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况
　　他们打井时，挖到一个月光的精灵。不说话，坐在酒瓶底，两眼放光，盯着手中雨伞的把手，仿佛那是唯一的居所。天黑得很快，人们开始上街。我又想表达了。你说我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过去呢？
　　我的家乡曾经有一个斗兽场，只对天空的孩子们开放。我下意识地对那只虚空的驴耳朵说，你是我见过最优雅的生命，包括在梦的蓝色秩序里。树叶快被那些蠢货嚼完了。挂满假水晶的圆顶，你最好躲开，越远越好。不少个下午，我看见他们驾驶着飞船追我。等一下，对面的海好像在塌陷。是的，声音像沙子一样流失，那些翻滚的帽子！那些马戏团的色彩！
　　有人端上来一个空盘子，挤满各种爱、忧伤、泪珠的光泽和笑声的碎片。支付币种？他们忘了写。在那份五年合同里，你可以用命运和勇气签字。清点豆子的日子，我已经成功地溶解了记忆的塑像。每一行字隔着冷漠的沟渠，我在里面豢养血肉模糊的记忆。它们在蜕皮。
　　我折起下一个节目单，像折起一块脏手帕。
　　两年前，我开始写一系列不分行的诗，每一首标题都是一个真实的地名。我喜欢旅行，去过不少地方，但这些不是我的游记，它们是纯想象的文字，除了一些街道或商店的名字在地图上可以查到，里面的人物情节皆为虚构。我称它们为有中生无，是希望通过文体上的摸索，继续自己的非经验写作。它们处于散文、随笔和诗的交界处，有一种非此非彼的边缘性质。如果说写作是解放内心，诗的写作，如果不是完全依赖于内心，起码在各种写作中，是最依赖于想象的。想象是一片自由的飞地，它带着写作者不断逃离成为现实的中心地带，向边缘突进。它是试图摆脱物化的、变得沉重甚至僵硬的文体，获得轻盈、灵活和梦幻的品质。语言在寻找新的疆域中唤醒自己。
　　《亚丁》是其中一篇。亚丁是也门的一个港口，我没去过。当年兰波放弃写作，从这里去往非洲。另一个和这篇《亚丁》有一点间接关系的是英国旅行作家蒂姆·麦金托什—斯密斯的《也门：未知的阿拉伯半岛》。兰波和我没去过，它们和我的写作有关，尤其是我没去过，它给了我更大的自由度和想象空间。我在写去过的地方时，也尽量从经验和记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尝试着突破个人有限的视角，进入一片未知的领域，仿佛自己是在写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我写过南京地铁三号线每一站的地名，总共二十九站。其中南京站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坐火车去过不下百次。将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陌生化，要用一种异于寻常的方式进入和呈现，或许更接近我理解的写作和诗。在这里，我把《南京站》的开头抄录如下：
　　一种不新不旧的样式。有人拖着话筒的画面，尴尬地闯进凌晨六点十分。其实，戴耳麦的群众演员假装彼此不认识，又对旁边的一位极感兴趣。“说你呢！不允许带活物上火车！”“是活的，但是假的。只有眼珠会转，声音是我提前录好的。”而且，我买了往返，就是为了带它进站。现在可以出站了。光线斜切，从天窗泄露，角度和从前扫地的大笤帚保持一致。
　　切糕。改锥。木楔子。对发型提出新的要求。他设计的袖章得了奖。
　　在文体的尝试中，一首诗还要处理文字、叙事、无结构、人物、中心、自我、线性、边界等等问题。
　　文字。诗的文字，写过的和可写的，无穷无尽。我个人喜欢的比喻是空气，嗅之无味，又无处不在。或者呼吸。我们不是时时刻刻关注它，但它是生命存在的体征。好的文字，对我来说，是鲜活的，克制的，包容的。鲜活，意味着当下，来自于我们平时活生生的话语，读来上口，但又非口水。克制，意味着一种趋近零度的写作。避免抒情，因为抒情极易陷入个人的情绪。用史蒂文斯的话说，伤感是一种失败的情感。包容，其实和鲜活有关，不做人为的切割和区分，让文字具有注入各种新鲜血液的可能性。换言之，不设防，打开语言的边界，呼吸自由。
　　叙事。它在诗中扮演了引入和间离的双重角色。我们喜欢听故事。细节和情节，胜过感喟和呼吁。它们仿佛搭建了一个舞台，或展现一幅画面，吸引着我们。但叙事也是一道透明的墙，防止写作者自我沉迷，进而更好地审视文字自身，让文本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
　　无结构。每个人对写作和诗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生命和语言，存在于时间中，是流动的，无法明确预知和规划。生命的体验，在一个中心不复存在的世界里，各种时空交错；试图展现它的语言，因为个人的意识和局限，主观的变形和客观的困囿，往往迷失在所谓的逻辑和框架中。流动的诗，是自然生成，是突然降临，是豁然开阔。韵和分行，也应该处于流动中，而不是困在结构中。过去和未来，在写作的当下，在语言的递进中，彼此交融，难以分清，成为想象的过去和包含过去的未来，汇入当下的文字中。
　　人物和中心。兰波的“我是另一个人”，是对既定现实的否定，对他者和可能性的认可。某种意义上，是对诗的本质的确认，呼应波德莱尔的航行。诗中的“我”不是诗人本人，甚至不是写作中的那个“我”。“我”成为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又变换成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时空到来，交集，离去……舞台布景的改变，大卫·林奇电影里身份的改变和混淆，立体派绘画中多视角展现的形体重叠，为线性展开的语言，提供了丰富性，也取消了唯一人物的自我中心。
　　在消解自我的过程中，诗接纳了开放、他者、各个界面的共时性。一首诗的结束只是暂时的停顿，通向多条“不一样的路”。我在《伊斯基亚》里尝试着这么收笔：
　　我下到滚烫的水中。我的绝缘外套既防止皮肤灼伤，又传导天地的能量。我抓过那个傻瓜头顶上的毛巾，揩去脑门上的汗。《冰经》里有记载，西方御寒，东方抗热。是理性和情感吗？我们都是自己的反面，只不过他没有明说。他从地摊上，买下所有赝品，用来抵消他得到的福分。他在机场点了两杯卡布，把它们全浇在鞋面上：“你看，我没有方向，褐色的纹路昭显命运。”后来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真的“记得清清楚楚”？《冰经》并不存在，是诗中的“我”伪造的。“我们都是自己的反面”。“你看，我没有方向”，这么说的人怎么会对后来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当然，这是我现在的解读，而当时那个写作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恐怕已然是飞鸟无痕。

　　诗歌月刊 2022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