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连權的写作让我相信，即便写情怀的诗歌，也可以写得非常好，可以写出先锋，写出技术，写出品质，写得惊心动魄。诸如《像积雪那样消融》这样的与现实有关的题材，他只需略施小“技”，以戏剧化笔法，即能点画出一幅现世的众生相。在他的诗里，物向人是敞开的，他耽于为万物命名，并沉浸其中。因此，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他的笔下并不仅仅是情怀，更有纯粹的感受性，他的诗歌世界常常趋于澄明。
　　莱明是一位较为年轻的诗人，相比于安连权的诗，他的写作，在修辞上，明显有技术主义倾向。在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历史语境中，新诗写作和批评出现了一种抵制技术主义、要求诗歌关注现实的趋势，但与之伴随的，很多诗人在维护诗的技术主义和独立性上毫不妥协，莱明可算是这很多诗人中的一位。他用精确的、具有玄学色彩的词语和句子（精确，也是诗的现代品质之一），编织高度互文性的文本，他的诗歌暴力体现在句子内部，他用词语将思想扭结在一起——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上。他的写作，不应被简单视为修辞的训练，因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现代性。
　　在本期的三位诗人里，宗树春的诗歌也许是最为“接地气”的，这主要体现在他诗歌的语言方面：他注重使用日常语，并且也不惮使用大词。且不说大词使用的得失，使用，这本身就需要勇气。在他的词汇中，我们注意到，还出现了农业意象，比如“麦子”，——这是麦子本身，虽也有现实的指称性，但不是海子式的，具有强烈的本质主义色彩。另外，他似乎也爱用祈使语气，比如“原谅这些绿，原谅远处的桃花/旁若无人地落下来”（《父与子》）这又使得他的诗歌带上了一丝可以察觉的悲悯。
　　——李秀丽

　　诗歌月刊 201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