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齐

　　徐渭是我国明代中叶杰出的书画家、文学家、戏曲家，其杂剧作品《四声猿》更是被微道人誉为“明曲之第一”。《四声猿》的创作主旨历来都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加上徐渭自己也一直有意隐藏自己的创作意图，致使对《四声猿》的题旨众说纷纭。

一、《狂鼓史渔阳三弄》主旨探究

关于《狂鼓史渔阳三弄》的创作主旨，学术界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认为《狂鼓史渔阳三弄》是为了悼念被严嵩杀害的好友沈炼而作的。正如徐仑在论著《徐文长》中所说，徐渭作为穷秀才，“只能采用文艺戏曲的创作揭露严嵩借刀杀人的阴谋”。

　　二是认为《狂鼓史渔阳三弄》中徐渭以祢衡自喻，祢衡之骂亦即徐渭之骂。刘玲认为祢衡是徐渭“化身入戏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作者本人精神面貌的活写真”。还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徐渭对胡宗宪的矛盾心理，使得在《狂鼓史渔阳三弄》的最后，祢衡还是宽恕了作恶多端的曹操。

　　更多的学者支持第三种，即祢衡既有沈炼的影子，也有徐渭的影子，《狂鼓史渔阳三弄》不只是悼念沈炼，也不只是徐渭怒骂。正如周群、谢建华在论著《徐渭评传》中认为的：“何人是祢衡的化身，我们认为不可太过胶执，似乎既有沈炼之骂，也有作者之骂。”

　　笔者认为，一方面徐渭此剧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沈炼怒骂严嵩之事，这一点学术界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但另一方面严嵩父子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就已倒台，而《狂鼓史渔阳三弄》应是创作于万历年间，根据时间而言，严嵩早已得到应有的惩罚，沈炼的大仇早已得报，徐渭此时应该是没有之前那般激愤的心绪来用隐射的方法痛骂严嵩的，因此，如若是纯粹认为此剧仅为吊沈炼之作，则未免缩小了其剧作的现实意义。因此笔者比较支持第三种说法。

二、《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主旨探究

《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一文一武，且主角都是女性，堪称姊妹篇，因此学术界多将这两部剧合在一起分析。对其主旨大概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悼念翘张二人说”。这一观点主要支持者是王定桂，他在《后四声猿序》中认为徐渭辅佐胡梅林平定徐海之乱，其中多亏有海妾王翠翘的暗中帮助。徐海平死后，翠翘也随即自杀，因此《雌木兰替父从军》一剧当是吊翘；后来徐渭狂疾发作，误会自己的继室王氏与僧人通奸，将美且有才的王氏杀害，清醒之后痛悔不已，因此认为“《女状元辞凰得凤》，悼张也。此皆以猿名，固宜”。

　　二是“肯定女性价值说”。如骆玉明、贺圣遂二位学者认为这两部剧都体现了徐渭前卫的女性意识；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认为这两部作品尊重女权，“一反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歌颂了女性的智慧和品质，塑造了她们的可爱的形象”；栗鹏也在论文中认为这两部剧都是对女性的歌颂和赞美。

　　三是“同情女性命运说”。程毅中认为徐渭是想通过这两个故事来反映封建思想对女性的压迫之深。徐明安则认为木兰、黄崇嘏二人结局并没有程毅中所认为的那么悲哀与无奈，而正是徐渭理解妇女的悲苦，同情妇女的命运而特地为她们安排了琴瑟和谐的大团圆结局，使她们可以更好地享受人生。

　　四是“保持一己本性说”。如张进德认为《雌木兰替父从军》中的花木兰和《女状元辞凰得凤》中的黄崇嘏都是女子，而女子的最终归宿就是嫁人为妻、相夫教子，因此作者让这二位巾帼英雄最终回归到了家庭，是皈依女儿本性的体现。并由此推断，徐渭的这两部作品并不在于歌颂女性的文韬武略，而是在于“颂扬人保持一己本性的可贵”。

　　五是“借此为己立言说”。正如徐朔方所说徐渭作此二剧主要是为失意文人鸣不平；周群、谢建华也认为《雌木兰替父从军》与《女状元辞凰得凤》正好“分别表现了徐渭‘请缨雄’之夙愿难酬，与科场功名未遂的深沉悲叹”。

　　笔者认为，“悼念翘张二人说”中，雌木兰吊翘与徐渭进入胡宗宪幕府的时间，以及王骥德所记载的创作时间皆不相符合，而女状元悼张不仅与王骥德记载的“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完全相悖，而且也与徐渭在剧中所表达的“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暗点头”这一旨趣相去甚远，故不可信。而“保持一己本性说”不免有些偏激，无论是从篇幅还是从情节来说，都与徐渭在这两部剧中的侧重点相违和，因此也暂时存疑。而对于观点二、三、五，笔者认为皆是可信的，“肯定女性价值”和“同情女性命运”是客观而言，而“借此为己立言”则是主观而言，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结合来看。

三、《玉禅师翠乡一梦》主旨探究

《玉禅师翠乡一梦》是徐渭早年创作的杂剧，而其创作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戒淫说”。持这一观点的，以澂道人为代表，他在《四声猿原跋》中指出此剧是为了“戒淫即以启悟”。

　　二是“忏悔说”。如王定桂在《后四声猿序》中便认为此剧是忏僧冤；但顾公燮却认为此说没有依据，不能全信。

　　三是“自喻说”。如《曲海总目提要》认为徐渭在晚年后悔之前发狂杀妻、憎恶僧侣，因此写下《玉禅师翠乡一梦》一剧自喻；季学原更是根据玉通和尚的名号和徐渭的别号暗合这一点，以此认为作者是借玉通抒发自己的心声。

　　四是“愤怒报复说”。如吴新苗认为《玉禅师翠乡一梦》就是一个写愤怒、写报复的故事。

　　五是“佛门虚伪说”。叶长海认为《玉禅师翠乡一梦》是一部讽刺喜剧，可与莫里哀《伪君子》媲美。肖罗也认为徐渭创作《玉禅师翠乡一梦》应是受到了其三十一岁在杭州玛瑙寺居住时目睹佛门虚伪、僧徒卑劣的影响。

　　六是“官佛相争说”。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本剧既写政权与佛权之间的钩心斗角，又写生理欲望与清规戒律的尖锐冲突；冯俊杰亦提出，《玉禅师翠乡一梦》是封建政治为控制宗教领域而引起的官府与佛门之间的斗争。

　　七是“追求真我说”。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玉禅师翠乡一梦》一剧中只要是真性情的人，妓女都能得道升仙，从而表达了徐渭对传统宗教思想的否定与批判。罗桂珍也认为徐渭为人为文都追求“真我”，因此该剧的结尾柳翠重登佛门，这显然是很合徐渭心意的。

　　八是“肯定人欲说”。贺圣遂指出《玉禅师翠乡一梦》是第一次引入当时的社会新思潮，从而集中反映出了肯定人欲的思想。周培松也指出《玉禅师翠乡一梦》和西方的《十日谈》一样，都表现了禁欲主义的幻灭。

　　九是“参悟佛法说”。如刘玲认为徐渭通过玉通和尚与柳翠这一僧一妓、一男一女的强烈反差，来完成对佛教、对人生的追寻。朱振宁也认为《玉禅师翠乡一梦》体现了徐渭“早期儒释融通、三教合一思想的萌芽”。

　　笔者认为，观点一属于卫道士惯用的论调，与徐渭本人追求相去甚远，不足为信；认为是忏悔寺僧之冤屈以及认为是徐渭借玉通和尚自喻的观点二和观点三，都与目前学术界公认《玉禅师翠乡一梦》为徐渭早年之作的结论不相符，可见是以讹传讹；而观点四，即所谓的愤怒报复说，不免又太过肤浅片面，且降低了徐渭及其作品的内在品格，也不足为信；而观点五和观点六又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据考证，徐渭创作此剧的时候正是徐渭潜心研究佛学的时期，且从徐渭历来的诗集看也并没有对佛学不满的言辞，他还著有《首楞严经解》，再加上徐渭虽然痛恨严党，但就其一生而言，他始终在积极入仕，希望有所作为，故“佛门虚伪说”和“官佛相争说”还值得商榷。

　　而对于最后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可以综合来看。徐渭作此剧时正值明王朝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崛起、心学兴盛的时代，因此徐渭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抛弃了因果善恶这类说教，转而开始描写僧人的人欲，对佛教的禁欲主义提出挑战也是很正常的。同时，徐渭自己对佛法就有着很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渴望可以寻求真谛。因此徐渭的这部《玉禅师翠乡一梦》不妨看作是徐渭想借此剧否定佛教的禁欲主义的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在佛学中寻求更好的修行方式和更好的解脱途径。虽然剧中人物都圆满顿悟而去，可现实的徐渭还在苦苦追求，从而形成鲜明对比，更加体现徐渭的悲戚苦闷。

四、结语

徐渭作为明代文坛上的一位“奇人”，无论是其坎坷波折的经历，还是其出类拔萃的才华，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他的戏剧作品《四声猿》更是代表了明杂剧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戏曲创作有着深远的意义。其四部剧的主旨都各有不同，且后世对其主旨的探究也是观点迥异，但从整体上来看，却又是从始至终地表达其猿啸之哀的主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