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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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熟悉武汉这座城市的人，当他再一次来到宝通寺路33 号时，我想他肯定会产生某种恍惚之感。这种恍惚源于这里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因为在他的记忆中，这家编号为403 的车间象征的是这个城市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在他眼前，这里却又代表着一种新兴的文化空间和城市转型的一部分。的确，作为武汉锅炉厂唯一被保留下来的车间，它自2014 年底即开始变身为403 国际艺术中心——由剧场、书店和美术馆构成，并在之后五年中登场为武汉城市文化现场尤其诗歌现场的重地。
　　五年前的一天下午，来武汉参与创建这家艺术中心时，作为一个外来者，我对这里的变化虽然不像一个本地人那么惊讶，却也对它能否扎根长存抱有疑虑。此前，我从事过多年的图书策划和写作，除了担心能力是否匹配外，我更担心武汉是否具备这样的现实土壤和增长空间。事实上，在负责这家艺术中心的书店和文化活动的前半年，我也一直没找到突破门径。直到后来结识了这里的众多诗人以及全国陆续升温的诗歌活动登场后，我与诗人们的合作才让接下来的一切顺风顺水了。
　　借助于书店、剧场以及美术馆，借助于这种静态和动态、文字和画面相结合的呈现形式，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先后操办过上百场诗歌和泛诗歌活动，实现了诗歌与舞台、音乐、展览、摄影、朗诵、设计、电视等多种介质的融合——这些活动的名字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里，我无意于夸大我们自己在这些诗歌活动中的作用，我想说的是这些诗歌活动本身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我们在策划这些活动时的最初动机是什么——是工作考量、个人兴趣还是仅仅出于热闹本身，它们至少在客观上构造了一个武汉这座城市的公共诗歌场域： 一方面，它们为今天的诗人和诗歌找到了相应的舞台与观众；而另一方面，它们又为今天的大众和读者找到了诗人和诗歌的表达方式。
　　那些认为大众天然就会喜欢诗歌的想法，是相当错误的。事实上，在一个具有诗教传统的国家，即便古诗也不会享受到“大众天然就会喜欢”的待遇，更何况是当代诗歌。如果说在某个时间点以前，诗歌读者还能在总人口中占据一定比例，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比例则会打不少折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策划这些活动时的首要考量就是大众化——相比于很多诗人小圈子式的自娱自乐，我们更愿意走到人群中去，走到不写诗也不一定经常读诗的人群中去。
　　与其说这是我们的态度，倒不如说是诗歌这种文体的态度，当代诗歌的开放性和穿透性决定了这一点——它呈现的是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状态；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诗歌活动又是一种社会启蒙，它承担了学校本应承担却一直缺席的教育功能，虽然大众参与的目的不全为了受教，甚至并不是为了诗歌，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通过活动置身于某种诗歌场域之中； 与此同时，今天的诗人和诗歌在面对今天的读者和观众之后，也能在语言、题材和表达方式上得到自省与校正——但也有必要指出，就此即认为诗歌活动会影响到诗歌走向和诗人创作也是错误的，至少并不全面。
　　近年来，因为众多诗人和诗歌活动，武汉一度被誉为 “诗歌重镇”，频频被拿来与另一个诗歌重镇成都对比。的确，这两座城市与诗歌的关系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不过却也不尽如此。诗歌盛名发端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都，当年置身的是一个大众对诗歌充满热情的年代，那座城市的诗人和诗歌不但对大众产生了影响，在诗人和诗歌内部也产生了影响，这两种影响及其共振伴随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展开而影响深远，远溢成都；而武汉却并非如此，我们今天所置身的是一个大众对诗歌早已失去热情的年代，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仅仅是重新唤起至少部分唤起大众的热情以及找到唤起这种热情的方式，而对诗人和诗歌内部变革的影响倒还在其次。
　　随着诗歌降温和多元内容的兴起，即便成都这样的诗歌重镇也不再能找到昔日的地位和荣光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城市，在今天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读者的消失以及诗人和读者之间那条通道的消失。这当然不是诗歌的问题，但却不能不说没有诗人的问题。今天的诗人已不再是也不能是象牙塔里的诗人了，他们理应肩负起让诗歌走到人群中去的责任，让读者和潜在的读者了解进而理解当代诗歌面貌的责任。唯其如此，诗歌和读者才能重新回归一种良性的伴生关系，毕竟诗人（至少不是所有诗人）并不只是为了未来的读者和有限的少数人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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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刘杨路228 号，一个名为金榜名苑的小区，是我离开403 国际艺术中心之后一直租居的地方。最近三年来，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除了继续参与策划众多诗歌活动、编辑《汉诗》和个人写作之外，我的生活也在这里得到了某种展开——而在此之前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换句话说，从搬进这座小区的这个房间开始，武汉就成了我的生活之地而不仅仅是工作之地。
　　如果来过小区门前那条不足百米的小街，如果来过这个被称为读书院的老社区，你会对它们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浓郁生活气息印象甚深：烟熏火燎的小吃店，衣衫翻飞的晾衣绳，慢慢悠悠的老年人，这一排那一排的红砖房或筒子楼。而如果进入到小区中我住的那栋楼，站在我20 楼的居所阳台上，你还会建立起对这座城市的基本印象——在那儿，你不但可以将长江、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晴川阁、蛇山、黄鹤楼、绿地中心（华中第一高楼）、鄂军都督府、湖北剧院等这座城市的众多地标尽收眼底，同时还能将汉阳的高楼绿树、汉口的璀璨灯火和武昌车水马龙的街景纳入胸中。
　　黄鹤楼，一座因为诗歌而盛名不衰的千古名楼。如果了解它，你应该知道它起先只是长江边的一座三层小楼，先是毁于光绪十年的大火，后又毁于日军炮击，继而被拆除殆尽，最后才被异地重建起来。换句话说，李白和崔颢他们登临的那座黄鹤楼早已不复存在，它成了一座精神之楼，成了象征那种精神的另一座楼——在白天它是一个旅游景点，晚上它又成了一座通体挂满小灯的亮塔。
　　跟你想象中的那座千古名楼不太一样的是，我的黄鹤楼是这样的：一转身我就可以看到它，它就嵌在我阳台上那扇布满灰尘的窗户中；而晚上，如果通宵亮灯的话，它就会一直闪耀在我卧室的那扇落地窗外，入睡前的最后一眼和醒来时的第一眼我都能看见它。我为黄鹤楼写过这样一首诗：
　　第一次登上黄鹤楼/是在它对面住了一年之后/这一年来，我时时都能看到它/晾衣服时，给绿植浇水时/或者写完东西后的那一转身/——却从未想过爬上去/现在，我跟着来旅游的家人们/穿过旋转楼梯和热烈的人群/登上最高层，在远近高低之间/准确地找到了我住的那栋小高层/顺着我的手指，他们努力辨认/好像我们上去只是为了确认它的存在
　　对于黄鹤楼，对于晴川阁，对于古琴台，对于武汉的众多名胜和地标，我也曾有过不少浪漫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仅限于它们与我横亘着某种距离的时候。而当我置身于它们之间时，就像在上面这首诗中所说的那样，我与它们之间产生的更多是一种地理关系，而非诗歌关系或者文学关系。
　　武汉，在它成为我的生活之地后，对于上述这种关系的认识转变，也同样发生在我与这里的其他地方之间，就像在路过红楼（鄂军都督府）时，我并不会总想到那儿发生过影响中国的武昌起义，而经过两湖书院时我也不会总想到那就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总师范学堂。风景总在远方，生活在此地的代价在于，它或多或少地会带来一种祛魅，这是事实，但我并不觉得这种祛魅造成了什么损失，同时我也从未想过要在诗歌中为它们复魅——这样的事尽可让那些偶尔来一次的外地人去做。
　　在这座城市，我的日常活动范围大多限于所住的小区方圆五公里一带——去附近的两个菜市场买买菜，去紫阳公园或者蛇山上转转，去街口和大成路的小馆子喝喝酒，或者就在小区楼下的花坛里散散步，兴起而往，兴尽而归，简单、随性、日常。而我的写作（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随笔）也是这样，我并不会刻意去写我去过的这些地方，就像我也同样不会刻意去写我此前待过的那些地方——包括我生活了十八年的河南乡下。但这也并不是说武汉以及这座城市我所去过的地方没有值得着墨之处，我的意思是，即便它们不以显露的题材方式出现在我的写作之中，起码也构成了我的生活背景以及更加内化的写作图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和我的写作也不可能对这座城市视而不见。
　　我对武汉这座城市的认识是，相比于很多城市趋同化的方面说，南北东西往来相接的中性文化、近现代工业的历史传统、正在远去但已经塑造了这座城市性格的码头文化等构成了它相对独异的部分，而这些部分才正是我与它最隐秘的交接地带，它们补充着我的城市生活经验甚至更广义的人生经验。我相信，这种补充肯定也早已具体到了我的诗歌写作中，以润物无声或者流水之于圆石的方式。更何况我是在来到武汉后才开始写诗的，这也会让我的诗歌从源头性上就带有武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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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留意，在武汉的很多小区，你会发现这样一小块或几小块田地： 它们被开垦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栽种着一些时令蔬菜，种植者并非缺钱，而是满足于那种耕种和采摘行为、翻掘土壤时的劳动快感或者秧苗之间闪烁游移的那种类似于昨日时光的东西。看到那样的田地和秧苗，跟那些种植者一样，你心头也会浮上来那种仿佛让你置身于田园牧歌中的回忆和情愫。
　　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一个不能不提的原因就是，即使已经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在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怀念着乡村，以及乡村生活培育出来的美学和情感。而由这一点入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很多诗人和他们的诗歌了，就我所接触的范围而言，有相当一部分诗人只愿书写或主要书写乡村生活和自然物事，而一旦涉及城市题材和城市生活，他们无一例外地会进入到对乡村生活和自然物事以及它们长久赋予他们的那种美学和情感的拥抱中——同时也是对城市内容的批判和反对中。
　　无可否认，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漫长的农业传统和它所滋生的那种古典情感里面，无论是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文体，还是其他艺术门类中，甚至在我们生活和精神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还在被一种我们已经不再置身也不再拥有的东西所左右，甚至我们还在主动编织着那种东西的浪漫图景。
　　严格说，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只是一种形而下的城市，我们所使用的一切现代物品也只是为了满足于“器”和“用”的功能，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时刻，弥漫其中的情感、价值、意义、审美等等仍旧是乡村的和古典的，至少它们的底色是乡村的和古典的。这当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与我们不彻底的工业革命有关，也与我们不彻底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有关——这不是单单靠生活在城市和使用现代科技产品就能解决的，而这一点我想才是我们这些诗人与很多西方诗人相比最大的不同：我们不但要建立起一种现代生活，而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一种现代意识。
　　我想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叫“城市诗歌”的诗歌，也并不存在一种叫“乡村诗歌”的诗歌，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它们都只是诗歌的构成部分和题材对象。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在现实中发现一个矛盾状况：很多诗人会先验地选择乡村以及乡村情感，拒绝城市以及城市情感，他们对乡村的选择正是基于对城市的拒绝。这种情结未免妨碍我们去理解城市，而最重要的是也未免妨碍我们通过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去理解当代诗歌，它最终造成的是一种单向度的诗歌。
　　要澄清的是，我不是一个城市主义者，同时也不是一个乡村主义者，我并不是在赞美城市，也不是在鼓吹去书写城市。事实上，城市正在日益凸显出它的弊病，相比于乡村的千姿百态，城市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而且这种千篇一律正处于某种加速度中。我想说的是，无论城市的弊病有多大，它们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在诗歌中回避它们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我们探索诗歌可能性的理由。当然话还可以这样说，一个只写乡村的诗人不见得就不现代，一个只写城市的诗人也不见得就现代。
　　与很多地方相比，生活在武汉的诗人，就数量而言并不少，但问题在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写着一种传统和半传统的诗歌——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不例外。这当然跟前述原因有关，也跟乡村生活经验的尾巴有关。就拿我来说，从情感上我当然更偏向于乡村和自然事物，在郁郁葱葱的蛇山上，在碧波荡漾的紫阳公园，在象征着故乡、田野和季节的菜市场，我也一样会冒出某种类似乡愁的情感，也会想用一首诗将它们固定下来。可矛盾在于，固定下来之后呢？我会成为当今的孟浩然、王维呢还是会成为武汉的叶赛宁呢？我谁都不会成为，我会消失于他们和他们那样的诗人中。
　　一句西方俗谚是这样说的，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我不知道这句话在西方语境中的原意，但我倾向于这样借用它的含意：在乡村（传统）中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人，只有到了城市（当下）中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才能成为那个创造性的我们自己。这也就像我阳台上的黄鹤楼，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将来可能也依然如此，它只是李白的黄鹤楼和崔颢的黄鹤楼；而对我来说，只有让它成为这座城市众多楼宇中的一座楼时，只有让它成为我阳台上普普通通的一座楼时，它才能成为我的黄鹤楼。此时此刻，就在准备着给这篇文字收尾时，我又朝阳台打量了它一眼，是的，我的黄鹤楼就嵌在那块布满灰尘的窗户中，它已经成为我目之所见的一种日常图景。

　　诗歌月刊 2019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