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尘似乎不愿意压抑他在诗歌中的措辞，在《幻想术》一诗中，洛尘写道“： 我幻想用一张旧纸折叠/ 一个崭新的生命出来”，诗句中的“幻想”在此不能理解为对还没有实现的事物有所想象，通常诗歌中一个符号词语的出现随它的上下文而不同，诗句中的“旧纸”“生命”依靠“折叠”释放的行为动作来完成，如此回头看“幻想”一词的出现实际是回应了所趋于聚集的组群（诗中的意象、物象等），这种表达方式在洛尘的不少诗歌里都有着明显的体现，诸如“北方之北，我的骨头里暗藏一种/ 北方民谣的孤独”（《声音》）、“车前草在破旧的沥青缝隙中露头/ 使足力气，渴望爱抚”（《三月即至》），按照正常的语法与句式理解，骨头不可能暗藏北方民谣的孤独，车前草也不可能渴望爱抚，但洛尘很好地运用了他的措辞，有意地让某些词语有适当的重量并服务于其所表达的目的性。
　　艾菲的诗歌修辞成分较为浓烈，诗歌上过多的修辞是一种大忌，譬如写太阳，前边加上一堆红彤彤的、金灿灿的、明亮亮的形容词是累赘，如何能赋体物而浏亮，艾菲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诸如“天空旋开七瓣锈质的唇”“枯枝般的风痛，酒花烧红你温烫的脸”和“一个南面角楼运来大片云朵缝补缝隙”等诗句，我们可以看到“枯枝般”等修辞成分的频繁出现是为让曾经似乎过时的词语有再度被激活的可能，并形成貌似典雅的诗歌语境，以求这种看似典雅的修辞形式而适合于镜映过多隐藏于普遍用语背后的各种因素，试图达到雅而见朴的诗歌语境。
　　王小康的诗歌显得干净、利索，具体表现在语言的明晰而果敢上，如“写完一封信，金城的冬天就结束了”“深夜的霜要到黎明才成气候”;意象与物象的应与合处理非常独特，如“夜鹰在谈论站立的姿势，明月高挂/ 又一朵野花枯死。他饮酒，高歌”，诗句中的夜鹰契合月亮，月亮对应野花，最终三者作为具象到具象，指向了客观对应物“他”，这样一来就塑造了诗中的较为明确的示意图，即诗歌意境中主客浑一，诗人同一种情感贯彻整个诗中，意象之间和物象之间处于同物之境中。
　　刘西溪的詩歌兼艾菲和王小康的诗歌之长，其诗歌倾向于描述性，诗歌中的各种材料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用生动的、具体的形象化语言而有了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其通过对诗歌材料注入的不同角度的描述，并带进诗人主观意识上的扩展与想象，进而让诗歌有了层次感、色彩感和时空感。

　　诗歌月刊 2020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