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林国
　　在中国当代新诗界，存在着一种普泛但却带有潜隐属性的诗歌写作现象，很值得人们去关注。其中，表现明显的是很多诗人试图采取以自我隔离式的呈现方式，来隐匿自我同世界的关系，并徜徉在小视镜的诗歌格局之中缓缓踱步，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对精英文化趋向崩盘危险和大众文化逐渐示强的有意逃避，文学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意识也在无奈之中变得弱化起来。尤其是在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语境中，物的影响对人的思想的诱惑乃至把控，已经让理性和冷静表现出了多余甚至是另类的窘态，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主体也开始在矛盾的碰撞中陷入了困境。究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前进还是停下来观望，一时间模糊了很多人内在的心灵视镜和精神世界。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让·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触及到了日常生活和消费主义之间关系的显在性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影响这一问题，并对当代社会场域里人们的生活处境做出过至今依然合理的判断，即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在大众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接受非真的现实感觉或眩晕的幻觉，而真的现实却是被隐藏在了这种非真的现实幻象下面，这必将带来的是文化的危机，精神的困境和生存的忧患之感。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位持久坚守诗歌写作的诗人一一侯马先生，他是否找寻到了可以精妙处理现实社会中混沌、凌乱、失序和困顿的生态忧患境遇呢？
　　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简单地通过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在世人面前呈现出来，而在于超脱于文学表现形式本身并超越于文学语言之上的思想引领和精神濡染，以小见大式地将世界的真实明示给人们，使生存中的人们能够在艺术的熏陶和浸润之中感受审美愉悦的同时，领悟到自我同现存世界和合相向、适宜共存的重要意义，散发出生命的鲜活力量和光芒。值得一提的是诗人侯马，他在面对现实世界的诸多现代性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反思的时候，以一种“现实无穷大”或日“无限真实”的观念来观照他所建构的艺术世界，思想性驾驭着诗歌的整体性，因此在后现代的社会话语场域中，表现出了一种文化视镜下的超越现实的诗歌情怀和无限真实的诗意弥漫样态，诗歌中自然流露着“真”与“非真”的生存理析和文化思辨，散布在诗人笔下的诸多诗篇之中，这既是侯马作为诗人艺术观念的独特性表现，又是诗学指向上的一次深邃化的景观展演，弥足珍贵。
　　如果说戴望舒笔下的“我思想，故我是蝴蝶”是旨在强调现代诗思想崇尚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侯马笔下的无穷现实性的超现实追求和反思中所呈现出的“真”与“非真”间的哲理思辨，则又一次地将诗歌的思想性推向了至尊至深的境地。在诗人侯马的诗集《大地的脚踝》里面，有一首诗歌一一《你是哪村的？》，这样写道：
　　似乎，我爷爷
　　最后sign都卖了
　　供我爸爸进城念书
　　是为了
　　让我爸能留在城里
　　然后生下我
　　长大后回村时
　　面对这个问题
　　不知如何作答
　　这首诗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最常见的一个问候语以一种朴实而简单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你是哪村的？”看似简单的问题表象背后，深蕴着的却是后现代文化视镜中凸显出的“异化”的生存境遇问题。“你是哪村的？”如同“你是哪个城市的？”，不同的表述，却传递着同一个问题。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精神向往和道德认知等等方面，而越发崇尚的自我觉醒和人本追求将“私有”意识带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强调个体价值和自我意识，视物的拥有与张扬为一种幸福感受并凌驾于精神康健之上，一时间“物的存在”主宰并主导着人们的行为活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状态变得紧张、失衡，人们在虚假的欲望狂欢中守望存在的意义。实际上，这种意义并非真实的人性本象的反应，而是一种在异化笼罩下的非真的虚假幻象而已。正如这首诗歌中所描述的那样：爷爷抛却对现实世界中物的拥有，乃至于生命的给养——“水桶”去供养“爸爸”进城念书，这样的情境和情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具有现实世界“真”的可靠性。爷爷的行为作为一种日常经验，它兆示了“物的追求”的价值向往，这里的“物的追求”又隐喻了一种“理念”：美是存在于消解自我的私有性追求之中的。在诗人侯马的笔下，这种无限真实地描写以至于催生出的超现实的、精神上的“物美”追求又进一步地被放置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爷爷供养“爸爸”离开乡村到城市念书，享受知识文明包裹下的物化都市带给人们的生存优越。在爷爷看来，“美”只有在城市才能够体味到。然而，“爸爸”进了城市以后，乡村的气息全然消逝在城市文明的物化时空之中，精神、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都变得陌生化，自我的优越感和私有价值的满足感却并没有获得认同，在生下了“我”之后，却陷入了困顿的精神处境之中。
　　诗歌中“城市”意象的出现，也自然成为了诗人所设置的构成“我”精神困顿处境的一个核心标物：在艺术上，它不仅要联系“乡村”构成审美上的对立结构，还要联系现实的“真”性事实，为超现实力量的诗意彰显创造积极的可能。同时，“城市”意象的出现，为后面诗歌描绘中异化主题的反思也提供了基点。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揭示文化观照下人性异化主题的时候，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紧张感和局促意味，这在该诗“然后生下我＼长大后回村时＼＼面对这个问题＼不知如何作答”这两句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无法掩饰的是诗人似乎也正在饱受着异化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原本城市文明和都市文化对人的熏陶会让个体的人的成长变得更加积极、健朗，甚至可以反哺乡村文化不足与缺失的一面，事实上这却并没有吻合诗人的心理期待，与诗人期待中的预想也相差遥远，反而呈现出来的是城市经验与乡村经验的对抗和矛盾：当“我”长大之后，面对“你是哪村的”这么简单的问题需要回答的时候，“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了。视界的变化和文化视镜的差异，导致了诗人内心世界的矛盾，因此当诗人再次以现实主义式的描写方式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现实视域中来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自我失去了根性存在的土壤，文化异化、认知异化、价值观念在异化后变得陌生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由亲近到生疏了，自我的精神主体也在文化的对抗和流变中被消解掉了。这种现象的存在既是后现代社会语境中人们生存现实的集体文化困境，又是诗人对个体生存困境的反思。整体上看，这首诗歌只有几行的文本序列，简单明了、质朴无华、现实而又容易拉近艺术审美同阅读接受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但是越是简单化的现实表象的呈现，却越发地凝聚着一种超越了现实存在的“真”与“非真”的精神思辨力量，而在这首诗里：“真”的是文化异化带来的人们思想、信仰、认知观念与价值追求等方面的现实困境；“非真”的却是诗歌中现象真实的表层呈现下的人物活动和心理变化。当然，这首诗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看，并非是超现实主义的，但是却在无限现实的诗写实践中具有了超越现实的合理内核，即正如《在文明的传承中捍卫人性——侯马访谈》一文中所谈到的那样：“你无限真实，比别人走的更远，这样一来这种真实的力量可能才会产生超越现实的艺术力量”。可见，诗人侯马立足于现实并非停滞于现实，而是试图让现实变得无限真实，从而产生超越现实的艺术力量。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也正是在他的诗歌写作中所蕴蓄着的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歌情怀和无限真实的诗意存在。
　　除此之外，较为明显的还有短诗《留学》。这首诗歌总共只有六行两小节，这两小节前后之间构成了鲜明的态度上的对比。“留学”本是日常生活经验中人们脱口而出的关照对象，人人都能够明白留学的社会意义和存在价值。然而在诗人侯马这里，“留学”却具有了更为深入的思想性，即他在向世人揭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社会生态的危机感和个体存在的精神焦虑。诗歌中的“欧洲”意象表征着西方文化，当地人碰到了陌生人之后以微笑示好的行为方式隐喻了西方文明将人性崇高化指认向度上的一种文化进步。当诗人学会了当地人以微笑的姿态向陌生人表情达意并形成一种习惯的时候，诗人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作为个体存在者的人的价值，得到彼此尊重后的内心的顺畅和愉悦，这在另一种层面上看：诗人已经不再是将个体的存在局限在本土文化的认同和陶冶上，而是经过了对西方崇尚人性的文化洗礼之后所生发出的文化接受。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诗人侯马并没有停留在文化的碰撞和融通上面，而是进一步将视角转向了自我，以小见大式地对自我所存在的文化镜像进行反思与批判，他在深入地反思民族性的解构所带来的社会生态病症对个体人的心灵康健造成的冷漠影响。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时空中，同胞之间的关系却不如异疆异域环境中当地人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具有暖性？这样的反思在诗人侯马简洁诗语的现实性观照中传递出了一种超现实力量的诗意的升华：他将个体行为的自我反思上升到了群体行为认知理性批判的层面，不仅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困境的析解和思辨，更是对文化视镜下文明进步在人性价值取向上的赞扬与肯定。现实场面的真实性书写，孕育出的却是超越现实本身之外的、“非真”面象背后的人本文化的生存反思和思想批判，这才是诗人“真”性的追求和所在。诸如诗集《他手记》当中的《身份证》、《杀鸡》、《现场》、《你好》、《距离》等等篇目也都不同程度地在“真”与“非真”的生存思辨和文化透视中得到了显现。
　　可以看到：侯马先生的诗歌在文化视镜的整体视野下，极尽现实真实的写作背后所内蕴着的超越现实本身的诗性力量，而在“真”与“非真”的生存思辨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审度反思的精神去呈现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症候及其对个体存在者心灵和精神的影响。不可忽视的是，他在诗歌语言和阐释逻辑上的质朴无华，以及呈现出的华丽祛魅、程式解禁、符号代言的艺术魅力，在传达思想性的同时也带给了人们别致别趣的审美感受。

　　诗歌月刊 201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