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夏目漱石；鲁迅；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8854（2018）04-0010-02
一、夏目漱石和鲁迅
夏目漱石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他的作品角度独特，文笔辛辣，对社会及其人性的无情批判讽刺引起了当代甚至是现代读者的强烈共鸣。如果说在中国有哪位文学大家与他的文风相似的话，那就是鲁迅了。关于两位文学大家，国内外的研究大多把关注点集中在两位作家作品中相似的“思想”以及“样式”上。其实，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夏目漱石和鲁迅都曾做过教师，同时又都作为作家一直进行文学创作。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似乎也根据自身的一些经历，塑造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经典角色。
二、夏目漱石和鲁迅作品里的“伪知识分子”
佐藤洋一在论文①中曾提到鲁迅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分类。和鲁迅创作的人物形象相似，夏目漱石在作品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可分为三类：伪知识分子、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觉醒的知识分子。下面通过比较作品中具体的人物来进一步地分析和整理两个作家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共同点。
在上述佐藤洋一的论文中，就有提到鲁迅作品中的《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就是“伪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假洋鬼子”是村里有钱人钱太爷的儿子，在城里的“洋学堂”里上课，又到日本留过学。归国后，他的“辫子不见了”。“假洋鬼子”接受了先进的西方文化教育，看上去似乎还跟清末革命先进派一样，以“断发”来展示对腐朽封建传统的抵抗。但是，事实上刚好和这表面的假象相反。作者在文中借母亲的口道出了“断发”的缘由。“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②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假洋鬼子”的“假”。更别说，他为了能考取功名，特意去买了一条“假”辫子。戴着“假”辫子，穿上长衫，再无革命先进青年的做派。而当他听闻革命派的消息时，又立刻马上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假”辫摘掉，从长衫换回了西装。如此两面派，怪不得作者要借阿Q之口叫他“假洋鬼子”了。
这样的虚伪文化人在夏目漱石的《哥儿》里也有一位——教导主任“红衬衫”。“红衬衫”是当时“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妥妥的“优秀”知识分子。他的声音如女人般“轻柔”，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看起来非常亲切热情。他在作品中还有过一段关于“精神娱乐”的精彩发言。他认为中学教师属于上流社会人士，不应该单纯追求物质享受。物质享受会对品行产生不良影响。要想追求高尚的精神享受，应该钓钓鱼，看看小说，或作新体诗、俳句等。③这样看来，他真是位“风雅”的中学教师。
但这样嘴里说着“高尚精神娱乐”的教导主任，背地里却和艺伎勾搭密会。平日里千方百计地在排挤英语老师古贺君，最后把老实的古贺君逼走了，还抢夺别人的未婚妻。另外还不断挑拨数学老师和“我”的关系，在背地里一直跟“我”说数学老师的坏话，只因为数学老师为了老实人古贺君鸣不平而不断地与教导主任对抗。看到这里，可以清楚地知道夏目漱石塑造的“红衬衫”实际上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伪知识分子”，表面上宣扬着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道德败坏。
从夏目漱石和鲁迅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可以看出“伪知识分子”的一些共同点：这些“伪知识分子”外表上总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位“善人”，以此掩藏他们背地里“恶”的一面。同时，这些“伪知识分子”都非常善辩。像“红衬衫”一样，他们巧舌如簧，不断吹嘘自己的“善”，愚弄大众，更进一步掩盖自己“伪”的本质。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不择手段，甚至伤害别人。如“假洋鬼子”对阿Q的伤害，“红衬衫”对老实人古贺君的逼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夏目漱石和鲁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了“伪知识分子”的“虚伪”和“利益至上”的本质，也揭露了他们作为社会“加害者”的丑恶嘴脸。
三、夏目漱石和鲁迅作品里的“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
既然有“加害者”，必然会有“受害者”。在夏目漱石和鲁迅的作品中，塑造了作为“加害者”的“伪知识分子”，同时也塑造了“受害者”——“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
上文提到的《哥儿》里的古贺君就是个典型的“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他在作品中常有出现，但都是通过别人或主人公“我”转述，存在感非常低。但就是这样一位低调行事的老实人，却在小说最后不断被卷入阴谋里，在父亲去世后还被“红衬衫”连未婚妻都抢走了。结局里，他也因为“红衬衫”的设计，被迫辞职了。古贺君在《哥儿》里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安分守己”的“好人”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积极地辩解过，更从没向恶势力“红衬衫”抗争过。面对不公正，他从头到尾都没为自己“发声”过。
鲁迅在《端午节》里塑造了另一种“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方玄绰。方玄绰也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对于官家“欠俸”多月，他不是没有怨言，和古贺君不一样，他“说”了。但是，他只是“对于他的太太正式地发牢骚”，真让他去为自己的不公做出什么抵抗，他却什么也不做。当大家都去“讨薪”的时候，“他仍然安坐在衙门中，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債”，最后还是因着别人的抗争，“不费举手之劳地领了钱”。这样“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其实知道“自己没有和恶社会斗争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地安于现状，保持沉默。
对于这些被加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充满同情的，而鲁迅除了同情之外更多的可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①“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从不主动站出来与“加害者”进行抗争，对于自己的悲惨命运选择了“沉默”，最后让自己的“个性”湮灭在大众里。这样的“沉默”并不是“善”，反而助长了“恶”。鲁迅对方玄绰的讽刺，其实也是对这种保持“沉默”者的强烈抨击。另一方面，夏目漱石通过正义的主人公“我”对古贺君的不满，也表达出了对这种不抵抗态度的否定。
四、夏目漱石和鲁迅作品里的“觉醒知识分子”
与以上两种知识分子相对的，就是这种始终坚持“真”，不被怯懦大众所动摇的“觉醒知识分子”了。
《哥儿》里的“我”从小就是一个正义感强，拥有独立个性的人。在双亲去世后，也绝“不向哥哥低头”，而是一个人思考自己的去路。夏目漱石一开始就把他设定为一个正直的、非常有个性的青年。在四国任职期间，他对于一些虚伪的暴行或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时，敢于与“不公正”做斗争，主张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他认为“世间上没有什么比正直更宝贵”。他和能说会道的校长、“红衬衫”不同，他的口才并不好。但是面对“虚伪”的事情，他也绝不会像那些在旁观望、漠不关心的一般教师一样“保持沉默”。他的世界里容不了一点“虚假”。在他眼中，真与假泾渭分明，绝不会模糊真假善恶的界线。所以，当他得知古贺君以及正直的数学教师都被“红衬衫”逼得离职时，他断然拒绝了“红衬衫”增薪的好处，自己也提出了离职的请求，离开了这个钩心斗角、乌烟瘴气的地方。他是个真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牢牢地守护着“真”和“正义”，不因任何事物动摇。
跟《哥儿》这样有趣的故事不同，鲁迅的《狂人日记》里，根据“狂人”的自白，他发现“古来时常吃人”。这段历史上写着“仁义道德”却又“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②发现“吃人”的狂人在大众眼里是个“疯子”，但这一发现却是“狂人”真正“觉醒”的第一步。“觉醒”的那一瞬间，“狂人”就已经从这个充满“虚伪”的世界跳脱了出去，成为那个“吃人”的恐怖社会里唯一的“真”。“觉醒”的狂人不愿意被“虚假”世界同化，不愿和“加害者”一起“吃人”。他以“吃人”为耻，拒绝抹杀自己的“个性”，同时他还不断劝“周围的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但无论他撕心裂肺地劝了多少回，别人都只把他当作“疯子”。在这里，鲁迅塑造的“狂人”“孤独”地“清醒”着，透露出了那个时代“觉醒知识分子”的无奈。这一点在夏目漱石塑造的“哥儿”身上也有相同的体现。虽然“哥儿”并没有像“狂人”那样努力“叫醒”旁人，但是他同样也在“虚伪”的现实世界中感到“无力”与“孤独”。
无论是夏目漱石塑造的“哥儿”还是鲁迅的“狂人”，他们都努力在“虚伪”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坚持“真”的“个性”，但孤独的现实又让他们感到无力与无奈。最后“狂人”绝望地叫着“没有真的人”，而“哥儿”则离开了四国，无奈地回到了东京。这样的“悲剧”结局设定，也体现了两位作家对那个时代“虚伪”现实的强烈控诉。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和鲁迅的作品中都塑造了“伪知识分子”“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以及“觉醒知识分子”。“伪知识分子”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往往成为社会的“加害者”，而其中的受害者就是“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和“觉醒知识分子”。但是“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又不能单纯地用“被压迫者”这一形象去理解。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为了逃避现实，选择了麻痹自己这一“轻松”的方式，抹杀掉了自己的“个性”，与“沉默”的大众融为一体。这样“沉默”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开始向着“伪知识分子”转化，逐渐成为社会的“加害者”。这也是“觉醒知识分子”在冷酷的“虚伪”现实中感到无奈和受到打击的最重要原因。“覺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孤独”是因为“沉默”的知识分子往往无法成为他的战友，与他一同抗争。最后被“孤独”和“无力感”包围的“觉醒知识分子”还有可能转变成“沉默无言的知识分子”。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
作者简介：黄雅伦（1992—），女，汉族，广东阳江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任教于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贸学院，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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