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可

　　“敦煌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陈寅恪

引 子

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 但是绵延五千年却没有出现大的断裂， 更没有彻底消亡， 反而不断发扬光大，除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外， 更有赖于一代代学人的精心呵护与虔诚传承。 每当它遭受劫难的时候， 总有志士仁人挺身而出， 勇敢守护， 使它免于消亡的悲惨命运。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 在以常书鸿、 段文杰、 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的无私付出和艰辛努力下， 莫高窟从一座残缺破败、 任人掠夺的石窟， 成为保护与研究并重的敦煌学研究重镇。 当我们徜徉在一座座石窟中， 细细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彩塑时； 当我们来到博物馆、 图书馆， 欣赏和研究敦煌文物、 敦煌文献时， 怎么能不感念一代代敦煌守护者的付出和奉献！

一

莫高窟， 又叫千佛洞， 坐落在甘肃省敦煌市区东南25 公里处的鸣沙山崖壁上。

　　敦煌，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隘重镇。 早在公元前2 世纪， 敦煌在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上， 是中国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 经济、 文化交流的一个大都会。 文献记载： “敦， 大也；煌， 盛也。” 单从地名就可想见当年盛况。

　　自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 （公元366） 起， 历代虔诚的佛教徒们便不断地在鸣沙山崖壁上开窟造像， 使这里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 隋唐时期，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 这里更是兴盛一时， 在武则天时期就有洞窟千余个。 宋元以后， 由于丝绸之路的没落和其他一些原因， 这里的佛教日趋衰落， 莫高窟也逐渐不再为世人所知。

　　1900 年6 月22 日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廿六）， 沉睡近九百年的敦煌藏经洞， 因为一个小人物——道士王圆箓的偶然发现而重见天日。 藏经洞只有8.65 平方公尺， 然而却像小山一样堆满了古代的经卷、 文书、 佛画和法器！ 据统计， 藏经洞文献约有5 万件， 包括佛教经帙和典籍文书两大部分， 其中经卷约3 万件。 所有文献基本上是手写的， 它们始自晋代， 及至宋末， 中间历经7 个世纪。 涵盖宗教（包括佛教、 道教、 摩尼教、 祅教等）、 儒学、文学、 医药、 天文、 历书、 星图、 农业、 科技、算术、 针灸、 兽医、 矿业、 化学、 气象、 兵器、冶炼、 工具、 食品、 植物、 动物、 音乐、 酿酒、制毯、 制糖、 造车、 造纸、 养蚕、 丝绸、 印花、印刷、 雕版、 婚丧、 民俗等众多领域。 除了汉文写本外， 还有古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龟兹文、 梵文、 回鹘文、 希伯来文等写本。 如此数量巨大、 文字多样、 涉及诸多领域的手写文献真迹， 多半又是孤本与绝本， 无人能估量出它的总体价值！ 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 地理、 宗教、 经济、 政治、 民族、 语言、 文学、 艺术、 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然而， 藏经洞的发现， 并没有引起本国政府和学界的重视。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 但他认为这些古董总归值些钱。 他装了一箱子经卷文书， 送给他昔日在酒泉当兵时的老上司安肃道台廷栋。 结果这位道台大人居然认为这些经卷上的字不如他写得好， 完全不当回事。 1902 年， 金石学家叶昌炽到甘肃做学政， 他是行家， 看到敦煌写本后马上判断这是了不得的文物， 建议甘肃省当局把藏经洞的文物全部运到兰州保管。 但这样做需要5000两银子的经费， 省里怕出这笔钱， 就下令敦煌县令汪宗瀚去查封藏经洞。 汪宗瀚受命， 于1904 年3 月将藏经洞文物就地封存。 但是他根本没有认真查点， 开列清单， 只是把这一洞的宝物推给了王道士来看管。 万般无奈的王圆箓， 竟斗胆给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写了一封秘密奏折。 然而， 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 哪里还会顾及区区此事？ 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 杳无音信。

　　各级政府的不负责任和敷衍了事， 最终导致了千古悲剧的发生！ 来自国外的一些探险者， 他们用灵敏的鼻子嗅到了莫高窟藏经洞独特的味道。 他们瞪着一双双贪婪的眼睛， 伸出了贪婪的双手， 对它施加了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破坏与掠夺。

　　首先向它伸出魔掌的， 是英国人斯坦因。在西方人对中国西部的考古发掘热潮中， 他先后四次进入中国。 1907 年3 月， 他来到敦煌，在译员蒋孝婉的配合下， 骗得了王道士的好感和信任， 最终用四锭马蹄银 （约合二百两银子）， 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29 箱敦煌文物， 其中文书写本24 箱， 绢画丝织物5 箱。 1914年， 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 又从王道士处获得写本570 余卷。

　　接着是法国人伯希和， 1908 年3 月26 日到达敦煌， 用了两个月时间， 把洞中全部文献看过一遍， 对莫高窟作了一次全面考察， 并抄录题记拍摄照片。 最终， 他以五百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6000 余卷文书写本和200 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 这些写本和佛画， 是整个藏经洞文献中的最精华部分！

　　1911-1912 年， 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 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 先后于王道士处收购写本600 余卷， 并将精美的两身塑像纳入行囊中带走。

　　1914-1915 年， 俄国人奥登堡率考察队来敦煌， 据俄罗斯方面的整理编号， 奥登堡于敦煌收集写本18000 余卷， 绢画百余幅。 同时还剥离窃取了莫高窟第263 窟等壁画10 余幅，带走塑像10 余尊。

　　1924 年， 美国人华尔纳来敦煌， 黏剥壁画26 幅， 带走莫高窟第328 窟塑像、 第257窟彩塑各一尊……

　　在藏经洞被发现之后的二十多年间， 外国冒险家纷纷来到这里进行掠夺性考察， 把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 藏经洞里的数万件文书、 近千幅唐宋佛画， 运回自己的国家。

　　这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空前大劫难！

　　当中国学者得知远在西北的敦煌有举世罕见的大发现， 并且多数出土文物已落入外国人之手时， 他们震惊了！ 他们愤怒了！ 当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听说， 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 他火急报告清朝学部， 要求学部立即发令保护。 学部火速命令陕甘总督毛实君将藏经洞再次封存， 并拨银六千两， 用于收集失散的遗书， 并将其押往京城。 可悲的是， 这六千两银子， 经过层层克扣， 到王道士手中， 只剩下三百两； 更可悲的是， 藏经洞文献在押送京城的过程中， 又被一双双贪婪之手雁过拔毛， 最终送进京师图书馆的仅为8697 卷， 不足出土的五分之一。

　　敦煌在流血， 中国学者的心在流血！ 面对敦煌遭遇的重重劫难， 中国学者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 开展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文明大抢救；之后， 更有一批批优秀学者奔赴大西北， 扎根敦煌， 守护敦煌……

二

最先站出来的， 是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

　　1909 年9 月， 法国人伯希和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办了一个展览， 请来罗振玉、 蒋斧、 王仁俊、 董康、 宝熙、 吴寅臣等著名学者。 他展示了带来的敦煌遗书的原件， 包括 《沙州图经》 《尚书释义》 《敦煌碑赞合集》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等稀世珍本。 在场的中国学者无不受到极大的震动！ 当罗振玉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 《尚书》 残卷等珍品时， “惊喜欲狂， 如在梦寐”。 他听说在敦煌藏经洞尚存六朝至唐宋写本六千卷， 当即报告学部， 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藏经洞遗书。 他还亲自起草了电文， 命令陕甘总督毛实君查封敦煌石室， 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 同时， 他还在《东方杂志》 上发表了 《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 一文， 记录了在六国饭店见到的敦煌遗书十二种书目三十一种； 紧接着又写了《莫高窟石室秘录》， 首次向国人公布了地处边远的敦煌无比重大的发现， 以及痛失国宝的真实状况。

　　紧接着， 一批著名学者， 包括胡适、 郑振铎、 王国维、 陈寅恪、 王仁俊、 蒋斧、 刘师培等， 都投入对敦煌遗书的收集、 校勘、 刊布、研究中。 更有罗振玉、 刘半农、 向达、 王重民、 姜亮夫、 王庆菽、 于道泉等， 远涉重洋，到欧洲和日本， 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付出毕生心血， 在整理刊刻敦煌遗书方面业绩斐然。1921 年， 罗振玉参与发起组织 “敦煌经籍辑存会”。 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 “劫余”， 他奔走呼告， 筹措资金， 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 购买余下卷轴， 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 但是他在抢救和保护敦煌遗书上居功至伟， 功不可没。

　　有论者认为， 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 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 他们共同努力， 多学科同时并举， 形成了敦煌学最初的架构。

　　然而， 学者们的努力， 并没有彻底改变敦煌的命运。 莫高窟偏居遥远荒凉的大西北， 依然遭受着一次次的磨难。 先是500 多名逃窜到中国的白俄士兵， 被敦煌当局关押在莫高窟中， 他们将门窗和牌匾尽行拆卸， 当成烧火的木柴， 在洞窟内毫无顾忌地生火、 做饭， 大量珍贵的壁画被烟熏火燎， 面目全非； 他们对大量壁画乱刻乱描， 对大量泥塑断手凿目， 使莫高窟惨遭蹂躏和破坏。 接着又来了美国人华尔纳， 从这里窃取了20 方精美壁画。

　　敦煌在流泪， 苦苦地等候着自己的保护神。

　　终于， 他们来了……

三

最先来到敦煌的， 是画家们。

　　进入20 世纪40 年代， 画家们开始远赴莫高窟临摹壁画。 最早到敦煌的有王子云、 吴作人、 关山月、 黎雄才。 其中停留时间最长、 成就最大、 影响最大、 争议也最大的， 是张大千。 有人说他是莫高窟保护的第一功臣， 因为他扩大了莫高窟的影响力， 使莫高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也有人斥之为千古罪人， 因为他破坏了很多壁画。 孰是孰非， 迷雾重重， 这里且按下不表。

　　1941 年10 月， 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赴西北考察。 他到莫高窟一看， 深深为之震动。 “斯氏伯氏去多时， 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 中国学人知不知？” 这是于右任参观莫高窟后写下的 《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 面对莫高窟满目疮痍、 流沙堆掩的现状和前景， 于右任忧心如焚。 他返回重庆后， 当即给国民政府写了一份建议书。 在介绍了莫高窟的艺术成就及被破坏的情况后， 郑重提出：

　　“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 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 世称敦煌文物， 恐遂湮销， 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 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 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 寓保管于研究之中， 费用不多， 成功将大。”

　　1942 年， 历史学家向达受中央研究院之约， 率考古组赴西北和敦煌考察， 亲眼看到莫高窟的惨状。 归来后， 他写成万言长文 《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发表在重庆的《大公报》 上。 贺昌群马上写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 也发表在 《大公报》 上， 及时响应。

　　在于右任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1942 年6 月， 国民政府决定成立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由教育部出面邀请法国留学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

　　1944 年1 月， 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首任所长， 延聘一批画家和学者，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 走上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和研究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多灾多难的莫高窟， 终于纳入中央政府保护之下。 它无人管理、 任人劫掠宰割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四

1943 年2 月20 日清晨， 常书鸿和李赞廷、 龚祥礼、 陈延儒、 辛普德、 刘荣曾一行六人， 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 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 头戴北方老农的毡帽， 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 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 从兰州出发， 沿着古代著名的 “丝绸之路”， 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

　　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为保护莫高窟而来， 他们是莫高窟的第一代守护者。

　　遗憾的是， 除了常书鸿外， 我们对其他五人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 我想方设法查阅典籍， 只在常书鸿的回忆录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中有寥寥几笔简单介绍：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人员和物资仍无着落。 当时， 一提起塞外戈壁滩， 不少人便谈虎色变， 对长期去那里工作， 则更是望而却步，无人问津了。 一天， 一个偶然机会， 碰到一个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专学生龚祥礼。 他一见如故， 欣然应允随我前往敦煌， 并且又由他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和我们一块去。 有了两个人的队伍， 总比单枪匹马好多啊。 我内心感到很欣慰。 后来， 又经过和省教育厅交涉， 由省公路局推荐了一位文书，名叫刘荣曾。 最后还缺少一名会计， 没有办法， 我只有到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去招聘。 开始， 这个班四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人愿意应招。 半个钟点以后， 才有一个穿着长布衫名叫辛普德的人站起来说， 他愿意去敦煌。”

　　在同一本书中我们得知， 李赞廷是天水中学校长， 调来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秘书。

　　通过网络搜索， 我还查到了龚祥礼的事迹。 龚祥礼， 又名龚柯。 1916 年生于开封，中学时代受业于中国水彩画开山大师李剑晨先生。 1936 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 恭列黄宾虹、 齐白石、 潘天寿、 汪采白、 王雪涛诸大师门墙， 刻苦研摹唐、 宋、 元、 明及当代诸家名迹， 融会贯通， 绘事大进。 1942 年随常书鸿赴兰州、 敦煌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在敦煌期间， 他虚心向常书鸿、 张大千学习， 精心临摹了大量壁画， 受到常书鸿先生赞扬。 然而， 由于当地冬天气候十分寒冷， 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加之劳累过度， 他肺病复发， 常常大口吐血，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不得不于1944 年含泪离开敦煌。 龚祥礼擅山水， 他的画清新灵秀， 雄浑博大。 后曾任重庆国立艺专讲师， 郑州日报社、 郑州晚报社美术编辑组组长， 郑州市美协主席等。2011 年3 月27 日， 龚祥礼先生以96 岁高龄仙逝。

　　常书鸿是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敦煌结缘的。那是1935 年秋的一天， 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 打算去卢浮宫看画。 他于1927 年到法国来学习艺术， 此时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 在途经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时， 他偶然看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 《敦煌图录》， 一套六册。 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 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画集， 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 那些来自中国的古画， 遒劲有力、 气魄雄伟、 精美绝伦， 将从公元4 世纪到14 世纪千余年的中国美术史展现在他眼前， 令他无比震惊， 为之倾倒！ 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 等他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中国古画真迹时，他彻底折服了。 一幅色彩绚丽、 人马风景栩栩如生的唐代立轴绢画， 已经具备了高度写实的技巧。 这幅创作于公元7 世纪唐代无名画工之手的绘画， 无论在远近透视、 人物动作等方面， 都已远远超过了意大利13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家乔多的壁画， 令人惊羡不已。 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 回归自己民族的艺术中。1936 年他回到中国， 从事艺术教育， 并很快成为一位著名画家。

　　1942 年， 于右任邀请他去敦煌。 于右任向他描述了莫高窟的惨状， 讲了关于保护莫高窟的具体意见， 特别强调： “不管国家如何穷， 也得设法保护莫高窟！” 一席话令常书鸿感动万分。 当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都极力鼓励他去敦煌。 他们把保护莫高窟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年轻的优秀画家身上， 令他倍感责任重大。 1942 年8 月，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筹备委员会成立， 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 常书鸿任副主任， 张大千等五人任委员。 从此， 他的一生， 就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1942 年年底， 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兰州召开会议， 初步决定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 当时有人建议把研究所所址设在兰州， 常书鸿坚决反对， 坚持必须放在敦煌莫高窟。 他说： “兰州距敦煌1200 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呢？” 他向于右任也反映了这个意见， 得到了于右任的支持。为此， 他得罪了那些在研究所问题上打个人算盘的官员， 他们对他提出的工作要求、 人员配备、 图书器材、 绘画材料等问题采取不合作态度， 许多工作难以展开， 研究所在筹备过程中处处受到掣肘。 在他的努力下， 才招到了5 个人， 购置了少得可怜的纸、 墨、 笔、 颜料等绘画材料。 因为教育部所给的经费非常有限， 常书鸿不得不把自己最近几年创作的几十幅油画拿出来开个人画展， 用卖画得来的钱来筹办行装、 安顿家庭。

五

常书鸿满怀着激情奔赴敦煌， 然而当他离开兰州， 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西行， 他的心渐渐沉重起来。 从兰州到敦煌， 按理说4 天即可到达， 可是他们乘坐着运载羊毛的破旧卡车， 却走了一个月时间。 越往西走， 地势逐渐升高，气候更加寒冷， 沿途村烟稀少， 谷野荒凉。 城乡凋敝， 田园荒芜， 人们衣衫褴褛， 面带菜色。 路上， 一位妇女带着病儿， 搭车去城里医治。 他亲眼看到， 半夜里那个婴儿被活活冻死。

　　从安西到敦煌， 连破旧的公路都没有了，只能换坐骆驼。 一眼望去， 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 芨芨草， 活像一个巨大的荒坟葬场。 这一段路程更加艰辛。 渴了， 只能喝又苦又臭的井水； 饿了， 只能啃又冷又硬的干馍和沙枣锅盔； 累了， 就地倒在沙堆上休息。 他不禁想起张骞， 想起玄奘， 想起班超……

　　1943 年3 月27 日凌晨， 当一轮红日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 一幅壮丽的画面呈现在他们眼前： 从一个沙丘的夹缝里，不远的峡谷中， 隐隐约约露出一片泛绿的树梢头； 透过白杨树梢， 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 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 灿烂的阳光， 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 金碧辉煌， 闪烁夺目。 整个画面， 就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大家面前， 令人惊心动魄， 赞不绝口。 一路的劳累， 仿佛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扑向这座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

　　其实， 一路上的风餐露宿、 辛苦颠簸， 才是艰难岁月的开始； 更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那时， 张大千还在这里， 正要返回重庆去。 张大千对他说： “我们先走了， 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护下去， 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的徒刑呀！” 常书鸿说： “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 ‘徒刑’ 的话， 那么我一辈子‘无期’ 地干下去也在所不辞。 因为这是自觉自愿没有人强加于我的神圣工作。” 因为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工作和理想， 也正是这种理想使他能够在以后的困难和打击面前不懈地坚持下来。

　　百闻不如一见。 当常书鸿第一次投入莫高窟的怀抱时， 他的心情只能再次用 “震惊” 二字来形容。 他深感自己过去对这个伟大的艺术宝库的了解太肤浅、 太可怜了。 那时， 虽然已经千余年的风雨侵蚀及人为的毁损， 但仍保存较完好的洞窟数百个。 它是中国石窟寺中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好、 也是最古老的艺术宝库之一。 这个石窟群， 开凿在敦煌东南30 公里的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 大泉河西岸南北走向的酒泉系砾岩的陡壁上。 陡壁高三五十米不等， 由南至北， 开凿石窟的崖壁共1680 米，700 余窟， 分南北二区。 南区长940 米， 是石窟群艺术精华所在。 包括晋、 魏、 隋、 唐、 五代、 宋、 西夏、 元朝各代修建的壁画、 彩塑洞窟309 个。 北区长720 米， 有大小洞窟200 余个， 内有壁画和彩塑洞窟5 个。 整个石窟群壁画总面积达44830 平方米， 彩塑2400 多身。如果将这些壁画排成2 米高的画面展出， 这个画廊可达22.5 公里长， 是全世界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 更为宝贵的是整个石窟的艺术价值。 这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 从洞窟建筑结构， 壁画的装饰布置， 画面的主题内容、 民族特征、 时代风格来看， 是自4 世纪到14 世纪的千余年中， 无数艺术匠师呕心沥血、 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 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 既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结晶， 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 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宝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除了多次遭受人为的疯狂劫掠和破坏外， 迄今仍然没有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洞窟无人管理、 无人修缮、 无人研究、 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 窟前还放牧着牛羊， 牧人和淘金沙人在洞窟里住宿， 烧水做饭， 毁坏树木； 洞窟中流沙堆积， 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可见。 就在常书鸿巡视洞窟的时候， 第444 窟中一块巨石砰然落下， 如果不是躲闪及时， 后果不堪设想， 这让他深感肩上的工作任务是多么艰巨、 多么沉重！

　　1943 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 宣布莫高窟已经收归国有， 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 要加强保护， 不得破坏。 布告上还有若干要求参观群众必须遵守的具体规定， 如不得在壁画、 塑像上题写刻画；不得在洞窟中住宿、 生火、 嬉戏打闹等。 这一布告结束了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状态， 为石窟保护开了人为管理的先例，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 他们雇了一百多个民工， 沿着千佛洞崖崖面用夯土修建了一道长达800 米的围墙， 把狼群、 窃贼、 牲畜和肆虐的沙暴全部拦截在外面， 莫高窟几百年来第一次有了安全感。

　　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 为了整理洞窟， 就必须清除长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 据工程师估计， 堆积成山的流沙体积超过10 万立方米。 此外， 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 栈桥， 修路植树， 等等。 由于教育部所给的5 万元经费已经所剩无几， 雇不起民工， 他们便自己动手， 从春到冬， 整整大干了10 个月。

　　受到常书鸿的感召和影响， 他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好几位学生陆续来到敦煌， 董希文、 张琳英、 张民权、 李浴、 周绍森、 乌密风……这些年轻人的到来令他大喜过望。 教育部的经费迟迟不到， 他们的生活条件、 工作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 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 没钱买临摹壁画的纸、 笔和颜料， 他们就地取材， 土法制造。 没钱买菜买粮食， 他们自己种庄稼种蔬菜。

　　如果说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还能克服的话， 最可怕的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和寂寞。 在这个周围20 千米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洲上， 职工们没有社会活动， 没有文体娱乐， 没有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承受着巨大的孤独寂寞， 心理变得特别脆弱。

　　1945 年4 月， 一个巨大打击悄悄降临：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她也是一位留法画家， 是在常书鸿的鼓动下从重庆带着儿女来到敦煌与他团聚的——突然不辞而别， 扔下了常书鸿和一对儿女。 得知消息的他悲怆欲绝， 骑上枣红马连夜追赶。 可是到哪儿找去？ 而他自己， 因饥渴交加， 伤心过度， 疲劳过度， 昏倒在茫茫戈壁滩上。 所幸被当时在那里找油的地质学家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 否则中国就少了一位杰出的敦煌学家！

　　在儿女的哭叫声中， 常书鸿开始默默承受这意想不到的打击。 在苦不成寐的漫漫长夜里， 他思绪万千。 回想起回国几年来的坎坷风雨， 回想起妻子跟他一起遭受的苦难， 他心头一阵阵涌起自我谴责。 妻子出生在江南鱼米之乡， 又长期在法国留学生活， 习惯了优裕的生活环境。 回国后， 她随常书鸿从上海、 杭州到昆明、 贵阳、 重庆等地， 过着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 到了敦煌后， 生活环境和条件更加恶劣， 难以忍受。 他一心沉在工作中， 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 没有关心她的生活， 有时甚至还跟她发生争吵。 现在回想起来， 内疚不已！

　　在第254 窟， 面对着那幅北魏的佛本生故事 《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 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我想， 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 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 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 它是多么脆弱， 多么需要保护， 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 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 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 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不能走！ 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下去！ 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这一关键的抉择时刻，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事业。

六

妻子出走的伤痛尚未愈合， 一连串的打击又接踵而至。

　　先是1945 年7 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一道命令， 宣布撤销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命令他们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使他像狂风恶浪中的孤舟一样， 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 他写信给于右任等人， 希望他们呼吁保留敦煌艺术研究所， 但他的信如石沉大海。

　　接着而来的是一个散伙 “复员” 的狂潮。8 月15 日， 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欣喜若狂的职工们的心飞回内地， 希望早日与亲人团圆。 董希文和张琳英夫妇， 李浴、 周绍森、 乌密风、 潘絜兹……他们一个个都走了，剩下的就是常书鸿和一对儿女， 以及两个老工友窦占彪、 范华。

　　敦煌的夜万籁无声， 常书鸿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思前想后， 他暗暗发誓： “我决不能离开， 不管任何艰难险阻， 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所幸的是， 经过各界人士的呼吁， 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保留下来并由中央研究院接管。接着， 一批批年轻人陆陆续续来到敦煌， 他们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生郭世清及其妻子刘缦云、 国立艺专雕塑系毕业生凌春德、 四川省立艺专图案系毕业生范文藻和体育教员霍熙亮、四川省立艺专教授沈福文夫妇。 还有后来成为常书鸿妻子的李承仙， 成为常书鸿继任者的段文杰。

　　李承仙的父亲是一位反清革命家， 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 他对李承仙说： 作为一名中国画家， 首先应该去敦煌， 研究中国的民族遗产， 研究敦煌， 然后创立自己的风格。 受父亲和张大千的影响， 她下决心去敦煌。 常书鸿告诫她： “敦煌是远离人烟之地， 古代只有军队和流放的犯人才去那里， 而且生活非常艰苦， 你能受得住吗？” 李承仙回答： “我已决心献身艺术， 不会因困苦而退却的， 你放心吧。” 她为常书鸿的经历和精神所感动， 于1947 年9 月和他结婚， 从此两人成了一对 “敦煌痴人”。

　　这批生力军的到来， 使停顿了的不少工作得以开展起来， 临摹壁画的队伍十分齐整了。常书鸿开始集中力量， 把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品全部临摹下来， 以备将来保存资料和展出， 系统介绍千余年的中国美术发展演变情况。

　　洞窟临摹壁画是一件十分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 由于石窟里光线暗淡， 这对临摹者来说很费眼力。 他们没有梯架设备， 没有照明器材， 只能在小板桌、 小凳上工作， 常常需要一手举着小油灯， 一手执笔， 照一下画一笔， 十分费力， 不一会儿就头昏脑胀， 甚至恶心呕吐。

　　有了人马， 更大规模的保护与研究也得以展开。 洞窟的勘察编号、 标记登录， 编选画集、 修复壁画等各项工作， 很快都有了喜人的成果。 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 到1948 年初，终于按计划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 《历代藻井图案选》 《历代佛光图案选》 《历代莲座图案选》 《历代线条选》 《历代建筑资料选》 《历代飞天选》 《历代山水人物选》 《历代服饰选》 以及 《宋代佛教故事画选》 等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工作， 共选绘了壁画摹本八百多幅。

　　为了宣传敦煌、 唤起全社会对敦煌的关注， 1948 年8 月22 日， 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 “敦煌艺展”， 展出文物和临摹作品500 件， 这实际上是敦煌的保护者们五年辛勤工作的汇报展。 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 于右任、 陈立夫、 孙科、 傅斯年等均来参观。 其后又移至上海展出一周， 报刊反响热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政府加大投入， 条件大为改善， 加大了文物保护力度。 从1951 年起， 首先抢修了3 座岌岌可危的唐代和宋代的窟檐木构， 对石窟群的现状作了一次普查， 并制订出一个初步的整修计划。 为了弄清地下埋藏情况， 对石窟群从南到北进行了一次底层的全面的电测。 对一座早期北魏危险洞窟， 采用花岗石柱承重办法修建了121 米长的永久保固的檐横道。 用塑料化合物卡赛因和阿古利拉等液体注射法做试验， 成功地黏补了一座严重起甲的洞窟壁画。 对重点洞窟， 他们还进行了温湿度测验的装置， 岩壁开裂的观测装置， 以及防风沙的风速风向的小气候测验装置等等， 初步建立起保护石窟的安全装置系统。 通过以上装置所得出记录数据， 逐步建立了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科学资料的档案。

　　由于壁画长期封闭在空气不流通的洞窟中， 加之崖壁本身因气候变化蒸发返潮等原因， 致使壁画出现酥碱、 龟裂、 起甲及大面积脱落等病变。 据统计， 损毁壁画约占石窟全部壁画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共计741 平方米。 壁画的加固和维修工程是个大量的、 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过摸索和试验， 他们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 用高分子溶液和矾胶水的混合体进行注射， 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1962 年8 月， 中央政府派出一个包括治沙、 地质、 古建、 考古、 美术等方面专家的工作组来到敦煌， 帮助他们对莫高窟石窟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勘察研究， 并确定了治本与治标结合、 由窟外到窟内的步骤逐步进行的方针。 1963 年， 莫高窟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于同年开始进行洞窟的全面抢修工程。 在历时4 年时间里， 共加固了195 个石窟， 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梁臂和花岗石大面积砌体， 对360 多米的岩壁和30余处有严重坍塌危险的洞窟进行了彻底的加固。

　　这是莫高窟史无前例的一次全面加固工程， 它不但使洞窟结构起到永久性的加固作用， 同时按照需要在有些地方加深表道， 脱胎换骨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 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经常遭受风沙、 雨雪和日照的侵蚀和危害，从而防止了壁画变色脱落等病变的发生。

　　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 研究所也加大了临摹与研究的力度。 从1952 年起， 所里集中有多年临摹经验的李承仙、 段文杰、 史苇湘、欧阳琳等， 开展整窟原大原色的临摹工作。 经过反复认真地讨论研究， 大家决定从第285 窟开始。 第285 窟有大魏大统四年 （538）、 五年（539） 题记， 历史和艺术价值高， 保存完好，是西魏时的代表洞窟。 经过六七名人员历时两年的辛苦劳动， 终于完成了第285 窟整窟原大原色、 忠实性的临摹。 这个大型整窟临摹品清晰逼真， 被认为是壁画临摹工作中的空前巨作。

　　1954 年， 集中全部美术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年之久的敦煌图案临摹。

　　1955 年， 集中全部美术工作人员对莫高窟各时代代表作进行原大、 原色、 忠实的临摹。

　　1956 至1957 年， 集中全部人力对安西榆林窟壁画进行临摹。 安西榆林窟与敦煌莫高窟同为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石窟。

　　在以后的几年里， 又集中临摹了敦煌人物服饰。

　　…………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 先后临摹了北魏、隋、 唐、 五代、 宋、 西夏、 元等各时代的壁画代表作品， 共计1300 余平方米。 从1954 年起， 常书鸿要求大家结合临摹开展专题研究，看书， 查资料， 写研究文章。 通过两年多的努力， 十多人分别结合自己的临摹范围写出了相应的研究论文。 常书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每一篇研究文章进行修改补充。 1957 年， 这批研究成果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以 “敦煌艺术小丛书” 的形式出版。

　　这次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从此， 许多人员进入了临摹与研究结合的时期， 有的逐渐转入以研究为主的轨道。 为了培养艺术人才、博物馆和石窟保护、 研究人才， 在常书鸿的倡导下， 中央美术学院、 浙江美术学院、 兰州艺术学院等高校学生来到莫高窟临摹实习， 并与甘肃省博物馆联合创办了专业人员训练班， 培养了一批文物专业人员。

　　在常书鸿带领下， 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冲击了他们正在进行的和将要进行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后期， 常书鸿被打倒、 被批斗、 被勒令劳动改造。 即使如此， 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石窟保护和研究。 在清扫洞窟时， 他发现有些记忆中特别的洞窟， 壁画正在变色，如159、 220、 217、 112 等。 那些精美的壁画，颜色好像蒙上薄纱甚至褪色， 初到敦煌时看到的精美颜色褪淡了， 线条隐没了。 1979 年，当方毅副总理来敦煌视察时， 常书鸿当即向方毅汇报了这一情况。 他认为， 在莫高窟1600年的岁月中， 40 年是非常短暂的， 而在这40年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保护壁画不再变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必须采取积极措施， 首先了解壁画原来所用的颜色， 再研究壁画变色的过程， 进一步经过科学论证， 使壁画复原到当年绘制时的光辉面目。 按方毅指示，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开展研究， 鉴定出莫高窟壁画用色有21 种， 这为后来对壁画的保护打下了基础。

　　早在1945 年， 常书鸿就把全部洞窟分为代表窟、 一般窟、 次等窟三种。 文革之后， 他提出要对492 个洞窟进一步分级， 按照现存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分为六类， 分级开放。 分级开放制度执行到今， 对莫高窟文物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次，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问常书鸿： “如果来生再到人世， 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 常书鸿回答道： “我不是佛教徒， 不相信 ‘转生’， 不过， 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 我将还是 ‘常书鸿’， 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我觉得这半个世纪过得太快了， 敦煌研究和保护是几代人的事，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回首已过去的人生， 我自豪地认为， 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 我们奉献给敦煌的应该是许许多多代人的努力和工作。” 当他年近九旬时， 他还提出： “我已老而不死， 但以后死了也要死到敦煌！”

　　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新版前言》中， 常书鸿的妻子李承仙这样写道：

　　“先生的心里， 装的只有敦煌。 他病重期间， 全身浮肿， 呼吸困难， 低烧不退， 但他对病痛只字不提， 话题只有一个， 那就是敦煌。他忘记了自己的九十高龄和病重之躯， 还在时时关心着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 憧憬着敦煌美好的未来。 对他来讲， 敦煌就是生命， 敦煌就是一切。 他是在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深切怀恋中， 离开我们， 离开人世的。

　　先生魂系敦煌。”

　　1994 年6 月23 日， 常书鸿去世。 从1942年接受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任务， 1943 年3月踏上敦煌的土地， 常书鸿在莫高窟默默工作和奋斗了50 年。 他生命的一大半都献给了敦煌， 献给了莫高窟。 他带领第一代敦煌人， 为莫高窟的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 人们把他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中寺他生前居住和工作的小院里， 并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黑色的墓碑， 就像他永远伫立在那里， 守护着敦煌。 人们把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第一代敦煌保护者们称为——

　　敦煌守护神。

七

“我累了， 我想去睡会儿。”

　　2011 年1 月21 日下午， 段文杰说完这句话后， 就在家人的搀扶下上床睡着了， 而且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位中国敦煌学界一代宗师就此与世人作别， 享年95 岁。

　　段文杰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称敦煌研究院） 第二代掌门人。 他是追随着常书鸿的足迹来到敦煌的。

　　1945 年7 月， 28 岁的段文杰从国立重庆艺专毕业， 毅然辞别新婚不久的妻子龙世英，奔赴向往已久的敦煌， 去与神灵和艺术对话。大学期间， 他参观过张大千举办的临摹敦煌壁画展览， 受到强烈的震撼， 暗下决心一定要去敦煌向古人学习。 大学一毕业， 他就和三个同学直奔敦煌。 经过一个月颠簸到达兰州， 见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 听到的却是研究所被撤销的消息。 常书鸿对他说， 为了研究所的生存， 我必须去趟重庆， 前途祸福难测， 你千万不要等我。

　　那三个同学都失望地回去了， 只有段文杰不死心， 他在兰州等。 他坚信常书鸿会回来的： “一定要去敦煌， 哪怕看一眼也是了了心愿。” 1946 年的冬天， 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 等来了被段文杰的执著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常书鸿。 中秋节前夕， 他跟随常书鸿， 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敦煌。 从此， 段文杰眼里只有敦煌， 没了其他。 从那一刻起， 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敦煌， 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 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 被人称为 “大漠隐士”， 成为蜚声世界的敦煌学权威。

　　段文杰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 后半生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 他为壁画临摹定下的原则是： 客观再现原作面貌， 要突出原作的神韵，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 他临摹的 《都督夫人礼佛图》 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段文杰一到敦煌就被任命为美术组组长兼考古组代组长， 成了常书鸿的得力助手。 为了保护壁画， 段文杰提出， 禁止把纸拓在壁画上临摹， 禁止触摸壁画， 禁止使用蜡烛。 这更增加了临摹的难度。 他们只能用镜子把阳光折射进洞窟， 再借白纸反光， 并要随着阳光的移动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 敦煌的生活是艰苦的，段文杰和同伴住在马棚改成的宿舍里， 土炕、土桌子、 土凳子、 土壁橱， 一切皆土。 可是段文杰并不以此为苦。 他每天进洞临摹壁画， 晚饭后坐在后门大石头上等待三危山上金光万道的奇景出现， 或者跟伙伴去戈壁滩上捡五色石子。 他一点不觉得枯燥、 寂寞， 只要一进洞窟， 就像进了 “极乐世界”， 在民族艺术的审美享受中， 灵魂得到美的净化。

　　段文杰潜心临摹壁画， 学习古代画家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 开始他临摹北魏壁画， 因为它自由活泼， 甚至粗犷狂怪。 然后临摹唐画。 他选择了一幅难度最大的供养人像， 即130 窟天宝时代的晋昌郡太守乐庭瓌夫人太原王氏全家礼佛图。 这幅画是张大千从重层壁画中剥出来的， 剥出时画面比较清楚， 色彩绚丽， 后来壁画大面积脱落， 色彩斑驳、 蜕变。为了留存这幅壁画， 段文杰决心临摹它。 但当时壁画的形象已经看不清楚了， 无法临摹。 要保存原作， 只有复原， 把形象和色彩恢复到此画初成的天宝年间的面貌。 于是他开始了复原的研究工作， 在八平方米斑驳模糊的墙面上去寻找形象。 他对盛唐供养人像和经变画中的世俗人物进行调查， 掌握了盛唐仕女画的脸面、头饰、 衣裙、 帔帛、 鞋履等形状和色彩， 把残缺不全的人物形象完整起来。 然后又查阅历史、 美术史、 服装史、 舆服史和唐人诗词， 找到相关的历史依据， 从而提高了临本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在临摹实践中， 段文杰逐步进入研究领域。 真正从事科学研究， 是在1963 年， 领导交给他一个课题——研究敦煌服饰。 到20 世纪70 年代末， 他才放下使用了三十多年的画笔， 开始理论性的研究， 主要是从美术史和美学的角度对敦煌艺术的发生发展及其成就进行深入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对敦煌石窟艺术各时代的风格及艺术特色有着系统的研究， 并对壁画中的服饰、 飞天以及唐僧取经图等方面有着深入的探讨。 他的研究成果对认识敦煌艺术及其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中的价值和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八

1980 年， 段文杰接替常书鸿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在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方面都有了创新和拓展。 在保护方面， 他把敦煌文物保护工作从以往的抢救性保护转入现代科技保护。 在研究方面， 他提出， 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 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 1981 年， 邓小平视察敦煌石窟， 问起敦煌文物研究所今后的打算， 所长段文杰作了以上回答。 邓小平说， 外国人搞了几十年敦煌学， 我们落后了， 敦煌是中国的敦煌， 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

　　1983 年8 月15 日， 是中国敦煌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学专家的倡议下，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 苦苦等待了多少个春秋， 中国学者终于在这一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 它预示着中国敦煌学的崛起。

　　1984 年， 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由段文杰担任院长。 就石窟保护、 美术研究、 历史考古、 敦煌遗书等项目分别成立了研究所。 随后， 全国也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和学术团体。 此后的几年里， 中国敦煌学家跨出国门， 先后出现在法国、 日本、 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学术研讨会上。

　　1987 年9 月20 日， 敦煌学终于回到了她的故乡，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召开， 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汇聚在敦煌。 当著名学者季羡林说出 “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 时， 各国的学者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自从新婚一别， 段文杰与妻子龙世英13年没有见面。 1957 年， 在四川农村教书的龙世英辞去小学教师的职务， 带着孩子万里寻夫， 来到莫高窟。 正值困难时期， 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的粮食定量下降到了每月19 斤。 为了支持丈夫的研究事业， 龙世英到沙漠上找野草、 养兔子， 给丈夫 “开小灶”， 才使段文杰的身体没有垮下去。 正是在那段时期， 段文杰临摹了大量壁画， 写出了大批研究论文， 成为蜚声国内外的敦煌学家。 “文革” 后期， 段文杰被造反派开除公职， 戴上帽子， 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善良的女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精神分裂， 含怨而死。 埋葬时， 段文杰泣不成声地念完了连夜为她写的悼词， 然后将悼文和他的深情、 悲痛一起埋进了坟墓。

　　“我自从1945 年到达甘肃并于1946 年到莫高窟以后，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 为了石窟艺术的研究事业和保护工作， 一住就是50多年， 基本上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文物事业。 虽然曾经遇到一些困难， 但我终于坚持下来， 并且从不后悔。” 段文杰说。

九

2015 年9 月29 日， 我和一群作家诗人正在莫高窟参观。 年轻的女解说员忽然手指前方： “我们院长出来巡洞了！” 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隐约看见那个瘦小而熟悉的身影。

　　解说员口中的院长， 指的是樊锦诗。 此时她已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 改任名誉院长， 但大家还是习惯地称呼她为 “院长”。 据说， 每天到各洞窟巡视一遍， 是她多年不变的老习惯。

　　从1963 年到2015 年， 樊锦诗到敦煌已经52 年了。 52 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段了， 何况中间还有23 年的夫妻两地分居。

十

1963 年， 24 岁的樊锦诗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 响应组织号召奔赴敦煌， 那时她没有想到， 她的一生都会跟敦煌连结在一起。

　　多年来， 面对记者采访， 樊锦诗都反复强调， 当年她是被学校分配去敦煌的， 不是自己主动要求去的； 而且， 她原本想干几年就调回来的， 并没有长期扎根敦煌的思想准备。 在最近出版的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自述》 一书里， 她更是坦率承认： “实话实说， 我当时并不想去敦煌。” 她不愿人为拔高自己。

　　樊锦诗， 祖籍杭州， 出生于北京， 成长于上海， 1.55 米的身高， 瘦瘦弱弱的身材， 典型江南女子的样子。 1962 年8 月， 她和其他三名同学跟随老师、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宿白先生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 从此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

　　第二年毕业的时候， 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考古专业要人， 而且指明要去年实习过的同学。当时敦煌莫高窟将开始大规模的加固维修， 特别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服从分配， 报效祖国，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是年轻的大学生们的基本信念。 樊锦诗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了敦煌。 只是那时候她并没有打算做一辈子的敦煌人。 临走之前她和恋人彭金章约定好三年就回来， 回武汉大学和他团聚。

　　樊锦诗的父亲得知女儿要去敦煌工作， 万分焦急， 因为她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 体质太弱， 而且在敦煌实习时就病了一场。 他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要求她转交给学校领导。 樊锦诗却把这封信偷偷藏了起来， 她已经向学校表明态度服从分配， 绝不反悔。

　　临行的时候， 彭金章来了。 他们只做了一个简单的交谈：

　　“等着我。 很快……也就三四年……”

　　“我等你！”

　　谁能料到， 这一等就是23 年。 而且， 最后 “投降” 的还是已经年近半百的 “老彭”。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敦煌艰苦的生活条件很快就给了樊锦诗一个下马威。 如果说对常书鸿、 段文杰这些男人来说， 敦煌的生活主要是艰苦； 那么对樊锦诗她们这些女人来说， 在艰苦之外还要加上诸多不便， 或者说，尴尬。 比如， 因为没水没电， 常年无法洗澡；屋里没有卫生设备， 半夜三更只能到外面上厕所； 房子和家具都是土垒的， 晚上睡觉时老鼠经常从房梁上掉进被窝里……这让在大城市出生、 长大的上海姑娘樊锦诗简直无法忍受。 到莫高窟的第一个晚上， 樊锦诗半夜要上厕所，刚刚迈出门， 就看到黑乎乎的一只耳朵在摇。她想肯定是狼， 吓得只好回来了。 把门栓好，一夜没睡好。 到了凌晨实在憋不住， 壮着胆子起来一看， 原来是头驴。 这样的生活， 让这位来自大城市的姑娘苦不堪言。

　　可是一进洞窟， 樊锦诗就忘记了生活的种种艰苦和不便。 这真是绝妙的人类艺术的宝库！ 漫漫1600 年， 数不清的能工巧匠， 以惊人的毅力和杰出的智慧， 凿塑出美轮美奂的巨佛， 精美绝伦的小佛， 还有众多的经变图、 尊像图、 供养人像……神秘的色彩， 优美的线条， 宏伟的场面， 精细的刻画， 让她如痴如醉， 沉浸在无比欢快的艺术享受之中， 忘记了窟外一望无际的荒漠， 忘记了黑夜正在降临……她不顾身体的虚弱， 每天爬着蜈蚣梯钻进洞里， 一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

　　毕业离校前， 北大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 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把樊锦诗叫到家里， 郑重交给她一项任务： “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 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 樊锦诗突然意识到肩上的责任很重。 对敦煌莫高窟来说， 考古学是个新课题， 需要她发挥自己专业的领域很多很多。 短短几年， 樊锦诗和同事一起对莫高窟早期北凉、 北魏中晚期至西魏前期西魏后期和北周四个不同的石窟艺术发展阶段， 进行了明确划分， 解开了多年来早期石窟分期的疑团。 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 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 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 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她撰写的 《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 是对20 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 由她主编、 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 《敦煌石窟全集》 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 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 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 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 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1996 年， 84 岁的段文杰退居二线， 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当时， 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过了最初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 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的保护课题摆在樊锦诗面前。

　　1998 年之后， 敦煌的旅游急剧升温， 为了一睹千年石窟的艺术魅力， 游人像潮水一样一拨拨涌来， 这无疑加剧了对石窟壁画和彩塑的破坏。

　　樊锦诗忧心如焚。 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她大胆提出了 “数字敦煌” 的构想。 在2003 年全国政协会议上， 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 《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 的提案。 2007 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复了这个项目。 整个项目包括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打造的 “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 和治沙、 安防、 崖体加固和栈道改造三个子项目。

　　樊锦诗这样解释 “数字敦煌” 的概念：“准确地说， 数字敦煌有两层含义： 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将洞窟、 壁画、 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 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 研究成果、 相关资料， 通过数字处理， 汇集成电子档案。”

　　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 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 一个全新的 “数字敦煌” 正向人们走来。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保护事业所做的贡献， 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 2000 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 学术大师季羡林说： “前有常书鸿， 后有樊锦诗。” 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十一

52 年，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 是一个相当漫长的阶段。 当初说好的两三年， 怎么变成了52 年？ 大概连樊锦诗自己也想不通。

　　当初她确实没有 “扎根” 敦煌干革命的思想准备， 组织上也答应过两三年就派别人去把她换回来。 她曾经多次努力调到武汉与爱人团聚， 可总是阴差阳错没有走成。 两地分居，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困难。 樊锦诗总是一遍遍地说起自己对家庭的深深歉疚。 她说自己既不是贤妻也不是良母， 欠家庭的， 欠孩子的。

　　1965 年秋天， 彭金章来敦煌看她， 这是毕业分手两年之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激动，欢快， 内心里说不出的喜悦。 整整8 天， 朝朝夕夕， 她陪着他走遍了敦煌的每一个洞窟。 他们促膝长谈， 谈宗教、 谈艺术、 谈历史、 谈未来， 就是没有谈到他们俩的未来。 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一话题， 直到他临走的那一天。

　　那一天， 她赶到车站去送他。 他拉着她的手， 只说了一句： “我等着你……” 汽车在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消失了， 来时他带着沉甸甸的包裹， 去时只带了一茎戈壁滩上的芨芨草，那上面有她一颗沾满泪水的心……樊锦诗怅然若失， 心里涌起从未有过的无限惆怅。

　　1967 年1 月， 樊锦诗独自一人来到武汉，找到彭金章。 在武汉大学青年教师的集体宿舍里， 他们结婚了。 结婚时， 樊锦诗上身穿一件丝绵棉袄， 棉花都有点露出来了， 棉袄外头罩了一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旧罩衫； 下面是一条蓝布裤子， 脚穿一双条绒系带的棉鞋。 彭金章也没什么像样的衣服， 樊锦诗就给他准备了一双皮鞋， 一条华达呢的裤子。

　　1968 年，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即将出生的时候， 樊锦诗的父亲被迫害致死。 她从敦煌赶回上海处理后事， 又赶回敦煌去上班。 由于长时间的颠沛流离和心灵上的巨大苦痛， 她差点流产， 多亏了彭金章从武汉寄来的药物， 总算保住了这个可怜的小生命。 临近产期， 她要求去武汉生产， 但单位就是不批， 还让她和大家一起下地摘棉花。 三天以后， 她终于倒下了，同事赶紧把她送到敦煌县医院， 第二天儿子就呱呱坠地。 孩子出生时， 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当彭金章接到医院护士的紧急电报， 挑着两箩筐的东西辗转来到敦煌医院时， 樊锦诗扑在他怀里， 泪如雨下。 她感到自己是这样的软弱无助， 害怕他突然离去。 可是， 他照顾她还没到满月， 学校就打电话催他回去， 因为军宣队已经开进学校， 他还要回去继续接受批判。

　　孩子刚满月， 樊锦诗就上班了。 没有托儿所， 也找不到人带， 只好硬着心肠把孩子包好， 反锁在家里， 中午匆匆赶回来喂次奶。 每次回家， 孩子都是连拉带撒， 满身是屎尿， 嗓子都哭哑了。 看着可怜的小宝宝， 樊锦诗一次次流泪……等大儿子长到五岁， 小儿子出生，大儿子跟着彭金章， 从此轮到彭金章过起 “又当爸又当妈又要工作” 的生活。 再后来， 小儿子被送到上海寄养在樊锦诗姐姐家里， 一家四口人分处三地。

　　从下面的几封家书，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当时的窘境：

　　锦诗： 为配合一项基建工程， 文化部文物局要我们派人参加考古挖掘。 经研究， 决定由我带几名学生去突击。 本月中旬就动身， 时间大约是半年。 对此， 予民 （他们的大儿子） 很有意见……今年下半年， 是他初中毕业前的关键时刻， 我们都不在， 对孩子确实有影响， 可又有什么办法？ 予民看到别人一家一户都搬进了家属区， 对你不调来很有意见， 说： “妈妈还不调来， 要是来了， 我们也会有房子。” 他还担心明年初中念完是不准毕业、 不准升学，因为他的户口不在武汉。

　　金章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

　　妈妈， 我们学校已考完试， 放暑假了。 我这次考得不好， 英语开了红灯， 我很惭愧， 也很着急。 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 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 这一走又是半年。 妈妈， 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 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 妈妈， 我想您啊！

　　予民 一九八三年七月四日

　　锦诗妹妹： 你究竟准备什么时候调回武汉？ 你们一家什么时候才能团圆？ 你那个宝贝儿子 （寄住在上海姐姐家的小儿子晓民） 越大越调皮， 三日两头闯穷祸， 谁也管不了。 他老不在父母身边， 总是个问题呀！

　　姐姐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

　　每天晚上下班回家， 看到职工宿舍一家一户的窗口都亮着灯光， 每一家都是团团围坐着， 享受天伦之乐， 樊锦诗苦涩的泪水直往心里流。 他们这一家四口， 一个在敦煌， 两个在武汉， 还有一个留在了上海。 相隔千里， 天各一方。 什么时候也能全家围坐在一起， 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成了他们一家奢侈的愿望。

　　生活条件， 气候条件， 家庭里的这些困难， 都没有使她回心转意， 樊锦诗这一待就是二十三年。 二十多年的风雨， 二十多年的坎坷， 当年苗条俊秀的上海姑娘已经面带风霜，成为地道的敦煌女儿了。

　　1986 年， 相隔二十三年后， 彭金章终于调到了敦煌研究院， 成为敦煌人中的新的一员， 他们一家终于团圆了。 当时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 舍弃耗费多年心血营建起来的考古专业， 来到敦煌负责当时还无人问津的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挖掘。 经过长达七年的考古挖掘， 确知北区崖面现有洞窟总数为248 个， 其中243 个为此次新编号洞窟。 连同南区的487 个洞窟， 莫高窟现存洞窟总数为735 个， 与唐代石碑所载莫高窟有 “窟室一千余龛” 的数字已经比较接近。 彭金章和他的团队还发现了一大批鲜为人知的重要遗迹， 出土了许多重要遗物， 其中不乏精品。 他们首次在敦煌发现了波斯银币， 从其特征看属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时期所铸造。 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该地区波斯银币的空缺， 同时也反映出中西交通以及有商贸往来活动的情况。 北区石窟的考古挖掘， 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

　　2019 年9 月29 日， 樊锦诗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荣誉称号。 授奖词中写道： “樊锦诗，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扎根大漠50 余年，潜心石窟研究， 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从1943 年2 月， 常书鸿带领6 个人赴敦煌至今， 70 多年过去了， 敦煌研究院在一代代敦煌人手上接力传递。 70 多年来， 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来到敦煌。 一代代敦煌人， 他们是敦煌的守护者， 也是中华文明的守护者、 传承者。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文学港 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