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敏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活动中的一种形式，是站在译入语接受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一种跨文化、跨语言交流活动，更多地是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去理解、阐释、翻译。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皮卡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他认为创造性叛逆是赋予文学作品第二次生命的一个关键因素。谢天振教授把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诗歌翻译联系起来，认为创造性叛逆能使诗歌得到“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还原了诗歌最本质的美。诗歌音韵和谐，简短精练又意义丰富，使其具有多重不可译性，由此导致创造性和叛逆性并存于诗歌翻译中。对于诗歌的翻译，译者需在结合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一种创造性叛逆式“改造”，以促进中外诗歌文化的交流。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白居易的一首《骠国乐》，道出了古代骠国使团来华献乐的绝艳佳景，再现了异域乐舞的别样风采，成为后人研究中缅两国文化交流往来的珍贵资料。缅甸著名诗人兼翻译家敏杜温将其翻译为缅甸语，把这一首千古绝唱带到了缅甸，再次升华了两国间的“胞波”情谊。本文主要以比较文学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白居易诗《骠国乐》敏杜温缅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创造性叛逆”现象，探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以期为中缅文学和文化交流提供相应帮助与借鉴经验。

一、《骠国乐》缅译本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体现

敏杜温在翻译《骠国乐》时，对其中节奏韵律的掌握和文化盛况的重现，无不体现着他的“创造性叛逆”。

（一）以“归化”为主的个性化翻译

中缅文化之间存有一定差异，促使敏杜温在翻译白居易诗《骠国乐》时将“归化”引入其中，促成了中缅诗歌文学的交流。

　　1.诗歌体裁的“归化”

　　敏杜温是缅甸实验文学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实验诗歌深刻影响了他的写作方式，因此他对《骠国乐》一诗不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一种“实验诗歌式”再创作：他一改原作七言诗风，将原诗的每小句都拆分为对仗工整的二至三小节，每小节都以七个缅甸语音节组成，对仗工整；每小节都用相同声调的缅语单词结尾，构成押韵。这虽使得缅译诗和原诗结构大相径庭，但也能较准确地传达原诗大意，且韵律优美，别具一番风味。

　　2.诗意表达的“归化”

　　在敏杜温的译本中，为了使其符合缅甸实验诗体的表达规范，又要使译诗能够充分传达原诗的蕴意，便于缅甸语读者理解，因此在译诗中的部分地方还使用了双引号，把原诗隐藏的一层意思展现出来。如译者在翻译“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时为“臣父愿为唐外臣”一句添加了双引号，进一步解释此句为王子舒难陀的请愿语，方便缅甸读者的理解。此外，为了追求押韵，符合缅甸语的表达方式，译者采用倒叙的手法把宾语“唐外臣”放于句首，主谓语“臣父愿为”放在句尾，在未改变原诗大意的前提下十分贴近缅甸实验诗体风格。

　　以“归化”为主的个性化翻译成为敏杜温翻译《骠国乐》时的一种创造性叛逆手段，让译语文化最大限度地“吞并”原作文化，形成独具缅甸诗歌风格的佳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缅两国诗歌文学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二）误译

敏杜温在翻译白诗《骠国乐》时，因中缅两国文化差异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译。

　　1.无意识的误译

　　中缅语言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存有差别，译者往往会因为对中文原文理解的偏误或是对中国文化背景了解不深，而造成无意识的误译。如“来献南音奉正朔”一句中，译者把“正朔”翻译为“新年的第一天”。而原诗中的“正朔”是代表历法或皇帝的年号，“奉正朔”所指应是承认和拥护当朝的统治阶级，表示对王朝的效忠和拥护。译者在翻译时，因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导致了误译出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的误导。

　　2.有意识的误译

　　为了迎合缅甸读者的文化习惯，对于一些文化缺省意象，译者会通过有意识的误译，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如“黈纩不塞为尔听”一句中，“黈纩”指的是皇帝冠冕上黄棉所制的小球，垂两耳旁，以示不要妄听是非。译者在翻译时，将“黈纩”翻译为“古代缅甸皇帝用的包头巾”，用缅甸文化来使读者构建对“黈纩”的想象模型。这样翻译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的误导，却更贴合缅甸文化背景，便于缅甸读者的理解与接受。再如“时有击壤老农父”中的“击壤”一词，在诗中指的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游戏，用来比喻农人五谷丰登、生活美好。而在缅甸民间，人们在丰收时节往往会通过奏乐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欢喜和感恩之情，因此译者将“击壤”一词译作“唱着欢歌”，有意识地对这个缺省文化意象进行误译，以映射缅甸民俗文化内涵，表达出老农父因生活美好而产生的幸福感。

　　误译虽不符合翻译“忠诚于原文”的要求，但合适的误译是两种文学或文化交流过程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体现，对研究两种文学或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促进两者之间的交流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译者创造性叛逆背后的文化隐射

在《骠国乐》缅译本中，译者敏杜温立足于缅甸文化背景，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叛逆赋予原诗新的生命，促进了中缅文学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一）缅甸实验诗歌的影响

20 世纪初期，缅甸兴起了一场“实验文学运动”，实验诗歌正是从那时候起开始流行开来，逐渐成为诗人们的主要创作形式。

　　在缅甸民族运动的影响下，缅甸知识界展开对缅甸古典文学的研究。学者们被蒲甘碑铭上简约、朴实的创作风格所吸引，又受到中国、印度诗歌的影响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思想的熏陶，他们决定要改变当时缅甸文学创作情况，开始转变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进行新文学的写作，由此拉开了缅甸实验文学的序幕。敏杜温作为实验文学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他主张诗歌语言要以简练朴实为主，诗歌韵律要和谐；也提倡创作自由，使诗歌节奏感极强又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在翻译《骠国乐》时，敏杜温对其进行了实验诗歌风格的创造，使得每节诗句尾声调保持一致，读起来韵律和谐，朗朗上口。此外，他摒弃了缅甸古典诗歌中巴利词汇的使用，多采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使诗歌语言趋于简单化。最后，他创造性地使用了缅甸古典诗歌中从未出现的双引号，三节式的翻译模式也一改古典诗歌死板的字节限制，颇具实验诗歌的自由创作风格。

　　在缅甸实验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下，译者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叛逆，使中国古诗与缅甸实验诗体得以充分融合，为其在缅甸文化语境中找到了归宿，促进了中缅两国诗歌文学的交流。

（二）中缅文化意象的缺失

文化意象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独特的文化含义。中国古诗中诗人往往会引用大量文化意象，以隐射诗歌含义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些意象包含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内涵，也为古诗翻译带来一定困难。中国和缅甸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圈，文化意象的缺失无法避免，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也由此而展开。“奉正朔”被译为“新年的第一天”，“击壤”的象征意义也因缅甸民俗文化背景进行了“改造”，这都是文化意象缺失带来的结果。

　　中缅文化意象的缺失，是敏杜温在翻译《骠国乐》时发挥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但使译诗韵律和谐，符合缅甸实验诗歌风格，也充分映射了缅甸文化内涵，方便了读者的理解。

三、结语

《骠国乐》的问世，向后人展示了古代骠国的绝艳舞乐。在敏杜温先生的翻译下，白居易诗《骠国乐》传到了缅甸，向缅甸读者展示了中国古人心目中的骠国舞乐形象。敏杜温先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叛逆，让这首中国古代新乐府诗在缅甸有了自己的归宿，促进了中缅诗歌文学的交流与沟通。其中所包含的一些文化意象也通过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展现在了缅甸读者面前，促进了中缅文化的交流，成为两国交流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