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梓恒，姬志刚

　　中国古代王朝国祚持续时间相似的原理初探

　　姬梓恒，姬志刚

　　引入吸引体等概念阐述中国古代王朝国祚持续时间相似的原理，理论角度新颖，挖掘了历史深层更迭因素，值得业界给予关注和更多的探讨。

　　中国古代；王朝；国祚；持续时间

一、中国古代基本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网络模型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中央集权脉络：西周（分封制、宗法制）——秦（郡县制）——西汉（推恩令、刺史制）——唐（节度使）——宋（收精兵、文官制）——元（行省制）——明清沿用（明废行中书省、设三司、厂卫制）。

　　君主专制脉络：西周（分封制）——秦（三公九卿制）——西汉（内朝尚书制）——魏晋南北朝（三长制）——隋唐（三省六部制）——宋（二府三司制）——元（中书省制）——明（废宰相、设内阁、司礼监）——清（南书房、军机处）。

　　虽然政府的具体组织形式有所变化，但本质上都是由自相似的星形网络组成。中央是全国的唯一核心，实体和数据由中央发出，传递至地方；地方政府又是地方的唯一核心，实体和数据由地方政府发出，传递至次级地方。以此类推，直到实体和数据传递至网络的末端，即人民处。

　　

　　星形网络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经济主要是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也就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代表的经济形式；另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主要是由官营商品经济和民间商品经济组成。自然经济体是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官营商品经济体类似于政治体制，是由相似的星形网络组成；民间商品经济则是没有核心的网络系统，这一网络的形成取决于能量差、政治网络的状态及网络节点，即商品经销人对经济活动的心理预期。

　　文化网络基本符合小世界网络的特点，并且和自然经济体的小世界网络是高度重合的。其原因在于交通工具不发达，能量和信息都很难长距离流动。自然经济体主要是由一个地区的分散节点共同组成的，自然经济体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能量的流动能力和流动的必要性。能量的流通能力，主要是由地理环境的客观限制和政治政策的要求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体，基本上是由一个村庄或一个城市所构成。这些分散的自然经济体，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国家。地理环境的客观限制和资源流通的不必要性，使资源流通的距离较短（即使有所流通，其对于系统总体的影响也是可以忽略的）。文化上也是如此，公认的文化前提是国家能够形成的重要保证。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上，文化是统一的；在地方的局部层面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小世界网络

　　中国古代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自然经济体的能量运动基本上是在单一的系统中运动，中央政府基本上无法直接干涉到个体的经济活动，经济系统也就无法在国家层面上组网。在国家系统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中国古代只有政治系统能够在国家层面组成有效网络，政治网络真正地将中国绑定成一个有效的整体。

　　以上的网络组织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国家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政府才能够有效组织。中央集权的缺陷、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导致农业为主的经济在投入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产出巨大差别，国家对资源产出的消耗巨大，如果不是处于丰年，这种需要就会导致熵的增加。朝代更迭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都会破坏国家系统的稳定，增加系统的熵。在系统相对不稳定的状态下，实体网络居于主导地位，即经济网络取代政治网络，形成相对统一的国家网络。

二、国家的内部变化

中国东南环海，西北多山，且有荒漠。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都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真正对中原地区有所威胁的外部因素只有北方的游牧民族。如果包括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内，中国将真正成为一个孤立的系统（虽不是完全孤立，但可以近似地理解成孤立系统）。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国家的稳定程度只取决于系统内部的熵数变化。

　　古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长期以来生产力几乎没有增加，所以资源的分配符合零和博弈原理。资源主要的消费在于国家中的生物个体、国家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损耗。生产中的损耗是确定的，真正的分配在于国家和个体之间，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是国家与个体之间资源分配的动态平衡。在一般年份中，国家和个体都可以得到满足；灾年生产出的产品数量减少，而国家需求量近乎为一个恒定值。一般而言，国家会有一定量的储备以供灾年的需求。但由于自然灾害连续发生、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等原因造成国家资源储备不足，政府只能向个体索要资源。个体资源减少，生存受到威胁，矛盾激化。在这种状态下，系统的熵不断提高。对于其他生物的集群实验，以及显而易见的经验表明，系统越混乱，熵越高，集群越容易。此时形成的集群，多为流民。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清剿流民，清剿流民需要更多的资源。国家从个体中取走了更多的资源，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促使系统的熵进一步升高。熵的升高进一步降低了集群的困难程度，促使流民数量进一步增多。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局势逐渐不可控。

　　

　　

三、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发现，每当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气温降低时，战争的频率会激增，而朝代的更替基本都发生在战争频率最高峰之后。也可以将上图气温低点、战争高峰、人口的突降以及朝代的临界点进行纵向比较（下图标灰的部分）

　　

　　从公元850年到1911年，冷期长549年，暖期长512年，大致可以划分出16个气候期。公元850年起所有7次国家大动乱都发生在冷期（上图灰色部分），只有元朝灭亡和西夏建立是在暖期（需要注意的是元亡是元末农民起义的结果，仅仅发生在冷期结束后的第八年，公元1368年）。8个冷期有7个导致了朝代更替和动乱，86%的动乱和59%的朝代更替发生在气象曲线的低谷。如果按照另一种古气候曲线，则100%动乱和54%的朝代更替发生在冷期谷底。

　　这意味着，寒冷时期的环境承载力大幅下降，这必然激化社会矛盾。而环境承载力下降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注定难以调和。倘若寒冷期结束，数量巨大的小农经济，能够以其低投入—产出的特点，以十分顽强的劳动迅速恢复社会生产。数百万上千万的小农户，每家提供一石粮、一匹布、一贯钱……国家就有大量的财政收入。而农民所需要的，就是国家轻徭薄赋和老天爷风调雨顺。同时，环境承载力再度达到暖期的水平，系统的熵降低，政局趋于稳定。

四、动乱更替

资源贫乏、出现流民仅仅是政治较为不稳定的一种状态，并不会造成必然的国家灭亡。国家是否灭亡的另外两项重要原因在于集群的指向性和政治网络的连接状态。

　　流民确实会造成政局的不稳定，但通常不会危及统治。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流民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在社会系统中，能够将无序的元素吸引成有序元素的子被称为吸引子。吸引子（起义军首领）的出现，使流民具有统一领导，形成了起义军。

　　

　　吸引子必须具备能够吸引其他元素的特性，如果要达到这一要求，吸引子必须要有别于其他元素的地方。在形成起义军首领这一吸引子的问题上，吸引子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合适的社会条件和心理预期。足够的能力就是其个体具备领导起义军胜利的领导才能；合适的社会条件就是指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系统内的熵已经达到了使系统高度不稳定的状态；心理预期就是其个体对于起义和起义过程的充分心理准备。以这样的标准，吸引子在每次矛盾激化、熵提高时都会出现。也就是说，吸引子的出现是和政治危机、矛盾激化同步的。

　　政治网络是星形网络，其最大特点在于核心与末端的连接是唯一的。如果核心与末端的连接或处理节点出现问题，都会造成网络的失控。连接与处理节点的连接问题，通常都是由吏治腐败所造成的。当通过连接和节点的信息与能量的损失超过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政治系统就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解体。根据历史经验可以知道，通过连接和节点的损失（即中层官员所贪污的）超过总量的70%，那么该系统就将趋向于解体。连接和节点的损失增长速度，和王朝的生命周期是相统一的。

五、土地兼并对于地方分离的作用

事实上，土地兼并与否和激化社会矛盾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抛开政治上的不公平，仅就经济方面讲，导致人们生存状况相差悬殊的直接原因是消费状况的差异，而这又与收入状况的差异直接相关。土地分配的不均只有转化为收入和消费的不均，才会造成社会不公并加剧社会矛盾。土地遭到兼并之前，有地农民与地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劳动产品全部供给劳动者所用；土地遭到兼并之后，失地农民与地主产生了人身依附关系，劳动产品只有一部分供给劳动者所用，其余部分全部交予地主。这样在某一地区中，个体之间的制约和平衡作用完全消失，地主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实际上成为该地区的领袖。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连接网络，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连接网络一样，同为星形网络。星形网络的弱点一方面在于连接和节点的唯一性；另一方面在于如果网络的核心遭到破坏，那整个网络就将崩溃。

　　至此，中央和地方、地主与农民组建成了自相似的星形网络，该网络属于政治与经济的混合网络。政治网络的破坏和经济网络的离心作用都会破坏国家政局的稳定。

六、总结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所形成的星形政治网络的客观缺陷；气候的周期性冷暖变化；集群性的提升和吸引子的出现；土地兼并造成的地方离心问题，都在客观上加速了国家的解体。这四项问题的循环周期都和王朝的生命周期高度吻合。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政治网络、气候变化、集群效应和土地兼并可能是造成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国祚接近的重要推手。

　　［1］李根蟠.官田民田并立 公权私权叠压：简论秦汉以后封建土地制度的形成及特点［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2）.

　　［2］郑学檬.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