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11 月,在巴黎的圣母咖啡馆,来自丹麦、比利时、荷兰的美术家共同成立了CoBrA 社团,CoBrA由哥本哈根(Copenhagen)、布鲁塞尔(Brussels)、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简写组成。由于字母组合与英文“眼镜蛇”一词同形,亦有译作“眼镜蛇”社。作为二战后新的美术团体,他们签署了一个宣言,声明他们只创作源于自主想象的作品。 “眼镜蛇”社被视为现代荷兰乃至欧洲艺术史上的一场先锋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眼镜蛇”社运动产生了空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今天的绘画作品中依然能够看出。但最初这些艺术家们举办画展被人们批评是在破坏艺术。“眼镜蛇”社到1951 年就解体了,虽然它只持续了短短几年,但提及二战后的欧洲艺术,西方现代美术史的各种版本都有关于“眼镜蛇”社的章节。“眼镜蛇”社的一些主要参与者,并未随着社团解散而销声匿迹,他们继续活跃在艺坛上,成为颇有建树的艺术家。“眼镜蛇”社的发起人卡雷尔·阿佩尔(Karel Appel)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卡雷尔·阿佩尔出生在荷兰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人街区长大,他十四岁时开始绘画。最初阿佩尔的父母坚决反对他成为艺术家,他决绝地离家出走,追求艺术理想。1940 年到1943 年间,阿佩尔在阿姆斯特丹学习绘画,并与年轻的画家柯奈(Corneille)成了亲密的朋友。阿佩尔的绘画风格受到毕加索、马蒂斯和让·杜比菲的影响,又力求摆脱现代主义经典人物确立起的一些规范,用更加大胆恣肆的个性化方式,传达自身的思想感情,他像孩子一样,热衷即兴创作,以未经调和的色彩和线条描绘人物,从1947 年开始,他使用各种明亮的颜色绘画,如白色、红色、黄色,并借鉴“原始的”美术,效法儿童和非专业画家的创作。阿佩尔不喜欢外人观看自己的作画过程,“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画家,我解放自我,走向表现,从我了解的所有传统中解放自我,从我以前学过和见过的那些东西中解放自我。这就是我摆脱的,我抛开它。我总是说:‘绘画是对它之前事物的破坏。我从不尝试画一幅画,而是当作生活的一部分。绘画是一次尖叫;是夜晚;是孩子;它是猛虎被困在笼中。’”这段话表达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反叛精神。他“像孩子一样”的绘画在阿姆斯特丹受到很大阻力,为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的自助餐厅绘制壁画引发非议,被蒙上了墙纸十年之久。但是他的绘画在巴黎和哥本哈根却非常受欢迎。如今,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都有展出。伦敦泰特美术馆收藏的《疑惑的儿童》是卡雷尔·阿佩尔的代表作之一,集中反映了“眼镜蛇”社运动的风格特征和创作理念。
《疑惑的儿童》这幅作品的尺寸是87.3 厘米×59.8厘米,形式是选取了简单的矩形与圆形的木头钉在了木质的百叶窗上,又用水粉画了几何形的孩童形象。作品左上角一张脸瞪着大大的眼睛,张着嘴,用放射状短线条配合矩形,用蓝色的脸与红色结合,成了作品中第一眼看到的形象。同时这个形象也是画面中唯一开口的形象和情感最强烈的形象,可能在发起疑问,或许带着些愤怒,在整件偏暖色的作品中成了最显眼的存在。在他的右下方是一个类似于猫的方脸的形象(带有红色黑条纹的大尾巴),绿色的脸、红色的鼻子、蓝色的身体,表情呆滞中透露着一些愤怒。紧挨着他的是整幅作品最呆滞的形象,用圆形木块制作的脸,孩子张开双手,也是整幅画中最无奈的表情。作品左边的中间是一张没有嘴的脸,更醒目的是下方红色的悲伤的脸,黄色点出的眼珠有些外扩,反而更好地传达出了令人不快的悲伤情绪。作品右上角是类似于小丑面具的脸,红色的圆圆的鼻子与蓝色的竖起的耳朵,涂满了不同的颜色,眼睛却是空洞的,仿佛表现出震惊。作品右下角的形象第一感觉像骷髅,是已经死去的形象,手臂却举着,似乎在呼救。它左边的形象已经无法辨认是什么东西,可能已经头身分离,也可能只是别的动物。作品左下角是一个竖着的长方形,却有手有脚,是这件作品中最可爱的形象。
这幅作品从创作形式上看,模糊了绘画与雕塑的界限,通过木块的形状表达人物的身体部分,所以并不能单纯地定义为绘画;而制作的身体部分又是那样的平面,仅通过颜料来表达对象的细节,所以并不能作为单纯的雕塑。同时这幅作品用木板作为画布,作为规定形体边界的钉上去的木板也可以看成是画布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受到色域抽象的影响,模糊了画面与画布的关系。画面上的形象都是高度概括的几何形,同时又是类似后印象主义的纯色用法,很明显有风格派的影子,但是又与它们都不相同。画面有明亮的色彩、粗重的线条、充满想象力的人物,追求完全自由的表现方式,又从各处搜索创作灵感,如史前艺术、原始艺术、民间艺术、儿童艺术,甚至是精神病人创作的艺术等。画面中的形象全都是简单概括的几何形,仅能满足最低限度的识别,有的形象已经无法识别具体物象,仿佛只是因为人有眼睛、鼻子、嘴才画上的符号化的表达。他的好友柯奈对他影响很大,曾热衷收藏非洲木雕,他也借鉴了这种形象,使其呈现出一种更富想象力的风格。画面中带着诡异的、夸张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又让人联想到民间艺术中的鬼神形象。强烈的色彩对比与病态的人物表情又很难不去与精神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时画面中也有一些意义不明的符号,我们无法理解选取那些符号的意图,比如作品右上角面具人脸的两个三角,也可能仅仅是出于形式考虑,起到平衡画面的作用。
《疑惑的儿童》中的形象有别于之前的抽象主义那些难以被直观辨识的形象,这幅作品的形象大部分都可以辨识,而与阿佩尔的其他作品相比,这幅作品的辨识难度算很小的。很明显,有别于先锋派与现代主义,画家作画的主要目的并不在形式的创新上,而是继承形式主义以作品来改造生活的愿望。“眼镜蛇”社的画家希望通过画面传达人类最初的面貌,或者说人在被社会组织同化之前的世界,以此唤醒对人与人之间单纯关系和未来美好的渴望。《疑惑的儿童》创作于1949 年,此时艺术的中心已经随着战争而从巴黎转为纽约,抽象表现主义成为主流,反过来影响了欧洲艺术。阿佩尔的故乡荷兰阿姆斯特丹很明显也受到了影响,作为二战后欧洲开始反思的潮流中的众多作品之一,这件作品能够很明显地反映出当时艺术的特征,如平面性的表现手法、非故事性的创作目的、非再现性的图像,点线面结合创造美感,通过加工现成物体并且寄予了介入生活政治和改造世界的愿望。对孩童这个题材的选择可能就是因为孩童本应传递未来的希望,但是作品中的孩童都是病态的,让人在观看的时候感到很不舒服,从而会避开视线或者深究这幅画的背景,以此来引起人们的思考,唤醒人们内心刻意回避的社会问题。儿童的好奇来源于对世界的探索,探索的结果本该是美好的满足,画面中的孩童都正在发出疑问,或是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安稳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只能饿着肚子?画面中的孩童有疑惑、有愤怒、有麻木,虽然没有亲眼见识到作者所见到的场面,但是作品无疑比直接画出儿童的模样更能传达作者的感受。本作品并不像达达主义之前的作品,给人以美的感受,反而抛弃了审美的愉悦,激起人们心中难受的部分,希望人们看到它后反思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尤其是无辜的人们,而儿童又是无辜的代表。画面闪烁着现代美术的光辉,同时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以及对人性黑暗部分的反思,每个人都不想伤害无辜,但是陷入潮流中时却成了不自觉的行为,甚至麻木或无奈地变为加害者。发动战争的国家是加害者,但该国的孩子同样无辜地被战争摧毁了童年的美好,如此矛盾的现实更让人们绝望地反思战争的悲哀,寄托着作者警醒社会的愿望。
“眼镜蛇”社成员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儿童世界的向往,毕竟儿童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传统和规则的牵绊。同为“眼镜蛇”社成员的康斯坦特曾说:“我们了解我们切断了自身与过去的联系,享有无拘无束的自由。只有原始人、儿童、精神病患者能指望我们的同情。”然而儿童心理的解析是一个悖论,试图回归儿童世界也是一种徒劳,儿童用纯粹的不带任何经验的眼睛看世界,画家却要蒙上已被世俗染上杂色的眼睛去分析透视,如果儿童的心理是一种白色,即便调和了多种色彩恢复了白色,那白色也不是最初的白色,一个人回归儿童心理如同一个世界回归战争之前的宁静,即使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也无法回到最初的美好。且何为儿童眼中的世界?观看的结果如何得以印证?即便有了印证又有什么意义?因为印证的答案必然是运用了世俗的语言。但这种对现实的反叛和诘问,如悲剧对灵魂的拷问,往往更能激发对人类错误(包括战争在内)的反省,从而更为珍惜眼前的世界和当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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