冲动都屈服于现实。“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中国的文人……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无法正视，也就不成气候，他们终究要用铁屋子人的身份自居。而病好的狂人，他的存在是可以被理解的，革命人士的思想发展不成熟，意志不坚定，复古逆流的力量强大和迫于生存的压力使他们堕落。

（三）狂人的哥哥

日记中狂人的哥哥，是次于狂人的重要人物。“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首先，他不仅是狂人的哥哥，还是狂人的同学。其次，我们可以得知，哥哥和狂人一样在新式学堂里学过西方的现代民主。哥哥的形象是封建制度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哥哥是封建家庭里长大的人，也是封建教育培养下的吃人魔，他是作为与狂人思想、性格、行为冲突的对立面出现的。哥哥代表的是旧制度的维护者，他们虽接受了新思想教育，却依然维护旧制度，让更多的人在旧制度中有序地生活。鲁迅批评他们是“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心”。上一代人对他们的压制，经过他们又压制下一代人，他们的手段也就只有愚化民众，在时代需要民主的时候，他们还是冥顽不化，维护家族制度和礼教，最后也只能是民主革命思潮的对立面人物。哥哥形象的出现，让狂人这个开始觉醒的家族制度的叛逆者形象更加真实与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