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政

　　[摘 要]考据又称考证，是学者从事文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分析了胡适考据思想的形成和精神内核，并对胡适的考据方法及其得失予以评介。

　　[关 键 词]胡适；考据学；学术评价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8854（2018）04-0014-02

　　一、胡适考据思想的形成

　　（一）胡适对“考据”概念的阐释

　　根據现有的资料考证，胡适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有了对考据学的初步认识。1915年，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选修了一门历史哲学课，交了一份期终作业，探讨的便是我国清代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校勘学、训诂学。在这份作业中，胡适首次把“考据”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

　　胡适在学术上考据方法运用得很多。1919年11月1日，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其中一个整理就是“考证”。以后陆续发表的《水浒传》考证（1920）、《红楼梦》考证（1921）、《西游记》考证（1923）等等都是胡适在考据方法上的实践。

　　随着治学经验的增多，胡适对“考据概念”“考据方法”的理解和自我阐述越来越丰富。在《考证学方法之来历》（1934）、《〈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1943）、《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1946）等总结性文章中，胡适对于考据学的认识变得清楚明白了。他着眼于“证据”，将考据定义为“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驳辩考据学来自西方的说法，认为考据学“实系地道的国货”，并胪举证据将考据的起源和发展理清。

　　（二）思想渊源和学术训练

　　大凡一个学者，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治学方法的形成，总离不开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个人求学经历。这是他的根，无论其日后怎样枝繁叶茂、开花结果，都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胡适在考据学上的根柢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逐条剖析如下。

　　1.自身的怀疑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重视内因，“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根据”，故而我们研究胡适考据思想的形成先从胡适自身的思想特点分析。胡适治学自始至终注重考证，其所以如此，是基于一种怀疑的态度。胡适十几岁的时候便产生好怀疑的倾向，对许多问题存在疑惑，尤其体现在鬼神宗教方面，“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那时的绩溪闭塞落后，一个孩童能产生这样大胆的想法是很可贵的。在日常的读书治学中，一有怀疑，他都要予以探讨。对待问题，胡适主张“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正是自身的怀疑精神造就了他的“考据癖”，引领他一步步追本溯源，解决问题。

　　2.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

　　胡适生长在一个“理学家庭”，父亲胡传虽然去世得早，但给他留下了程朱理学的学风。家乡九年的私塾教育，让他很早就接触到了朱熹、蔡沈、陈澔等学者注释的儒家经典，其中朱熹的注本对其影响最深。朱熹穷毕生之力，完成了对《四书》的注解和训释。他强调义理阐发的同时，也很重视文字训诂，认为“读书玩理外，考据又是一种功夫”。朱熹治学并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相反地，他对古代文献及前人的观点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胡适对宋儒朱熹是十分崇敬的，认为“朱熹亦是一个考据家”。那时的考据虽未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但实际上，朱熹注意探求经文文本的原意，已经不自觉地利用了考据的方法。

　　二、胡适的考据精神和方法

　　（一）精神指导——“勤、谨、和、缓”

　　胡适的考据精神主要表现在三类文字上：第一，直接的考证文章，如《水浒传》考证等；第二，间接的序跋，如《崔东壁遗书》序等；第三，总结性的文章，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等。

　　胡适喜欢把“考据”形容为“断狱”。首先，二者在方法上都应该持谨严的态度，法庭判案要拿确凿的证据，学者考据也必须凭证据说话；其次，二者责任的严重性相仿，我们不能冤枉好人，同样也不能诬枉古人。

　　胡适十分推崇北宋李若谷的为官四字诀“勤、谨、和、缓”，这几个字也代表了胡适理想的考据精神。胡适对于四字诀有多次解释，笔者认为，胡适的“勤、谨、和、缓”是以证据为中心，分别对应四个方面：证据的搜罗要勤，证据的使用要谨，对证据的态度要和，证据不足时暂缓判断。

　　（二）考据方法

　　受过近代学术训练的胡适，在治学上特别注重方法，认为方法对了，材料才能发挥作用。经过长期琢磨和实践运用，形成了他的“现代历史考证法”。

　　1.撇开先入为主的成见

　　或由于情感或由于传统，人在认知过程中总会形成对人对事的固定看法，这种固定看法就是思想上的“成见”。学者囿于成见是很危险的，只有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心平气和地考察已有的事实与证据，方能排除考据中的干扰。胡适对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本《水浒传》评价很高，认为它把长期流传的夹杂在原文中的金圣叹的评和序删去，有利于读者排除主观的成见，虚心去看《水浒传》，有助于学者直接研究《水浒传》的文本，不受金圣叹脑海悬想的影响。同样，诸如封建史家修撰的史书或私家著述，里面对人、对事的评价，是作者站在自己的立场、用当时的眼光得出的结论，我们便不能尽信，而应重新考察。

　　2.寻找可靠、关切的证据

　　胡适认为“考证学的正路是多寻求证据，多寻求最直接的、最早的证据”，对于“证据”，他的标准是很高的。首先，证据本身是否可靠。“所据材料多很可疑，其论断也多不很可信。”胡适写《先秦名学史》，有充分理由证明某著作是真实的，如《诗经》，就加以引用；真实性存疑的都不予采用。其次，证据能否支持观点。“证据不能谨慎地使用，则结论往往和证据不相干。”胡适研究《水经注》，认为杨守敬指责戴震“盗袭赵书”所依凭的证据完全得不出结论。

　　3.推理论证得出结论

　　在考证上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还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胡适尊重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在证据的基础上确定史实，再由史实推理出合理的结论。胡适考据《易林》的作者问题，复核了过去的材料，排比整理好后理出头绪，把握证据中隐秘的线索加上其他史实助证，最终下了定谳，将《易林》的著作权断归崔篆。用无疑的证据配合细密的论证方法得出结论，方能令人信服。

　　三、胡适考据学的新思路与旧走向

　　（一）新思路

　　胡适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特殊时代，传统与现代碰撞、东方和西方交融带给他的是新的理念和研究思路，他考察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1.扩大研究内容

　　与传统的考据学（以乾嘉诸老为代表）相比，胡适的重大突破在于研究内容的扩大。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前人做的考据大都围绕着儒家经典打转，胡适开先河，替多部古典小说做历史的考据，把向来为人轻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纳入考据范围，这是开创性的建树。

　　2.跳脱门户窠臼

　　我国传统治学非常重视师承授受与家学渊源，强调“恪守师承”“不背所本”。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并无传统的“师承”可言，颇为旧学老辈们所轻，以至于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言里为其讳言说“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然而胡适并不满意这项“错误记载”，更正说“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胡适执意与旧学撇清关系是有现实原因的，他接受的是近代西方的学术训练，站的高度不一样，对于传统学术的态度与旧学家们不同。前人拘泥的东西，他都实事求是、一视同仁地审视，合理的成果加以利用，不可信的结论大胆摒弃。

　　（二）旧走向

　　胡适是影响广泛的“通人”，可“通人”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内总易受到“专家”的批评。在考据方面，柳诒徵批评胡适“诬古而武断”，陈垣讥讽胡适“欲以史学家自居而高谈疑古则缪矣”。这里探讨胡适考据思想的旧走向不分析其具体问题上的得失，仅就宏观上的流弊予以陈述。

　　1.方法精密但视野局促

　　有清一代搞考据的学者在旧材料中摸爬滚打，把很多琐碎的问题替后人解决了，他們用尽毕生精力去考证，取得的成绩很高。胡适受过近世西方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的洗礼，在方法上有所突破，因而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是综览胡适的考据成果，我们发现他的思想局促于“方法”和“证据”的范围。就拿《井田辩》来说，胡适纵然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搜罗、考辨关于井田的所有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他不研究社会史等学科的理论，不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社会经济上的大变动，就算考得再精、再细，也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胡适从事的史学考证近乎单纯，欠缺对历史问题的探究，王国维可以由考据进而探讨殷周制度变革，陈寅恪可以由考据进而研究隋唐制度渊源，但胡适始终达不到同辈学人的高度，其考据显得流于琐碎，所见有限。

　　2.一定程度上与时代脱节

　　乾嘉学派不顾“经世致用”，钻进“故纸堆”里研究学术是与时代脱节，胡适在国家尚且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去提倡“训诂、考据”，乃至于“整理国故”，实际上也是与时代脱节。内忧外患的国情，民生凋敝的现实，不允许知识分子们都把精力耗在考据学上，即便是文化救国也更应该平民化、大众化。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取得巨大成功，而“国故”“考据”问津者寥寥即是明证。

　　胡适不是那种为学问而学问、为考据而考据的学者，他替十几部古典小说作几十万字的考证，替庐山的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这些看似繁琐细碎的工作，撇去其个人兴趣之外，更有其深层的用意。如果我们认为胡适仅仅是为求得某个事实而动辄考据，那我们就把这位思想家看轻了。胡适多次说过，他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不啻《红楼梦考证》，那些考据文章其实都是胡适思想上的“试验田”，是他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例子。“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通过这些翻案、定案的考据，他想教给人们的是肯怀疑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寻求真理的精神。这种思想方法富含理性，教人独立思考，不要轻易信仰，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参考文献：

　　[1]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3]季羡林.胡适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