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
　　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
　　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
　　——黄灿然《杜甫》
　　“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深层动因在于杜甫的诗及其人格的共情力量和无比深沉的命运感，在于他对自我、生活、疾病、困苦、万物以及时代命运强大的揭示能力，在于他高超的诗歌技艺和语言才能：“杜甫之伟大就在于，他竟能把一切提炼为精悍的韵律、提炼为诗。”（李敬泽《北京雨燕以及行者》）杜甫是兼具命运感、时代感以及历史感的综合型、总体性诗人，所以他会成为后世作家的精神导师，甚至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代人”。正如伟大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如果杜甫（他生前看到唐朝文化的衰败）没有在大唐的首都长安（现在是现代工业化城市西安）的郊区沟上纳凉遇雨而写出‘雨来霑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我也不知道我们如何看待内华达山脉，不知道那些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诗歌与地点》）
　　一
　　1942 年，伟大的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日记中写道：“大多数作家则将许多时间消耗于种种折磨之中：想写，却不能写；想写得不同，却无法写得不同。”我们不妨将加缪的这句话看作是“诗人之教育”，这既来自诗歌的内部规定性又来自社会外界的激荡。在艰难重重的非常时期，诗人应该对谁说话？诗人最终该对谁负责？诗人的表达如何才能充满效力、活力以及精神共振？这让我想到当年奥登对叶芝及其时代困境的提问：“和我们自己相比，叶芝作为一名诗人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曾面临过怎样的困难？这困难和我们自己的相比起来有多少重叠之处？它们相异之处又在哪里？”
　　近年来，中国诗人最为推崇的诗人无疑是杜甫：“关于杜甫，近年来，我读完了最新版的十二卷本《杜甫全集校注》，还拜读了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吕正惠先生的《诗圣杜甫》等介绍杜甫生平和艺术成就评价的书籍。当我再一次问自己，是否当下众多汉语诗歌写作者们言必提及的诸如米沃什、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甚至艾略特和庞德等20 世纪的西方大师级诗人们，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先辈杜甫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谷禾《向杜甫致敬》）质言之，杜甫诗歌世界中的情感、经验、现实既是修辞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这可以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而诗歌的“社会功能”恰恰是以语言、修辞和技艺为前提的：“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艾略特《诗的社会功能》）当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的年龄段以及生存境遇中，即使是同一个人所面对的杜甫影响也是有差异的，每个人总会在不同的命运情势和诗学观念下来选择杜甫。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杜甫的复杂性和多样化，杜诗精微而又博大，具备日常精神、命运感以及穿越世事的“万古愁”式的普遍性：“杜甫的繁复变化在同时代人看来，可能太过分了，但恰恰正是这种体验的丰富多变吸引了许多后代的赞赏者。气候、情调及主题不断地变化，戏谑和敬畏和谐地并置。”（宇文所安）“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赤子般的爱好，它不只能‘巨刃磨天’，刻画山河的奇险和时代的巨变，也能描绘燕觜蜂须和春夜的细雨，它们衬托出杜甫的为人，同时也表达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既有掣鲸鱼于碧海、璀璨瑰丽、甚至有时不易索解的诗篇，也有好像不费功力、信手拈来的清词丽句。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诗人多能做到这个地步，屈原是这样，莎士比亚是这样，歌德也是这样。他们往往不是文体论里的一种风格、文学史上的一个主义所能范围得住的。”（冯至《论杜诗和它的遭遇》）确实，杜甫是集大成的诗人，正如苏轼所评价的，“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与此同时，杜甫也是超越时代和时空限制的“万古愁”式的诗人：“说到杜甫集大成的容量，其形式与内容之多方面的成就，固早已为众所周知，而其所以能有如此集大成之容量的因素，我以为最重要的，乃在于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如果说有“一千个杜甫”可能一点都不为过：“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以及虚幻想象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都更自由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性。”（宇文所安）而在诗歌技艺和诗歌体式的层面，杜甫更是一个集大成者：“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杜甫墓系铭》）就杜甫而言，无论其精神形象、现实向度还是艺术层面都是极其多元和复杂的，甚至是开创性的。必须强调，“技艺”也是对诗人“真诚”的考验，对此我甚为认同布罗茨基说过的“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最出格的一次，我模仿中唐诗人张籍
　　偷来一本《杜工部全集》，在街边
　　把它烧成了灰，拌入饭中
　　吃得热泪滚滚
　　——雷平阳《行为艺术》
　　唐代诗人张籍曾经将杜甫的诗烧成灰拌饭吃。雷平阳《行为艺术》中提到的这个典故出自《云仙杂记》：“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杜甫作为“同时代人”的命运共同体总会来到每一个时代的“当代人”中间，甚至在很多作家和诗人那里杜甫作为命运伙伴更像是一位灵魂意义上的“父亲”。正如谷禾在《父亲回到我们中间》一诗中所描述的——
　　一定要请父亲回到我们中间来。
　　要允许一个父亲犯错，
　　允许他复生，
　　要允许他恶作剧，
　　允许他以一只鸟的形式，
　　以一只跛脚鸭的形式，
　　以一只甲虫的形式，
　　或者以浪子回头的勇气，
　　回到我们中间来。
　　春天来了，要允许父亲从婴儿开始，
　　回到我们中间来。
　　要让父亲在我们的掌心传递，
　　从我的掌心，到你的掌心，
　　她或者他的掌心，
　　到母亲颤巍巍的掌心，
　　春天来了，要让他在掌心传递的过程中
　　重新做回我们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确实，从影响的焦虑和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杜甫不断在一代又一代人那里得以“重生”，他作为精神意义上的“父亲”一次次回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他命运的纹理和灵魂的底色。“杜甫”作为“同时代人”有了越来越清晰、有力的“当代”回声。对当代诗人而言杜甫是不可替代的精神传统：“置身于现在的时代，我甚至觉得，我们最需要的诗人，不是李白而是杜甫，如此多的丧乱、癫狂、沉痛，理应有大慈大悲的苦难灵魂去对应、去铭记、去歌哭。也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把写作的视点集中到了‘野草般的人民’身上。”（雷平阳《我诗歌的三个侧面》）雷平阳诗歌和散文当中反复出现的“记”是为了强化杜甫诗歌的记录、见证和记忆的功能，这也是当代诗人最为看重的杜甫式的“诗事”“诗史”“诗传”的传统的接续或再造。
　　一个当代人，无论他是多么病愁失意、逆旅伤怀、穷途末路或是登高怀秋、心系苍生，杜甫总会成为他的命运伙伴和灵魂朋友。在草木人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而只有杜甫成了那些处于迷茫、失意和困顿中的人们的同路人或引路人：“至于我，当浓雾被阳光刺破，渐至消散，和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一样，哪怕相隔千年，我也在杜甫身上，在他的诗歌里，获得了一寸一尺的实在，骤然间，我突然想要一本他的诗集，于是，片刻也未停留，我跑出了村子，坐上了前往县城的客车，在县城里，我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书店，最后，在一所中学门口黑黢黢的租书店里，在一堆油腻的漫画书的中间，我找见了一本《杜诗选注》。”（李修文《枕杜记》）
　　的确，我们应该在“同时代人”前提下的“精神共同体”层面来看待以杜甫为典范的诗人与生活、艺术、时代以及命运的深层关系。对于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而言，这是人与世界的重逢，是词语和时间的交锋，这涉及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之间的彼此对视或磋商。随着现代性景观的降临，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逆转，一个个精神断裂带也随之产生，诗歌的分裂感和诗人的焦虑意识越来越突出。无疑，这份精神证词的提供是远非轻松的，诗人时时处于焦虑话语和紧张的精神盘诘之中，因为世界主义是以抹平记忆和空间差异为前提和核心法则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世界主义已经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写作世界当中隐喻和象征化的精神分裂症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代诗人对现代性时间的审慎处理和基于人性、存在困境基础上的批判性反思，让我们目睹了远非轻松而又犹如迷雾般的现实和超现实。由此，我们就又想到了杜甫，想到了杜甫对自我、环境、时代、家国的发现、命名和创设能力。在“同时代人”和“精神辨认”意义上，杜甫并不只是遭逢人生飘萍和安史之乱的“唐朝诗人”，而是“当代诗人”和“世界诗人”。换言之，杜甫总会以各种面目和方式来到后世和我们中间：“每一时代都从杜诗中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文体创造的无比精熟，特定时代的真实个人‘历史’，创造性想象的自由实践，以及揭露社会不平的道德家声音。”（宇文所安）杜甫的人与诗携带了强大的精神载力，他的人生以及诗作总会在不同的时代引起强烈的共鸣，比如自称是杜甫肚子里蛔虫的金圣叹每次外出与友人聚会必随身携带杜诗，甚至往往在醉眼朦胧中进行批阅。
　　如果我们将杜甫理解为“同时代人”意义上的“时代”和“命运”，那么与此相关的任何历史、传统、时代、社会、现实以及个人、生命、存在等都是相通的。这正是我们理解以杜甫为中心的唐代诗人作为“同时代人”的一个起点：“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西川《杜甫》）杜甫的人格高度、精神肖像、诗歌技艺、语言的创造性、诗体的完备以及入世的热忱、家国情怀、忧患意识、思想的载力和“万古愁”式的宇宙意识、开放的襟怀已然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诗人难以逾越的“高标”。是的，杜甫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失效和过时，他总会来到不同年代的读者身边和心中。杜甫属于每一个人，杜甫是“我们”的杜甫，杜甫属于所有的世纪和所有的后来人。
　　二
　　在杜甫这里，“万古愁”不只是个人的情绪起伏、时间意识以及错乱、挫败的命运感，而是心怀天下、心系苍生与大地万物的大襟怀、大悲凉与大悲恸。杜甫的目光从自我出发而辐射到天空和大地，辐射到江河、山川、飞鸟、孤舟、万物以及家国之上。换言之，杜甫的“万古愁”涵括了无比真实的生命个体的细微感受以及“心事浩茫连广宇”般的时空伦理和人类精神的普遍性。
　　在此，我们可以读读杜甫的《登楼》以及《登高》，一起感受下他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的所观、所想、所叹，尤其是体会一下杜甫在一个个悲彻的秋天、在一个个登临的时刻以及一个个黑夜所生发出来的贯穿古今、同频共振的“万古愁”。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玉垒，即岷江上游的玉垒山，《汉书·地理志》载：“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西山寇盗指广德元年（763 年）十二月吐蕃军队攻陷了松州、维州、保州以及剑南、西川诸州，当时形势极其危急。《旧唐书·代宗纪》：“吐蕃陷松州、维州、云山城、笼城。”《新唐书·吐蕃传》：“是岁（广德二年），南入松、维、保等州及云山新笼城。”杜甫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 年）春天，此时正值吐蕃侵犯而局势艰难之际，杜甫此刻登楼满怀忧虑。古往今来蜀地的风景几无变化，玉垒山巍峨高耸，锦江日夜流淌。在万方多难的家国遭际面前，杜甫希望唐王朝的江山如大山一样稳固，但是在时局动荡的境遇下诗人也深感无奈和无力，而只能在暮色苍茫中登楼独立、忧戚怅叹、追古思今。对杜甫这首诗，朱自清有非常准确的解读：“元年冬，吐蕃陷京师，郭子仪收复京师，请代宗反正。所以有‘北极’二句。本篇组织用赋体，以四方为骨干。锦江在东，玉垒山在西，‘北极’二句是北眺所思。当时后主附祀先主庙中，先主庙在成都城南。‘可怜’二句正是南瞻所感（罗庸先生说，见《国文月刊》九期）。可怜后主还有祠庙，受祭享；他信任宦官，终于亡国，辜负了诸葛亮出山一番。”（《<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接下来，再来看看杜甫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高》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这首诗作于大历二年（767 年）秋天，杜甫当时去蜀后正流寓夔州，满卷都是晚景的凄凉和垂暮之感。夔州，此处多猿，叫声凄厉，闻者心惊不已。《水经注·江水》记载：“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杜甫居留夔州约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从大历元年春至大历三年正月），其创作的诗竟高达四百三十余首——占其传世作品的四分之一，人生的暮年却激发出了“老去诗篇浑漫与”般的诗歌高峰。与此同时，这也会让我们想到“文学中的晚年”或“晚期风格”：“一种严肃冷静甚至忧郁沉重代替了成都诗中那嘲讽的、半幽默的自我形象。在夔州及其后的岁月中，杜甫在风格上作了最激进的试验，夔州诗的象征世界最神秘、最迷幻，达到了极端的复杂多样。”（宇文所安）
　　《登高》的前两联都指向了萧瑟、苍茫、冷涩的秋天景象，字字含“秋”但是并未直接提及“秋”字。尤其是颔联，落叶自上而下不断簌簌飞落，而长江则自西向东不尽流淌。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刚好形成了空间上的呼应，同时又对整个秋天的自然物候和精神氛围起到了非常好的对应作用。“万里”是空间，“百年”是时间，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以及瑟瑟冷风中独立一位垂垂老者，其情其景是如何之苍凉而又触目惊心！自古以来“悲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而杜甫则进一步拓展了这一主题。“万里”与“作客”极言漂泊动荡和常年的羁旅之苦，归乡无望则让人感叹唏嘘。“百年”正对应于此时已经五十五岁的杜甫，时世艰难而又白发日增、疾病缠身、困顿潦倒。这首诗也是杜甫“晚期风格”的巅峰之作。此诗寓意深邃苍郁，用律臻于至境，即所谓的“晚年渐于诗律细”（杜甫《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所以《登高》被后世誉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杨伦）。
　　中国古代诗人一直有登临抒怀的传统，而要想在浩如烟海的同题材诗作中脱颖而出甚至成为伟大之作则是难之又难的。宇文所安就曾经说过：“攀登山峰是对觉悟过程的相应模仿，这是一个古老的主题，已经产生过千百首诗篇。”而杜甫却能够做到伟大：“在杜甫的想象性登山中，山没有形状，开始于宽广的全范围视界，一直绵延至古代的齐国和鲁国，诗人只看见无边的青翠，处于阴和阳的交接处，相互作用和调节。在他的眼光中，他逐渐地登上山，追随着飞鸟，直到最后在想象中完成登山，从绝顶获得补足的巨大视野。”（《诗的引诱》）在杜甫诸多的“登高抒怀”之作中《登高》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巅峰之作”，它赢得了此后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和读者：“这首诗，我多年来每次读都有一种苍茫的感觉，杜甫是那个时代中草芥一样的人，根本不被人看重，在他的时代根本没有人在意他，但是他就这么写出了这首诗，然后他病了，他又老又穷，他的生活基本上是失败的，就这样写下了这首诗。我们看见的是他的眼界和胸襟是那么壮阔，这个老人站在那儿，他看到的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看到的是无尽的时间与空间，看到的是茫茫宇宙，然后才写到自己，‘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样的人，一生的使命是深刻地见自己看自己，他看自己卑微的命运时，他从来没有丧失对茫茫宇宙的感知，没有失去对苍生天下的爱，没有失去对于他人的关心和责任。”（李敬泽《万古江河鸟飞回》）
　　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道尽了生存晚景和酷烈时间的难言况味，他也在浩叹中面向了最为真实的自我形象和心象，而W.H.奥登诗歌中的树叶所寓意的生存之悲与杜甫相似：“现在开始树叶凋零得很快，/ 保姆手中的花不会常开不败，/她们走向坟冢踪影已不见，/而童车滚动着继续向前。”（《秋日之歌》）
　　“万古愁”式的时间意识、存在感几乎贯穿了杜甫晚期的写作，比如《旅夜书怀》这样的诗。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 年），这年四月杜甫的挚友严武去世，失去了依靠的杜甫一家被迫离开成都，经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前往忠州(忠县)，此诗即作于寓旅之中。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病逝于湘江的小舟之中，杜甫的颠沛流离的晚年生活让人唏嘘感叹。逆旅之中的江水、河岸以及一叶孤舟正对应了杜甫动荡不已、漂泊无定的心理状态。
　　关于《旅夜书怀》这首诗前两联的用语和句法以及表达的高妙之处，高友工、梅祖麟有着详细的剖析：“第一联的静态意义与第二联的动态意义之间有种强烈的对比。头两句完全由并列的简单意象构成，其中只是通过肌质、通过性质上的相似发生一点微弱的联系，‘细’与‘微’都是‘小’的意思；‘危’和‘独’都有‘单个’的含义。活动的场所有了，但没有发生动作。第二联中两句的结构都是动词+名词的结构。虽然第一个动词（‘垂’和‘涌’）都是不及物的，但它们却贯穿于两个对象之中，就像音乐指挥打了3/4拍时的手势那样，每句诗都在一划而过的运动中包括了向下和向旁的两个动作。‘星’与平野相连，‘月’同大江相接，‘星星落在无垠的平原上，月亮涌入奔腾的大江’。这里还有一种动力强度上的差异：第三句仅仅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并预示了将要发生的动作，第四句则是真正的活动，它所表现的雄伟意象传达了搏动于月亮与大江之中的宇宙之力。”（[美]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李世跃译）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后世的诗人如何向一叶孤舟之上的杜甫致敬的。
　　——你听到了雪，长安的雪
　　秦州的雪，落上草堂的雪，如千万把刀子
　　贴着江面飞来，一闪又消失了
　　只有江水微澜，浮动隆起的堤岸
　　你俯下身去，试着去抓住它
　　而长夜漫漫，一叶孤舟烟波里
　　垂落的天空，不是靠近，而是更远了
　　——谷禾《江上的杜甫》）
　　三
　　在杜甫的《登楼》《登高》《旅夜书怀》等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病痛者、孤独者：“独孤者的任务是加倍孤独。”（E.M.齐奥朗）杜甫诗歌中的空间与时间构成了最典型意义上的文化构造和精神通道，他瘦削、孤独而悲怆的表情是一代又一代诗人的“万古愁”，这位伟大的孤独者也成为提升、引领意义上的精神标高。
　　“万古愁”意味着诗人的时间意识和宇宙意识，意味着他对短暂之物和永恒之物的辨认、叩访与盘诘，意味着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和孤独，而孤独、虚空往往开始于人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沉默、孤独、无助和挫败感。那时，一切都在寂静的淹没之中。对于顿悟者来说，拒绝和化解孤独的最高境界就是“本来无一物”。个人的孤独要想提升为人类的孤独、宇宙意识以及“万古愁”的话，他就必须具备杜甫这样的深度凝视的表情，尤其要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时间涡流当中的求真意志：“随着时间悬停，意识在对空间的感知中耗尽自身，我们遂养成一种埃利亚学派的风范。宇宙万物的寂静在一个永恒瞬间废除了我们的记忆。空间令我们沉迷，世界似乎变成无用、无穷的绝望。”（E.M.齐奥朗《眼泪与圣徒》）
　　我们谈到的包括杜甫在内的中国文人登高望远、自比心志的传统如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泛着幽光的城市玻璃幕墙不再生产深沉的登临者和抒情诗人。在现代性日常生活中登上高楼的人却往往怀有一颗灰暗之心。诗人的凝视状态在混乱的时空前也宣告结束，眼神茫然无措而飘忽左右。无限提升的城市建筑不仅使得诗人的根基越来越飘摇不定，而且向上的目光也给遮蔽住了。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都被堵塞了，“天气”和“地气”也被阻断了：“当下的文化领域人云亦云地说着接‘地气’，其实我们最不缺乏的就是‘地气’，因此我自然会觉得‘地方性写作’是一个伪命题，是误导。对一片类似云南这样具有神性的土地来说，我以它为精神出处，目的还是去往天空，与‘天气’相融，方可得现代性乃至全球性等一系列的文学品质。”（雷平阳《让诗继续拥有唯美与批判的双重力量》）
　　然而，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人和作家都有深深的对抗时间的焦虑以及相应的程度不同的意志力和抵抗力，他们也总是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穿越自己的时代而抵达未来的时代及其理想读者。这样的诗人必须具有杜甫式的“万古愁”式的襟怀和总体性的视野，具备“同时代人”的精神特征，从而诗人的肉身借助文字世界得以永生：“艾略特说过读伟大的诗人应该读全集。用这样的标准去检验中国古典诗人，杜甫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构成了强力的整体。早期诗与晚期诗形成互补。但陆游就不行了，他的九千多首诗，会把人读吐，让人觉得其中大部分诗都没有意思。”（孙文波《五月笔记》）杜甫确切无疑地属于这样的“终极诗人”，在写作技艺和思想难度上他也成为后世的至高典范：“说到底，对于写作而言，语言形式、结构方法等，最后呈现出来的成品，其实都是外在的成果。一个能够成为不断启示后世的诗人的重要之点在于，那些伟大的前辈能够从精神的意义上让后来者懂得，在自己的写作中应该怎样建立写作体系，并在这一建立的过程中，以什么样的原则作为支撑自己写作的基础。只要清楚了这一点，余下的事情不过是依例而行，在具体的写作中寻找具体的应对方法罢了。”（孙文波《杜甫就是现代诗的传统》）从“万古愁”式的终极写作以及“同时代人”的精神共时体的层面考量，在整体性的诗歌史链条和场域中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诗人都在为抒写一首“终极的诗”作着准备和努力，这也正是T.S.艾略特所强调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批评的原理，美学的，不仅是历史的。”艾略特还格外强调：“如果我们不抱那种先入的成见去研究某位诗人，我们反而会发现不仅他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是最具有个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也就是他的先辈诗人们，最有力地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
　　杜甫的诗歌世界以及复杂的人生境遇总会让我们一次次目睹时间、命运以及“万古愁”，尽管时间、命运以及“万古愁”在杜甫这里更多呈现为悖论和撕裂感，而只有杜甫式的伟大诗人才真正对时间以及命运予以了格外有效的深度观照。这就是“时间诗学”或“生命诗学”的诞生过程，杜甫也是真正将“事”转化和提升为“史”的伟大诗人。杜甫的伟大不只是“史”，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杜甫的诗歌中的时间与空间是如何转化、内化和再造成为时代记忆和个人灵魂际遇的，而一个诗人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不可替代的时间意识和命运感。这种相通的精神情势使得写作者重新认识并调校自己的写作，真正思考个人与自我、时间、命运的复杂关联，这也正是谢默斯·希尼强调的“诗歌的纠正”，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所指出的“诗的见证”。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万古愁”意识正是来自于他不堪的人生境遇和时代转变，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诗人必须正视、思考乃至抒写个人命运与时代、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90 年代初中国社会以及我个人生活的变故才使我意识到我从前的写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无论从思想道德，还是从生活方式，还是从个人身份来说，我都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所以这时就我个人而言，尴尬、两难和困境渗入到我的字里行间。”（西川《大意如此·自序》）从写作观念的调整和写作方式的调校来看，杜甫也构成了伟大的传统。20 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人之所以如此强调“叙事”“反讽”“戏剧化”与时代生活的关系，就是要适应和确认以诗歌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判断，从诗学上而言这也要求诗人们必须摆脱单一视镜的抒情和“纯诗”腔调，从而完成从“歌唱的诗歌”向“叙事的诗歌”（当时也被称为“不洁的诗歌”“偏离诗歌的诗歌”）的过渡。西川准确地指出“叙事”应该被替换成“综合创造”，即“叙事”成分的增强只是诗人为强化诗歌的容留质地和活力以及综合创造力的一个表现而已。
　　在杜甫与“万古愁”相关的诗歌中他的自我形象历来受到关注，比如杜甫的自我嘲讽、自我负气和自我分析、自我争辩。杜甫诗歌中的“自我”显然既是性格、人性以及精神和世界观层面的，也是与现实、时代、历史甚至政治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还带有一定程度的修辞化的自我分析，所以必须对杜甫文本化的“自我”予以客观和准确的认知：“后代诗人虽然学习杜甫的自然主义，处理日常生活细节，却很少能够达到他在态度和意旨方面的自由随意。这种自由随意使得杜诗体现出一种宽容的人性，甚至连西方读者都能明显感受到。”（宇文所安）
　　是的，杜甫不在发黄破损的古书里，而在每一个当代人的命脉和精神旋涡里，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与我们一起喜怒哀乐、同频共振。杜甫的“万古愁”也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万古愁”，在秋风中登高而立的诗人是凝视者，也是孤独的见证者，他等待后世的人们进行一次次会心的对话和精神确认：“我们中国人，无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中，总有那么一句两句诗词在等待着我们，见证着我们，或早或晚，我们都要和它们破镜重圆，互相指认着彼此。”（李修文《诗来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