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人海马素未谋面,最早见到他的文字是题为《小癞子》《龙民》《常爹》的三篇散文。说是散文,其实更像是小说,三个故事坐落在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文字触及到消逝乡村的日常和文化肌理。叙事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多用短句,画面感和场景性记忆都很强。作者与故事人物拉开距离,又感觉时时在场,“小癞子”的一生浸透悲剧感,慢慢切割人心;“龙民”平淡无奇不悲不喜,带着时代印记过着农民常见的生活;模糊又清晰的“常爹”刻在乡村生活的记忆深处,无论悲喜却是宿命般在场的乡村老人,常爹的离世意味着记忆中的乡村生活的真正消失。这些文字唤醒了我的乡村记忆,遥远但并不模糊。其实在故乡的眼里,我们并未真正走远,一不经意,就会被有关故乡的文字唤回。
故乡和历史塑造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及具体经验,作家创作的主题常常聚焦于此,诗人海马也并不例外。经由生活的打磨之后,其实没有诗人能够跳脱出经验之外独自言说。海马的组诗《黄河故道及其他》差不多就是立足当下重返历史的文字表达,过往在当下的凝视中如何被诗意地呈现,我一直带着这种感觉阅读这组诗歌。跟随海马的诗,可以看到历史长在物性的记忆里,在“黄河故道”“水月禅寺”“白门楼”“汉画像石”“季子挂剑台”“明孝陵”“乌龙桥”“夫子庙”这些已经被意象化了的历史遗迹里,历史或恣意或蜷缩着生长。诗人海马无意带着读者进行一场“精神的考古”,而是以一个当代人的视野凝视或触摸历史的过往,换一句话说,诗人用诗歌测量当下和过往的感觉距离,并在这种或远或近的距离中沉思此时此刻的“当下”意义,当代感在历史的诗性记忆里不断涌现,或轻或重敲击你我。
在海马的诗歌里,历史的过往向着未来不断涌现,与此时此刻的“瞬间”碰撞在一起。海马的貂蝉“正藏身于深深的禅室/敲木鱼、焚香、念经/她不看水,不看书,不看飞鸟/也不拜月”(《水月禅寺》),而“一夜之间/吕布成了一个破产的股民/还不肯跳楼”(《白门楼》),一个穿汉服的男人“扶犁扬鞭,正在耕地/他的犁与历史博物馆里的犁/一模一样”(《汉画像石:牛耕图》。海马宣称季子和徐君都是古代的贵族,一下子就把诗人的今人位置摆置得妥妥帖帖,想象着“有月亮的那些晚上/那位徐君会从墓床上悄然起身/扶剑而叹”(《季子挂剑台》)。早已不会咆哮的昔日黄河“不期而至”之后“不辞而别”,黄河岸边的采桑女“早已是白发老妪/所谓淑女/她们乘着木船、马车或轿子/星夜兼程,去了远处或近处的/那些城池”(《黄河故道》),诗人眼中的乌龙桥“像中国历史里所有的石质建筑/它们坚硬,蛮横,冰冷/一点也没有那些在文明的想象里才会有的/正气、仁义或温情”(《乌龙桥》)。诗人操心建安七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如何生存(《建安七子》),对于屈原沉江的石头,诗人更是反复吟哦和追问:“这是一块楚国的石头吧/来自楚国的山上/吹楚国的风,淋楚国的雨/也晒楚国的太阳”,“你为什么需要一块石头/或许,你只是想把自己定格在/楚国河流的底端/从此,不再像一名逐客那样/四处流浪”(《致屈原》)。
诗人海马的历史其实就长在今人的目光所视里,长在那些物质化的历史遗存里,也长在不断的历史复刻和抒写中。历史和未来相互撞击和叠合在当下,这正是《黄河故道及其他》组诗的历史性和当代感的张力所在。历史宿命般地塑造了今天的诗人海马,事实上,诗人也没法跳出历史去抒写历史,诗人的生命中流淌着历史的过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借侏儒之口,指认历史和未来虽然背道而驰,但它们会合的地方被刻写了如下的名字:瞬间。被认为已经消逝的“现在的过去”与被认为尚未到来的“现在的将来”,在尼采看来总是在“瞬间”碰撞到一起,所以,当侏儒基于非线性时间或者圆性时间(孙周兴用圆性时间来概括尼采的非线性时间观)的理解给出以下判词:一切笔直者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差不多就指向了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观点。
我无意用海马诗歌中的时间理解比附尼采的非线性时间观,从而去定义或拔高诗人的历史观,但在阅读海马诗歌的时候却难以遏制地会联想到这些。如果说现在和过去并非一种时间上的串联关系,而是一种空间上的并置关系,进而形成本雅明意义上的一种结构化的历史星座,在海马的诗歌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不是现在的过去,也许就置身于现在之内,在现在的凝视之下,历史呈现自身。海马诗歌里的过往与当下两组诗歌意象结构化地并置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张力关系,这种意象有时候以悖论的方式存在,有时候是以对比强烈的相反的方式结构了诗歌。“墓地上的那棵树还不甚高大/但枝干还算结实/正好挂上剑”,现如今,如果剑绳未断“那剑兴许还挂在最粗的那根枝上/如果那棵树还在/没有地震、山洪,也没被狂风吹折和雷劈/一定已十二分地繁茂/且又生出了无数的小树”(《季子挂剑台》),历史和现在两种视角看季子挂剑的树,没有特别大的断裂感,同和不同全在凝视的目光和因此而生的想象和感慨,但是“过往”和“当下”的距离清晰明了。
黄河故道中的黄河早已不会咆哮,目光所及,“它平静如水/如海岬环抱的海湾/如乡间的小河/如不算太大的湖泊”,历史浸入今人的视野,看起来没有冲撞,无今人先知先觉般的居高临下,也没有过往的笑傲江湖感。诗中的张力关系经由“黄河不期而至/黄河不辞而别/母亲一般的黄河有着父亲一样的/暴虐和任性”得到呈现,而黄河“故道”的历史感滋生在这些诗句里,“黄河来了,黄河走了/留下两岸的村庄/留下田园里的沙土,适宜种植/果树、西瓜、小麦和高粱/留下这河道里的芦苇、菖蒲和/移民而来的鸢尾花”,“在高远的天空和密匝的芦苇、菖蒲丛里/常有水鸟们的身影和鸣叫”,满眼都是过往,满眼都是现在,对黄河故道的咏物抒怀节制而深邃。
《夫子庙》的历史面向经由两组反差强烈的意象构成,“文庙与青楼为邻/就像屠夫的隔壁,住着一名居士/这有什么稀奇/我杀我的猪羊,你念你的佛经”,“就像餐厅的旁边,紧挨着厕所”,“青楼里也有烈女和纯情的恋人/文庙里的举子们,有人做了高官/有人变成了奸臣”。《致屈原》中“你怀抱着那块听话的石头/沉入了江底/就像一个人习惯在睡眠时/抱着他的菊花枕头”,“而水呢,也是楚国的水/它们装盛在一条叫做汨罗江的楚国河流里/它的河岸上遍植香草/每天有美女在浣纱、采莲、唱歌”,这一组意象美丽、温馨、日常,而接下来的这组意象却满满的断裂和飘零感,“也不像船舶、端木、枯叶、落花和浮萍们/随着那些不确定方向的风以及浪/摇晃、漂泊、沉没——/或许,你带着一块石头/只是想携它一起远游”。
但总体上说,《黄河故道及其他》组诗并不追求表达上的婉转曲折,相对自然,断裂感不强,阅读时虽无乘舟顺流而下的快意,但也没有“捻断数茎须”的生涩感。我感觉海马特别相信语言自身的力量,知晓语言能够带读者去的地方,表意相对充分的时候没有平滑感,这很难做到,不过有些诗句的冗余感还是存在的,但没有到伤害诗意的程度,我相信读者差不多能感觉到这些,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理解为诗人海马雕琢语言但并不刻意。
海马诗中的抒情主体始终清晰明确,这组短诗的地域性很强,以徐州和南京为中心,历史时时处处在场,这种强烈的在场感是经由外在的历史视角得以完成的,诗人没有将自我隐喻为历史中的某物或某事进行抒写,而是与历史拉开距离,对象化历史的意味浓郁。这种方式就像历史的讲述者面对物质化的历史遗存,用诗的语言或状物或抒情,当然诗人情到浓处偶尔也会缩短历史与当下的距离,向历史发问,替古人感慨。“据说,它们习惯于潜隐于那些/日常的事物和动作之上/而寺,它就矗立在那里了/别具一格”(《水月禅寺》),“据说”一词拉开了与水月禅寺的距离,获得了相对宽广和自由的表达空间,在《乌龙桥》中也有同样的表达:据说,此地曾有黑龙降临,四条黑龙像四个孩子,在水中嬉戏。汉画像中穿汉服的男人“他的犁与历史博物馆里的犁/一模一样”,抒情主体快速地把画像石中的犁地男人博物馆化了,不仅如此,诗的尾句“那个岁月,黄河还在不远处的北方/黄河还没有来”,诗人再次强调书写的对象是过去的历史,是汉代被画像石固定下来的日常劳作的普通男人;而在《季子挂剑台》中,诗人上来就是一句“他们都是古代的人”,接着强调“他们都是古代的贵族”,“现如今,如果剑绳未断/那剑兴许还挂在最粗的那根枝上/如果那棵树还在/没有地震、山洪,也没被/狂风吹折和雷劈/一定已十二分地繁茂”,《黄河故道》与《季子挂剑台》的外在历史视角几无二致,诗的首句也是“昔日的黄河,早已不会咆哮”,其实《建安七子》中的“东汉,建安年间/身逢末世/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文人们如何生存,这是一个问题”也有异曲同工之处。《致屈原》中采用第二人称“你”的视角,看起来模糊掉了历史与今天的距离,但诗中依然用“那时”提醒读者所抒写的对象是“历史”人物。
用外在视角书写历史,可以给诗人较大的想象和表达空间,不过,如何通过“感觉”击穿历史细节并据此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对诗歌来说也不是易事。这组抒情短诗中,《黄河故道》和《致屈原》差不多做到了,这两首相对长一些,诗的空间相对充分,可以唤醒读者的历史“感觉”。
海马曾把自己的诗歌写作划分为六个时期:一是歌谣时期;二是“新古典诗歌”(或“伪古典诗歌”)时期;三是“自由体”诗歌时期;四是现代主义诗歌时期(主要受五四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以及新时期“朦胧诗”的影响);五是“第三代”诗歌(或者说“口语化”)时期;六是自我探索(或者说“迷踪”)时期(《一个人的“诗歌史”》,《朴素和唯美》后记)。《黄河故道及其他》组诗应该属于自我探索的“迷踪”时期的作品,诗歌表达的时空经验基于地域和历史,一般来说,诗人一旦重返故乡和过去,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自我的内在回归。联想到诗人海马有关故乡的散文创作,也许他还在不断“重返”的行程中。
我知道,用非诗的语言去触及《黄河故道及其他》组诗的诗意历史,既困难也危险,所以,我不能说自己准确地理解了海马,也没有期望读者跟随我的这篇文字去阅读海马,我差不多借此文表达了与诗人或相关或不相关的一些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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