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思

　　魏晋时期被视为中国古代饮酒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承先秦两汉时期以酒为礼仪之具的社会教化功用，下启隋唐之后以酒为个体意愿载体的个人情感媒介。酒的功用和饮酒的象征意义在这一时代得到了彻底地推倒重建，对后世影响深远。《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代表，其文本中多次出现与饮酒相关的言行的描述，因此以饮酒行为为切入点，或许可以管窥《世说新语》中饮酒主体的形象特征和区别。

一、《世说新语》中记述的饮酒行为

“饮酒”是《世说新语》一书中贯穿始终、反复出现的话题。“酒”“醉”在全书中分别出现73 则和20 则；其中以《任诞》一篇出现最多，共26 则。《世说新语》中对饮酒行为的具体描写可分为以下四类：其一，写饮酒主体对酒和饮酒行为的态度，共10 则。如任诞52 王佛大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其二，写饮酒主体醉酒后的言行举止，共15 则。如方正54 写刘真长醉酒后举足置于他人颈肩，任诞6 写刘伶醉酒后于屋中脱衣裸形，并与他人讥笑自若。其三，写饮酒主体劝酒的言行，共6 则。如雅量38 写王僧弥劝谢玄饮酒，忿狷7 王佛大逼劝王恭饮酒，以致双方近千仆从险些斗殴。其四，写饮酒主体好酒的种种逸闻趣事，分布较为零散，不一而足。

　　在《世说新语》中，饮酒主体上至天子，下至隐士，几乎涵盖了文人士大夫所在的全部阶层；饮酒行为贯穿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爱好中，既是聊以自慰、打发时日、追求精神刺激的工具，也是交际往来、联络人情、表现社会关系的媒介。

二、《世说新语》中饮酒行为及其主体的叙述特点

虽然“饮酒”在《世说新语》文本中占有大量的叙述容量，但由于文本本身短小零散的特征，在叙述主体的饮酒行为时也难免走向零散化、普遍化和重复化。

　　第一，零散化。《世说新语》全书共分36 个部分，但这种分类并不是科学精准的体系划分，而是作者根据自我感受进行的主观划分，因此在阅读时读者不时会出现对某一则划分标准的困惑。虽然文本对饮酒相关的叙述内容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上述四类，但相关内容在全书的分布是极为零散的，除了同一部分前后的主体在时间上有所联系外，几乎没有形成稳定的叙述结构。《世说新语》对饮酒行为和主体的叙述不是呈现出脉络清晰、发展分明的线性叙述模式，而是呈点状分布于全书的22个部分内。

　　第二，普遍化。正如上文所说，《世说新语》的叙述是点状的网络分布，在文本的各部分中通过“饮酒”这一共同点将不同的人物和事件网罗到同一叙述结构内。这种叙述方式虽然不利于读者对叙述文本进行完整系统化的分析，但也将“饮酒”这一行为全方位地渗透于时人的日常生活和品行性情中并表现出来，其叙述主体涵盖帝王将相、世家子弟、山野隐士等众多社会阶层，使后人可以在全景式的文人士大夫群像中体会饮酒对时人生活模式和精神建构的重要作用。

　　第三，重复化。首先，《世说新语》对饮酒主体种种言行的叙述模式呈现出一种较为固定的文本结构，即不介绍主体的来历、身份和地位，不写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社会背景和环境，而只写饮酒的时间地点、饮酒主体的举止和具有个人特色的议论，以及时人对他们言行的评价。其次，饮酒主体的身份和名望也呈现重复化，虽然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不是在政治影响力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就是在时人风评和引领社会风气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称为或自称“名士”的文人，《任诞53》中记述王孝伯所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可谓是文本自身对饮酒主体身份的一种界定。最后，饮酒主体的行为动机和心理也呈现出相近的样貌，大体划分将在下文详细叙述。

三、《世说新语》中的饮酒行为及动机概述

在文本中，饮酒主体常常将饮酒看作重要的生活内容，体现出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和“达生”的精神追求；或将饮酒作为一种社交手段，用于酒令活动和拜谒名流的行为中。在此，简要将这些饮酒行为的动机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以饮酒为“慢形之具”的避祸心理。《任诞中》有对阮籍醉酒后种种惊世骇俗之举的详尽记述，同一部分又有周顗“三日仆射”的轶事。这两人的行为是《世说新语》中一部分饮酒主体行为动机的代表，即通过醉酒来纾解心中不平之气，同时回避政治事务与斗争。以《世说新语》中两则描述阮籍饮酒的文本为例：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任诞2》）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任诞5》）

　　若只看这两则文本，或许会将阮籍饮酒的动机单纯理解为放浪形骸、不顾世俗眼光的叛逆心理。但正如前文所说，《世说新语》对饮酒的叙述是分散于全书各部分的点状网络，因此要真正理解文本中阮籍的行为动机，还需将这两则文本与其他部分相联系。如《任诞51》所言：“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由此可以发现阮籍饮酒非为故意特立独行，而是实在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只能通过饮酒自我麻痹；他人对阮籍的指责更多是出于不同政治营垒的排挤目的，阮籍在政治方面的不作为也多半是由于文人避祸的心理动机。

　　第二，以饮酒为“登跃龙门”的求名心理。《世说新语》中关于饮酒社交功用的叙述十分稀少，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石崇宴请群士的场面描写，但饮酒的社交属性仍然在文本中有所体现，如本则文本：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忿狷7》）

　　文本最后的一句评价不知是何人所为，可能是时人所评，也可能是作者少有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倾向，但此言揭示了一次普通的劝酒闹到如此田地的原因：劝酒被看作是表现交情、巩固人际关系的社交手段，成为所谓的“势利之交”的道具；在此时，饮酒就成了肯定对方名望的一种态度，王佛大正是因为求名心理没能满足，才会恼羞成怒。《世说新语》对时人的求名心理有十分详尽的叙述，如《德行》中的叙述：“后进之士有升其（李元礼）堂者，皆以为登龙门。”由此可见，求名是当时文人的一种普遍心理需求，而饮酒作为当时社交场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也被赋予了相应的特殊意义。

　　第三，以饮酒为精神寄托的求玄心理。《世说新语》中有众多时人对饮酒行为看法的记载，这些言语体现出极为相似的放浪形骸、超脱现实的精神取向。如王子敬言“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张季鹰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桮酒”。这些观点将酒作为进入逍遥境界的媒介，说明时人在觉察到人生的有限后，希望通过内心世界来超脱外物的局限，以眼前的享乐来取代身后的虚名；饮酒成了他们以超脱世俗的精神需求取代名利和物质需求的求玄心理的构建工具。

四、《世说新语》中主要饮酒主体形象特征分析

上文对《世说新语》中有关饮酒的内容描写、叙述特点和行为动机都分别进行了分类概括和简要的分析。由于文本时序跨度较长，主体所处的时代不同，其形象特征也因时间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此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阮籍、刘伶为代表的主要活动于东晋之前的饮酒主体。在文本中，有关他们饮酒行为的记载多是狂放不羁、充满反叛色彩的，这种对传统的叛逆体现出强烈的个人意识和个性色彩。但在对道统和势统的分离中，这类饮酒主体又抱有深切的以饮酒为“慢形之具”的避祸心理，狂放的行为看似与现实格格不入，实则蕴含着对残酷现实的无奈，又因此展示了独具个性的魅力。他们的形象特征可简要概括为放浪形骸、逃避现实。

　　第二类是以王子敬、张季鹰等为代表的主要活动于东晋中期及以后的饮酒主体。在文本中，他们的言行举止虽然同样狂放，但呈现出与第一类主体完全不同的达生观念和超脱意识。他们将为了一个既定目的而行动看作为物所役，要求注重行为本身而不是目的；饮酒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带来的郁结，而仅仅是享受“拍浮酒池中”的过程。他们同样具有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但不是被动地回避现实生活，而是主动以审美的、游戏的态度去观照和玩味生活，使自我进入逍遥境界。他们的形象特征可简要概括为游戏人间、超脱自我。

　　简言之，《世说新语》通过点状分散的叙述结构，在众多人物繁杂的日常生活中以“饮酒”这一行为为中介，依靠对饮酒主体的言行、态度、动机和形象特征的叙述，在庞大的人物网络中建构了一群具有相似举止而心理各异的饮酒者群像，既有叙述模式和主体外在举止的相似描摹，又在行为动机和主体内在精神上同中存异，借助饮酒这一行为呈现出风貌类同而特色各异的魏晋时人群像。这种看似零散纷乱实则包罗万象的叙述方式和叙述主体，可谓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独具匠心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