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无论是杜甫的出生地巩县南瑶湾村的诞生窑还是散落在各地的杜甫草堂、公祠、旧居、遗迹，无论是偃师、巩县、平江小田村的杜甫墓还是耒阳和襄阳的衣冠冢，它们都成为杜甫的一个个化身，成为一个个经典化的被人瞻望的精神地标，成为杜甫影响千年的可靠见证，也成为绵绵不衰的灵魂伙伴意义上的绝对的呼吸：“在偃师杜甫墓低头拜祭因诗而圣 / 那人。细雨蚕一样不停吐丝，围着我 / 一个凉字。 // 整个首阳山是一把苍老的古琴。手指 / 轻轻一拨，弦就断了，所有石头下面的草 / 都在喊痛。 // 从不相信灵魂脱窍的我围着墓园刚走一半 / 墓上树丛，一只巨大的鸟冲天一跃 / 我的思路瞬间被这尖锐的鸟鸣锯断 // 未来的我与过去的我，从此各奔前程 / 时间，就只是受惊的一秒 / 会凝固。”（彭志强《魂脱窍》）
　　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杜甫成了一个精神共同体和伟大的传统？这样一个诗人的经典化与传统、接受者、个人才能（比如杜甫强调的语言上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诗歌的状物、述怀和叙事、写史的能力都非常突出），以及时代、命运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一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强调：“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在历代的文学传统中严羽将唐诗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唐诗在后世的流传中也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位置：“蜡像馆外。老师引一群孩子 / 围洞庭湖教那篇古文 // 馆内。李白挨着杜甫挨着韩愈挨着欧阳修 / 也挨着文天祥挨着辛弃疾，挤在课堂边 // 若有所思。多少年了 / 宋词比肩唐诗，还聚在岳阳楼做旁听生”。（哨兵《岳阳楼记》）显然，在唐代诗人中杜甫已经成为了至高的准则，正如宋人王禹偁所评价的那样：“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在一生写有4万多首诗歌的乾隆心目中，杜甫占据至高的位置：“杜诗于我有何缘，每一见之不忍舍”。（《杜诗》）金圣叹（1608—1661）自称是杜甫肚子里的蛔虫，甚至他在走亲访友和宴饮聚会时都要随身携带杜诗，兴之所至就批注起来：“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叙第四才子书》）然而杜诗尚未批注完成，金圣叹就因哭庙案被杀。抗金时期的名将宗泽（1060—1128）在病危之际仍难以释怀的正是杜甫的诗：“泽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都人号恸。”（《宋史》）我们再来看看极其推崇杜甫的吴宓的一段话：“凡为真诗人，必皆有悲天悯人之心，利世济物之志，忧国恤民之意，盖由其身之所感受而然，非好为铺张夸诞也。如杜工部，如陆放翁，细读其诗，则谓之因公忘私也可！”（《吴宓诗话》）闻一多更是对杜甫推崇备至，至于做杜甫研究（《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时更是极为忐忑：“我给诗人杜甫绘这幅小照，是不自量，是亵渎神圣，我都承认。因此工作开始了，马上又搁下了。一搁搁了三年，依然死不下心去，还要赓续，不为别的，只还是不奈何那一点‘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苦衷罢了。”（《唐诗人研究》）每个时代的诗人也总是在痛苦的现实际遇中想到杜甫：“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冯至《赣中绝句四首》）甚至在雷平阳看来，他是杜甫诗歌中的一截骨头变成的诗人。四川诗人彭志强则认为自己是杜甫诗学的传承者之一，是杜甫的诗歌战士。
　　作为流动的传统及精神共同体，杜甫总是能够轻易打通每一代人，他一次次重临于每一个时代的生存现场和诗学核心。这是诗人和时代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及伟大传统。质言之，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与杜甫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尽量以开放的文化视野来重新审视、评估、理解和接受杜甫：“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中国学者有一种偏狭的心愿，就是把中国古典文学视为‘我们的’（或者最多是‘东亚的’）传统，淡化‘外人’做出的阐释和赋予意义的权利和权威。这种心愿，恐怕会最终导致中国的伟大文学作品变成只有中国人自己才会去阅读和欣赏的文字，导致文化孤立主义，既不利于中国文化，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论》）然而多年来，我们又一直处在“当代诗歌”缺乏经典的焦虑之中，我们也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出现方向性、总体性的写作者，即类似杜甫、叶芝、里尔克、沃尔科特、米沃什那样的终极诗人。我想到沃尔特·惠特曼说过的这句话：“要想有伟大的诗人，那么也必须要有伟大的读者。”也许“伟大”这个词对于当下的写作者和阅读者来说都太重了，于是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说：“文学所依赖的，不是理想读者，而仅仅是足够好的读者。”（《理想的读者》）质言之，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着属于它的“杜甫”，杜甫是伟大的总体性诗人和精神共同体，每一代诗人都能够在他那里找到学习的源头和方法。我之所以强调要从历史性、共时性和未来性来衡量杜甫及当代诗人，意在提醒诗人要注重诗歌的难度，注重人格的修为，强化写作的效力和活力，要持有杜甫式的罕见而又可持续的创造精神：“但杜甫绝不是传统的文人，他恰恰是一个有强大的毅力和勇气去创新的人，比如说用典的问题，还是用白话的问题，这一千年来诗歌里就没完没了的争吵，直到现在还有诗人在说：我发现口语很伟大，要用口语。这个不用你发现，看杜甫的很多诗都能发现。杜甫的根本就是他的生活，那丰厚的经验，活生生的经历，所以他写诗就是提笔就来。有时候杜甫的这种活泼、生气、人间烟火的气息，后世诗人很多时候不敢这么写。”（李敬泽《万古江河鸟飞回——杜甫与中国人生》）
　　流芳千古的“李杜”作为双子星一直被并举。对“李杜”的评价，白居易的说法影响最大：“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与元九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杜甫的地位却越来越高，比如胡适所评价的：“（李白）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瞭望我们，我们也能瞭望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白话文学史》）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就认为：“（杜甫）与李白齐名，或说超过李白的诗人。他对自己的诗歌如此自信以至于把自己的诗当成治疗疟疾的药方。”（《古文选珍：诗歌》）尤其是从对话传统的角度，我们会更感兴趣于“当代”场域下的诗人与杜甫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和比较实际上在唐代已经开始：“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旧唐书·杜甫传》）李白与杜甫的差异更适应于王国维所说的“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李白是“不可学”的，而杜甫是“可学”的，恰恰是杜甫为诗人和诗歌树立了范本意义上的“诗艺法度”“诗性正义”的尺度：“一部中国诗歌史，完全可以分为杜甫前和杜甫后，杜甫特立独出，开辟了新天新地，从此确立了不可动摇的诗歌标准。世上有两种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令人目眩神摇，但是你不会想到学他，比如李白，几乎所有的人都爱李白，包括杜甫也包括皇帝；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几乎没有什么诗人会想到学习李白，李白不可学、学不像，他天马行空，冲破了人类生活的正常尺度；而杜甫属于另一种艺术家，他是高山，令人仰望，但是，你知道，他也像山一样安稳，他开辟和界定了一系列基本的艺术原则和路径，你可以一步一步地走近他、攀登他。”（李敬泽《江河及其方向——杜甫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说，较之李白，杜甫更接地气和人情，也更显得亲切和可靠，所以他毫无争辩地成为了任何一代诗人心目当中的“同时代人”，成为诗歌传统中最为持久而动人的存在，正如鲁迅所言：“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毫无疑问，作为同时代人的杜甫获得了越来越普遍的共识，他可以毫无挂碍地被后世的诗人所理解、接受：“我觉得杜甫确实不是古人，确实活在我们中间，他的感情和我们是相通的，他面临的问题、烦恼，他的喜怒哀乐都和我们是相通的。”（李敬泽《万古江河鸟飞回——杜甫与中国人生》）
　　二
　　“杜诗学”的产生和发展及杜甫成为“诗圣”意味着杜甫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化，而是在诸多经典化的诗人中被传播、研读、评注和阐释得最多的一位，从而成为诸峰中的最高峰，成为“集大成的诗人”“诗人中的诗人”“完美的诗人”。
　　杜甫已经不再是单单的个人风格的代表，而是成为从古典诗学（传统）和古代汉语一路延续、回响到现代诗歌、现代性和世界诗歌格局中的重要传统和精神资源：“杜甫，是祖国的诗人；而杜甫，作为一个人名，也是作为代表盛唐一个时代的诗人专名；杜甫也已成为中国诗歌的专名，无论是‘李杜’并称，还是‘诗圣’之号；而且‘杜甫’之诗，因为其自传性，成为盛唐历史的最后哀悼之名；甚至，杜甫这个名字已经烙印在历史盛衰的转折时刻，成为祖国历史诗意的唯一签名。但‘杜甫’，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专名（proper name），‘杜甫’已经成为一个通名（common name）。‘杜甫’，这个名字已经属于所有人，‘杜甫’就是所有诗人，甚至就是所有人，是那歌咏祖国的人性，就成为历史之名，就成为历史的通名与诗意的通名。”（夏可君《一群杜曲的安魂曲》）质言之，在诗歌共同体的意义上杜甫也是现代诗人的先驱者、祖先、父亲及精神引导者（导师）：“这些话/ 站在小田村的杜家祠堂 / 说给身后的长江或洞庭湖 / 毫无意义，说给身前的京珠高速 / 又让人欲言又止。我只好抠出 / 那本刚上市的诗集，塞进功德箱 / 就当杜氏第六十代嫡亲，吉春 / 新雨，续了一把香火”。（哨兵《过平江杜甫墓》）
　　老杜代表的是鲜活的、流动的、有效的传统，而这一传统正是诗歌精神的伟大共同体。在正典叙事之外，关于杜甫的诗歌史意义我们还要尽可能地还原为生命诗学，即生命、人性、求真意志、存在感构成的合力对诗人自己及时代和后世者的穿透力和贯穿可能：“其实，那几天，因为天寒地冻，我一直发着高烧，尽管如此，在我借宿的人家里，还是借着微弱的灯光将那本《杜诗选注》看到了后半夜，那一字一词呵，有时候像雨，但我又恨不得立刻就被它打湿，有时候像药，不用煎熟，我也能将它们全部喝下，渐渐地，高烧开始剧烈地作用于身体，我疲惫难支，还是睡着了；在梦里，我又看见了杜甫，和上次见到他时一样，他挤在人堆里，仍在登上渡船。实际上，还是连个照面都没有打上，但我知道，他就在那里，他就在人堆里。”（李修文《枕杜记》）张枣的外婆就非常喜欢杜甫的诗，所以她从张枣的童年开始就在灌输杜诗，而一旦这种诗歌影响转化为生命体验的话，它就变成了生命体之间的感知与交换，变成了知音一样的契合无间，变成了触动灵魂的暖火或闪电。因此，诗也就成为了永恒的精神体，它具有强大的心理势能和召唤空间，而诗歌所携带的情感、感受、记忆既指向了过去又指向了未来：“（外婆）带我时（我）大概十岁，因为冬天比较冷，所以她常说，这个枣娃子晚上就像个热水袋暖着我。但我夜里不好好睡觉，老爱踢被子。有一天早晨起来，她就对我说，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这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句子。我当时还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她告诉了我。我一下子就觉得‘娇儿’这个词用得太好了，一下子就呈现了我和外婆之间的关系。我当时就疑惑，为什么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变成诗歌？这句诗恰当地描述了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让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样，体会到了诗的愉悦。”（张枣《“甜”》）可见，真正激发了张枣的诗歌冲动并重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杜甫。确实，诗歌是写给和献给那些灵魂契合、性格相通的特殊人群的——尽管他们可能正是那些无限的少数：“当白色鸟急疾地扑进林子，恍惚中 / 万箭穿心的感受 / 一只航行在内河的红舞鞋 / 轻易听懂了它嘴喙和翅膀的抖动 / 你节奏轻盈的足踝，旋转 / 一朵绿色春天的风信子 / ‘这封信如果有人愿意读 / 我乐意去按全世界的门铃’”。（杨克《诗是写给灵魂相通的人看的》）所以老杜的目光能够越过一千多年的时光仍在对视着我们，穿透我们身处的现实和时代的迷雾：“在现代诗歌的语境里，任何触及杜甫的话题，似乎很容易就卷入我们和诗的传统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甄别。比如，一个当代诗人谈论来自杜甫的启发，不论细节如何，这件事本身就很容易被举证为具有某种象征性，而且毫无争议地预示着，新诗的未来还是要回归古代的诗歌传统。杜甫作为古代诗人的伟大代表，我们作为诗歌史上的后来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维吉尔和但丁的例子。在世界幽暗的密林中间穿梭，先驱者和后来者的关系，既呈现着历时性的想象，也颠覆着共时性的秩序。表面上，先驱者提供引领，但如果没有更深切的心灵的默契，恐怕我们追随的脚步也会摇摆不定，经不起多少尘世的坎坷。”（臧棣《作为压舱石的杜甫》）
　　三
　　俞伯牙与钟子期、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他们这样的知音、灵魂朋友、命运伙伴及“双子星”式的相互之间的寻求、吸引、共鸣一直都存在着，当然更多的情势则是可遇不可求。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在生离死别的时刻、时代的至暗时刻，诗歌和艺术成为延续下来的记忆方式及伟大友谊的见证，正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诗经·小雅·伐木》）。
　　将目光拉近到当下，我们就会注意到类似的精神事实，比如海子与骆一禾、张枣与柏桦、木心与陈丹青，“铭记永恒的诗歌友谊，再现生命中彼此重叠的时刻、奇迹、美与冒险”（柏桦《橘颂：致张枣》）。这些伟大的友谊让人羡慕不已，正如1999年远在德国的张枣如此深情地写给柏桦的文字一样：“在1983至1986年那段似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意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区，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二三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便，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见一次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我们常常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销魂》）这印证了诗歌最需要的就是“心灵的默契”，最终要达到的至境就是“诗人是兄弟”，是李白与杜甫意义上的“知音”。
　　对于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和先行者，“诗歌生命”是一体化结构，“诗歌”与“生命”在他这里是不可二分的，“诗歌是生命”与“生命是诗歌”构成了极富契合度、戏剧化和启示性的象征效果。杜甫的人与诗构成的特异世界最终幻化成一把五弦琴，正如臧棣所透视出来的那样：“我的骨头会不会变成我的琴弦。”（《凤翔，至德二年》）
　　朋友之交分多种，有君子之交、知音之交、生死之交、布衣之交，有口头之交、点头之交、小人之交、青云之交，有非正道交友的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等，此外还有总角之交、忘年之交、忘形之交、侨札之交、管鲍分金之交、弹冠结绶之交。我们知道琴在中国文士传统中代表知音，是灵魂相通的重要媒介。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千载流传不衰。《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兮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兮若流水。’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这就是千百年来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知音之交”。《礼记》云“士无故不撤琴瑟”，嵇康有诗曰“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赠秀才入军》）。可见，琴作为文人雅士的传统和佛道文化的重要中介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佛曰：‘不妄语。汝抚琴，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岂不是？’王曰：‘是。’佛曰：‘迦叶亦复如是。所以实不曾作舞。’”（《五灯会元》）张岱在《夜航船》中认为“伏羲氏始削桐为琴，十弦。神农作五弦琴，具五音。文王始增少宫、少商二弦，为七弦”。张岱还列举了自古以来的诸多名琴，比如伏羲离徽、黄帝清角、帝俊电母、伊陟国阿、周宣王响风、秦惠文王的宣和与闲邪、楚庄王绕梁、齐桓公鸣廉、庄子橘梧、闵损掩容、卫师曹凤嗉、鲁谢涓龙腰、魏师坚履杯、鲁贺云龙颔、魏杨英凤势、秦陈章神晖、赵胡言亚额、李斯龙腮、始皇秦琴、司马相如绿绮、荣启期双月、张道响泉、赵飞燕凤凰、梁鸿灵机、马明四峰、宋蒙蝉翼、扬雄清英、晋刘安云泉、王钦古瓶、谢庄怡神、庄女落霞、李勉百纳、徐勉玉床、荀季和龙唇、蜀王千面琴、李勉百衲琴等。
　　关于琴与知音，杜甫即有诗：“嗜酒益疏放，弹琴视天壤。”（《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诗中提到的著名的书法家、画家、文学家郑虔（69—759）正是杜甫的知音。在杜甫等古代诗人中“知音之交”及高逸雅趣、自况心声往往是与听琴、抚琴、携琴的场景联系在一起的。“琴”在诗歌中反复出现，印证了诗歌是知音的艺术，而诗人更是在传奇或灾难性的一生中不断寻求着知己。在唐代诗人中写琴最多的非白居易莫属——居然有120首之多，他把“诗琴酒”视为三友：“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一弹惬中心，一咏畅四肢。犹恐中有间，以酒弥缝之。岂独吾拙好，古人多若斯。嗜诗有渊明，嗜琴有启期。嗜酒有伯伦，三人皆吾师。”（《北窗三友》）唐代宫廷第一乐师而被后世誉为“唐代乐圣”的李龟年就极能辨琴声，他也正是杜甫的挚友。有一次，李龟年在岐王宅里闻琴：“曰：‘此秦声。’良久，又曰：‘此楚声。’主人入问之，则前弹者陇西沈妍，后弹者扬州薛满。二妓大服。”（张岱《夜航船》）宋徽宗赵佶绘有《听琴图》，画面中，宋徽宗于一棵峻拔的松树下抚琴，两名着红衣和绿衣的官员一个俯首一个仰头正在极其认真而谦恭地倾听。权臣蔡京还在画上题诗一首：“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
　　杜甫的这把“万古琴”一直摆放在历史的典籍和古代士人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心中，无论是乌托邦时代还是异托邦时代，这把材质和音质都奇绝的琴总会被弹拨、倾听、回响。它的幽微或激越之声越过一个个朝代，穿透一次次黑夜、一年年秋天，以及一道道寒江，总会来到他久违的知音面前。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他也在寻找着他的理想读者和知音，而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他们是杜甫的基因，是杜甫的听琴者，是杜甫遗风的抬棺人。
　　显然，一个极其显豁的事实是不同时代的诗人、作家都在向杜甫致敬，他们将之视为朋友、兄弟、知音、楷模、长者、老师、父亲、先驱者及“同时代人”。而真正意义上的由强力诗人和传统导致的“影响的焦虑”“学习”“对话”“致敬”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关系：“由于我们所依循的诗教的惯例，伟大的杜甫，几乎从我们识文之初，就牢牢地根植于我们对汉语诗歌的记忆深处。不可讳言，那包含着对我们的灌输。当然，事情也不完全是被动的。那也意味着一个诗歌事实，随着年月的增长，我们从小背诵过的杜甫，开始在我们不断更新的诗歌感觉中发酵。这种发酵，不仅触及我们从诗的现代性的角度对杜甫的领悟，也牵涉到一种新的诗歌能力的自我涵养。我们似乎面对着独特的幸运，可以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诗性的剧烈冲撞里，发明一个新的杜甫。毕竟，我们对杜甫的伟大的领悟，都和我们所处的现代的生存境况有关。”（臧棣《作为压舱石的杜甫》）这是生命诗学前提下的同呼吸、共命运，是时时发生的理解和领悟，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当代）的彼此发现（发明）与沟通。也就是说不应该是影响者对被影响者（接受者）的线性主导，二者也不是被动和被呼唤的关系，也不是先行者与后来人的关系。二者应该是互动和能动的关系，是同时代人和同行者的关系。对于接受者来说，他们也总是在自己的时代和诗歌境遇下重新发现杜甫的价值，并将这种影响和对话积极地转化为自我的创造：“我之所以说杜甫已经成为当代诗的一个传统。那是因为，作为一种被称之为诗的艺术形式，以及在面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时，诗人必须保持的基本态度，这些对写作者而言最起码的要求，当代诗人仍然能够从杜甫对待诗歌的态度和他的作品中找到需要的精神范式。也就是说：杜甫作为诗人，能够让当代诗人看到写作所需要秉持的种种原则。而一个能够提供给后来者启示的诗人，将之说成是有效的传统，应该是不会有错的。”（孙文波《杜甫就是现代诗的传统》）
　　1988年，时年二十六岁的张枣写下了一首诗《中国凉亭》。这是张枣积极地对包括杜甫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致敬和再次发现。此时，张枣远在德国，隔着异域的文化空间，“中国凉亭”成为当代中国诗人再度想象的文化空间和记忆的“前梦”，成为物与我之间的重要媒介，“有一天我们在密林中迷路/ 夏天的雷儿正呓语轻轻 / 我的心发出奇异的声响 / 你和我来到一座中国凉亭 // 你的脸儿缥缈清洁 / 甚至连空气都不能把它察觉 / 你的柔发多么寂静 / 是世界的第一片竹叶 / 携着影儿在水中浅睡 // 寂静中悠转着一只黄鹂 / 我爱你，我爱你 / 似乎陌生，又似乎熟悉 / 似乎唱过一次，或者说过一遍 // 是一场仿佛，仿佛你曾历经 / 你的战栗来自遥远的往昔 / 来自一场前梦，或一座中国凉亭 /当雷雨的珠箔掩盖了四边 // 你和我来到一座中国凉亭 /从此我们生活在这里 / 我感到我是你，你是我 / 要不，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张枣的同时代人赵野的诗歌源头同样带有显豁的“古典性”特质，比如我们看到的他那些80年代的诗反倒是没有沾染当时普遍存在的模仿来的二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怪癖，甚至那时的赵野已然非常可贵地在诗歌中呈现了节制和深醒的一面，而这既是情感层面的又是语言和技艺方面的。当我们继续将目光投注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张枣和赵野这些20多岁的诗人而言，他们在诗歌中不可能没有“歌唱”和“仿写”的冲动，不可能没有对情感、人生的高亢愿景的抒情化描摹，但是当张枣和赵野把这一切都转化为想象性和文化色彩的流水、明月、山顶、木屋的时候，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精神的冥想者和漫游者。他们可以枕河而思，也可以“读书、散步、冥想古代 / 古老的故事使我感动不已”，但是张枣和赵野的“古典性”另当别论。他们完全区别于“回到古典”，正如臧棣所说的：“他真正倾心的是体现在古典抒写中的那种对诗歌的态度，即诗歌是触及人生奥秘的一种方式。”（《出自固执的记忆——读赵野的诗》）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诗人面临的是飞速到来的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挤迫，古典性的幻觉空间或延续的人生态度被打破，诗歌作为个体“精神事件”和“当代经验”的时期即将到来：“我知道我要写作另一种诗歌了，那是要真正表现出汉语之美的诗歌，古代的人物和事件，都隐喻般地充当了当代性，而那些古老的意象和词藻，则可以在现代汉语中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并和我们的当代经验融为一体。”（赵野《一些云烟，一些树》）
　　显然，张枣、柏桦、赵野、宋渠、宋炜等对“古典性”重新发现、对话，以及创造或创设的过程，既是指向了时代与人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关涉诗歌语言和技艺自身的秘密。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反复校正和重估“传统与个人”“词与物”的关系，“传统”和“个人”、“词”和“物”都要经过现象学和考古知识意义上的还原、纠正。这是对惯性认识和传统秩序的拨正，是对熟悉之物进行摇动或颠覆，诗人以此来重现词语和事物的本源和可能，进而重绘一个时代的语言学、修辞学和精神现象学。由此，就不存在隔河对立、水火不容般的古典性和现代性，不存在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隔膜、龃龉，而是它们之间本来就是一体的，本来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机结构，正如我们不能荒谬而滑稽地认定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是两条不相干的河流一样。
　　四
　　无论是传统、精神共同体还是诗歌作为知音的艺术，它们最终还要落实到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即诗人的写作才能。诗歌在所有文体中之所以享有特殊性，是因为它对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写诗的人必须具备足够的在语言、技巧、感受力及想象力等方面的卓越才能。与此同时，我们还必然要在历史、传统、时代及诗学的综合视角下全面判断一个诗人的才能及其优长短劣，正如我们所熟知的T.S.艾略特所说的：“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批评的原理，美学的，不仅是历史的。”（《传统与个人才能》）
　　杜甫天资聪颖，很早就显现出超于常人的诗歌才能，即“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早慧不算稀奇；早慧的诗人尤其多着。只怕很少的诗人开笔开得像我们诗人那样有重大的意义。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颂的，不是什么凡物。这‘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可以说，咏的便是他自己。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占的预言。”（闻一多《唐诗人研究》）杜甫这一早慧的天才及其超拔的诗歌才能在后世被进一步给夸大和神化了。
　　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垄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
　　——冯贽《云仙杂记》
　　甚至在杜氏家族中一直流淌着强大的诗歌基因。杜甫的祖父杜审言（645—708）是初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中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修文馆直学士，曾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为唐代近体诗的开创者之一。《旧唐书》记载，杜审言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但是因为恃才謇傲而为时辈所嫉。《唐才子传》也强调杜审言“恃高才傲世”。显然，杜审言恃傲的性格也遗传到了杜甫的血液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众所周知，而人们比较少知道的则是杜甫的儿子宗武也具有非常高的诗歌才华。《云仙杂记》：“杜甫子宗武，以诗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随使并诗还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闻之，曰：‘误矣！欲子斫断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诗名又在杜家矣！’”正是因为杜氏家族有着重要的儒家和诗歌传统，所以“诗是吾家事”“例及吾家诗”成为家训、族规：“寺沟是一座高悬在沟壁上的小山村，地极偏僻，但人极淳朴。我们找到杜家，说明来意，就受到他们全家极其热情地欢迎和接待。杜思智已年逾古稀，身体和记忆力还非常好。他和全家都奉祀着一块‘诗是吾家事’的木主。尽管他终身务农，但其谈吐举止，却颇有一些文质彬彬的风度。”（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访古学诗万里行》）这里提到的杜思智是杜预的五十代孙、杜甫的三十八代孙。
　　实际上唐代诗人中像杜甫这样的早慧者甚至诗歌天才不乏其人，比如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张九龄“七岁能属文”，此外贺知章、王勃、骆宾王、王维、白居易都是少年成名的典范。明代的胡侍（1492—1553）在其《真珠船》的“幼慧”中列举了唐代的神童，比如权德舆四岁赋诗、萧颖士四岁属文、令狐楚五岁能词章、杜甫七岁属辞、张九龄七岁能文、刘晏八岁献东封书、王勃九岁作《汉书指瑕》而十三岁作《滕王阁序》、李白十岁观百家、柳公权十二岁工辞赋、元稹十五岁擢明经等。与杜甫等少年成名者比较，也有像陈子昂这样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仍然不读书和孟郊四十多岁才参加科举考试的大器晚成者。
　　杜甫的诗歌才能显然涉及“诗关别材”的话题，自古以来因为诗歌自身特性所致，写诗需要的是特异的才能：“‘诗关别材’的整体含义是，诗是由那些与诗的特性相吻合的人炮制出来的。这一结论貌似简单，似乎回到了起点，但其实确是意味深长的。一首诗究竟从何而来？它是如何诞生的，也就是什么是诗的源头？这是十分令人困惑的问题，正如某河流的源头可以被确定来自某个点，但这个点又自何而来呢？同样不仅令人困惑而且神秘。”（张枣）杜甫卓异的诗歌才能在后世引得越来越多的人拍案叫绝，人们的惊羡、仰慕和敬畏之心溢于言表，甚至还由此流传一个近乎令人啼笑皆非的“少陵可杀”的故事：“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论诗，谈到少陵妙处，仲举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杀!’有俗子在邻壁闻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人。’或问所谋杀者为谁，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绝倒，喧传缙绅间。”（罗大经《鹤林玉露》）南宋罗大经（1196—约1252）的这部笔记小说《鹤林玉露》的名字恰恰也来自杜甫的诗：“凄凉怜笔势，浩荡问词源。爽气金天豁，清谈玉露繁。”（《赠虞十五司马》）
　　杜甫全面的诗歌才能是有目共睹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文体大家和语言大师，比如就杜甫的诗歌语言特色来说：“寻找通俗诗人的批评家们指出了他的诗中一些看起来口语的语言（洪业甚至认为这种通俗化语言的倾向使他进士落第）。寻找学者的批评家们指出了古语和对诗歌成语的模仿。寻找唯美诗人的批评家们指出了圆美精致的语词。寻找语言试验者的批评家们指出了异常句法和新奇语义的段落。所有这些成分都存在于杜甫的诗中，都超出了八世纪中叶习用的诗歌语言，但没有一种能够界定文体家杜甫。”（宇文所安《盛唐诗》）毫无疑问，杜甫擅长各种诗歌体式，这从他诗歌经典化的过程可以极为清晰地显现出来。杜甫的诗歌才能、独立的人格、格物致知的襟怀，以及伟大的创造性，是他能够成为永恒性诗人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把杜甫诗歌的新颖性归结于他作为诗人的非凡的独创性，或是归结于他越来越在隔绝和孤立中写作，远离了京城和宫廷精英的旧世界；在另一个层面上，他既是正在发生的巨变的产物，又是新世界的先导。从家庭生活中看到大的问题，既是万物皆有序的旧世界的一个征候，但也是对那个旧世界的偏离。”（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论》）
　　杜甫入选《唐诗三百首》的诗歌，就体式而言涉及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具体而言，杜甫的五言古诗260余首，七言古诗140余首，五律620余首，七律150余首，五言排律120余首，五绝30多首，七绝100余首。可见杜甫诗歌体式之完备，诗歌才能之高超、全面，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工的境界。关于杜甫在诗体上的伟大成就，朱自清先生早就指出：“杜甫却各体诗都是创作，全然不落古人窠臼。他以时事入诗，议论入诗，使诗散文化，使诗扩大境界；一方面研究律诗的变化，用来表达各种新题材。他的影响的久远，似乎没有一个诗人比得上。”（《〈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杜甫尤以五律、七律见长：“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杜甫的律诗写作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境：“子美五七言律，命意创句与诸家不同。后之学者欲学子美，必须先学诸家。既而于子美果有相契，然后变调以学之，庶几不谬。不然，恐徒有重拙之类，不能入其壶奥也”，“世之论杜律诗，多剔其字眼，采其句法，此得其粗而遗其精，明于细而暗于大。子美气盖一世，故其五七言律，沉雄含蓄，浑厚悲壮，不专意于字句之间也”。（许学夷《诗源辩体》）
　　有一个问题会一直回响下去，即：杜甫为何永远不会过时？这是一个充满了迷惑和魅力的命题。我们已然发现越是在时代的转捩点及诗人精神发生震荡的时刻杜甫就会变得不容回避。无论是传统、精神共同体还是现代性，“诗与真”“词与物”，以及诗人独特的才能，都在考验着每一位写作者。显然老杜已经成为汉语的化身和中国诗人精神的原乡，成为贯通每一个人的“绝对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