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刊物的形象，大约由操办者（含提供作品的作者）和读者，在共有的文化场域中相互挑逗而成。中国的诗歌刊物中，创刊于1984年的《诗歌报》（包括1990年改版后的《诗歌报月刊》），對读者来说，应该是挑逗能力很强的那种，所以，其形象往往鲜明。如果我们站在当代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诗歌报》提供的，可能不仅仅是刊物与读者直接的相互挑逗，它还相当有效地通过形塑读者，让读者成为一个诗人，或更好的诗人，并以此来改造当代新诗场域生态——这，可以描述为继起的，或间接的挑逗——不再是只针对隐在的《诗歌报》而发出的反哺，更是携带了也许作者自己都不太清晰明了的《诗歌报》气质，在一个更大、更为开放的场域，激发、形塑新的挑逗。即是说，这里的挑逗，有某种不稳定但相当迷人的文化愿景属性，它形成了一种生产性的转喻，并波纹一样扩散开来。
　　作为1990年才开始写作的诗歌从业者，我未能有幸见证《诗歌报》早期的辉煌（据可信的朋友介绍，那时的《诗歌报》，能在青年中产生摇滚明星般的光晕），但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正是在上述它的两种意味的持续不倦的挑逗中，我的新诗写作，才慢慢迈出了脚步，并有幸能坚持继续行走。几乎整个1990年代，每年我都坚持订阅《诗歌报月刊》。至今，我还记得有一段时期，刊物是异形开本，方方正正的样子。每当刊物从邮局来到手中，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下对了，真的对了，因为这一个月的粮食，到手了！我想，对于今天习惯了方便快速地在电子媒介上获取阅读体验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已很难再有机会，或那么丰裕的长达数年的机会，去体验那种感觉了。
　　在个人认识中，《诗歌报月刊》是那种品质值得信赖的挑逗者，即是说，认真的挑逗者，以诗“美”为重的挑逗者，它不会因为你没有在话语场域中抢得有利的世俗位置，而故意忽视你可能的“美”。这一点，大约每一个九十年代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平凡作者，都可以作证。我就是众多平凡者中的一个。除了刊物在自然来稿中选用过我诗歌学徒初期的少量作品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两次在《诗歌报月刊》上发表作品的经历，让我印象颇深。一次是1994年，它刊登了我一组较长的、两行一节的写给女儿的诗。诗歌刊出时，女儿刚出生不久，而这组诗，是女儿还在她妈妈肚子里时写的。这次发表，对我个人意味深长，似乎让我明白在人与人对话的可能性上，人世可以提供某些神秘的管道：当我想和尚未出生的女儿说话，《诗歌报月刊》就来帮助我，让这一愿望，变成可以见证的话语实存。另一次是1998年。在前一年，我们一伙朋友办了一份民间刊物，首卷中有我一组诗学随笔。按理说，这份民刊传播范围应该不大，但出刊后不久，我就收到了《诗歌报月刊》编辑的来信，告知我将在1998年某期里刊发这组随笔的全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次相当好的教育。后来有机会参与一些图书或刊物的编辑选稿时，我常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像当年选用这组随笔的编辑老师那样，放开眼界，秉直前行。
　　在《诗歌报》创刊35年之际，我想特意表达对它的感谢。感谢它的存在，感谢它在我诗歌写作历程中对我干净而亲切的挑逗。谢谢你，《诗歌报月刊》！
　　哑石，男，1966年出生于四川广安，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现任职于西南财经大学。1990年开始诗歌创作，著有诗集《哑石诗选》《如诗》等。

　　诗歌月刊 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