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与诗歌的跨界传播的实验与探索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99年。时间真快,转眼都十五个年头过去了。
那个时候深圳成立20周年,要做一台以诗歌为主要形式的纪念晚会。为了做出深圳特色,市委宣传部交给我这项任务,让戏剧家协会主办这台晚会,由我来做艺术总监。我希望能够做出一点新意,尤其在诗歌与戏剧形式的结合上。我当时邀请了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王晓鹰博士(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我作为总撰稿之一,就这台诗歌晚会如何能够做得更有个性,如何能够做得与国内现有的诗歌晚会呈现方式不一样等问题我和王导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中国诗歌晚会的呈现形式就是朗诵配音乐,如果我们的晚会仍采用这种旧套路观众就不会有新鲜感。于是,我们就商量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要把诗歌做成一种有一定的戏剧情节、有人物贯穿其中的诗歌朗诵,每一篇都有人物有主题。然后运用了多媒体,运用了转台,以及各种艺术手段,比如民歌歌手,小提琴,二胡,钢琴演奏,然后有舞者,也有戏剧场景,等等。也就是说一台晚会就是一出多种媒介联袂出演的艺术盛典。由于经费紧张,为节省道具使用的花销,我还说动深圳雕塑院的院长孙振华博士让他贡献了“深圳人的一天”的人物群雕。那是铜制的复制品,很重,我让工人拉到深圳大剧院的舞台上。我们的建设者、打工者、拍卖第一锤的人、教师等人物在雕塑中穿行,给人带来强烈的生活现场感。
经过数月精心准备,我策划的这个大型诗歌剧“在共和国的窗口”当年在深圳大剧院隆重上演,反响特别好。不久中央电视台知道了,就派专人到深圳把这个作品在深圳电视台演播厅录制成电视诗歌片“深圳人”上下集,并于1999年“两会”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的文艺频道多次播出,在全国产生了一种开创性的影响。许多观众惊呼:原来诗歌晚会可以这样做。显而易见,我们选择的这种晚会形式,对促进诗歌传播方式的崭新探索以及诗歌的舞台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而这也是国内最早的诗歌跨界传播的尝试。
后来,我为深圳导演了多部这样的综合性的跨界的诗歌晚会。又过了10年在深圳30周年时,我们又想着把它更进一步向前推动。由此,我们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中国诗剧场”做了“我听见深圳在歌唱”和“穿越百年”的主题诗剧,“穿越百年”把百年中国历史,百年来的这样一些风云人物,利用戏剧和诗歌结合的形式演绎出来。当时著名年轻评论家霍俊明做文学顾问,我作为艺术总监和总撰稿之一设置了一个主体性的戏剧结构,又请剧作家王钢、何波加盟,然后把当今“快男快女”他们对爱情的理解这条线索与以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怎么看待爱情、看待生活的线索进行时空穿越。用“生命”的主题进行贯穿,由此构建成了《穿越百年》的整体艺术形态。我们还从全国邀请了将近40位诗人就戏剧结构和故事写出原创性的诗歌,最后由我们统一风格。晚会在深圳大剧院演出,效果空前的震撼,舞台上我们运用了歌剧和古希腊合唱的形式,也根据诗歌创作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原创歌曲,至今流传。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过百人,借助多媒体的立体呈现,历史人物一个个如在眼前,真的很棒。后来,《穿越百年>获得了首届广东省戏剧优秀剧目奖。
于是针对《穿越百年》我就想怎么把这样一种东西做得更普及,使它真正走近大众,而且用最少的钱做最有效、最新颖的诗歌推广。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准备,2012年我们就开始策划做“第一朗读者”。做“第一朗读者”时,我们就尽可能走进咖啡馆、走进中心书城、走进广场,我们力图在这样一种开放式的场所让公众能够因朗读听见诗歌、因戏剧而看见诗歌、因音乐而热爱诗歌、因点评而领悟诗歌。通过我们的表演者唱诗、演诗、评诗、朗读诗等环节.拓展了当代诗歌的先锋化、开放型的立体呈现方式,强化了诗歌视听的艺术性、实验性,以诗现场的行为艺术等跨界的方式延伸了当代诗歌的传播空间,让公众在场体验、在场感受、在场参与,全方位领略当代诗歌的审美妙义。“第一朗读者”对每一期诗人的选择都很审慎,比如我们每一期最少是两个,最多是三个诗人。我们有来自全国的评选机构,包括十几位评论家和著名诗人。每次活动之前我们要有大致的范围,讨论哪些诗人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中来,考虑他的诗歌能不能代表中国当下最好的诗歌,或者是不同精神方向的诗歌,他的诗歌能不能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被人接受等等。为了打造具有社会公信力和业界美誉的品牌,我们希望向国内文艺界发出独一无二的“声音”,而且能够让诗歌生态更为健康有序地发展,便坚持选择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应该说这个时代很多诗歌作者都是非常优秀的,而我们每年只能从内地挑选十个诗人左右,再加上十个广东地区和一两个港澳的,每年只能邀请二十几位,数量有限,这也增加了工作上的难度。我们希望诗歌印出来之后不仅适合阅读,也有一部分适合朗读,这个时代诗歌写作个人化倾向太重了,导致导演介入之后,常常为了找适合现场演绎的作品而反复斟酌。当一个诗人的20首诗拿出来之后,我们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然后再在这里面最少挑选出7首、8首来,这个挑选过程实际上也不是太容易的。不同的“大众”面对文本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这个活动既有诗人自己朗诵,又有专业的演员和观众来朗诵,还有唱诗、还有表演。这是不断弥补和交叉的过程,或者是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
“第一朗读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并在国内甚至海外产生重要的影响,正在于不是诗歌写作出了问题,而是诗歌传播和推广出了问题。或者再说得严重性是诗歌教育和诗教出了问题。而说到“第一朗读者”、“我听见深圳在歌唱”、“穿越百年”和“在共和国的窗口”采用的诗和唱的结合,诗和剧的结合,这一方面这是探索和创新,同时这也是一种回归。因为在原初的艺术形式中诗歌本来就属于戏剧的一部分,属于面向大众的公共艺术。中国的诗歌其实也诞生于原来的巫术表演仪式。所以就在这个时刻戏剧的作用产生了,“第一朗读者”将朗读的听觉联想和艺术行为的视觉呈现创造性地呈现,让观众走进充满创意的艺术现场,他们在那里流连回味。在将诗歌的跨界传播在公共空间推广的时候,我也切实感受到了很多难以相见的难题。我想说的是诗歌走到公共空间有很多难度,尤其亲身做过活动的人。有些诗歌不适合大众,有些诗歌基本上还是精英化、散文化和口语化的,没有音乐性,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耳感丧失而更倾向于阅读的诗。只适合阅读的诗无论是对于朗读,还是歌诗,还是舞台的戏剧化表演,都提出了一些挑战。由这些“歌诗”的传统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会使得诗歌的传播和接受更为广泛。
已经进行了两年探索的“第一朗读者”对诗歌的演绎和表达不仅让诗人很震惊,让在场的普通读者观众也非常震惊,这真正意义上体现出了传播的效果。我想到我们去年现场有个普通的小文员,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她在现场哭了,因为她面对大诗人出现特别激动,然后说:“我特别爱诗,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今天终于在这个场合可以朗诵你的诗”。这样的场面令人记忆犹新。据不完全统计,深圳有千位诗人,各种职业,包括保安。我们现在几乎每期都来的有一位做保安的诗人,他就一个保安,他为了参加我们的活动,他把上班的时间就调整了。我觉得这些都挺有意思的,都说明了诗歌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以及适当的传播手段在激发大众诗歌热情中所扮演的极为关键的作用。跨界诗歌传播“第一朗读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深圳戏剧家协会有很多具有实力的新锐导演和青年演员队伍以及全国性影响的音乐人。正是有了这个综合性人才平台做保障,所以我们每一场的导演是不一样的,每一场的演员也不一样。每一场为什么大家愿意看?不是因为这一期来了某某名人,而是这一场呈现给大家的整个表达方式与其他的场次完全不同,每次差异很大。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当代艺术的吹鼓手,他们都是做话剧和小品出身,要让他们解放思想,反叛自己过去的艺术主张,首先要给他们灌输当代艺术观念,让他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和创造力的解放,因此我每期都要很认真地盯着,和导演谈构想,参与演出风格样式设计。由于所有这些表达都非常有趣,观众因此就很喜欢看到这个当代艺术的现场,他们觉得有意思,觉得自己跟诗歌发生奇异的关系,诗歌也对他们思考自己的生活现状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多年来的诗歌跨界传播活动中我们融入先锋戏剧和当代艺术。我觉得现在“第一朗读者”做的工作就是回归,把诗歌还原到戏剧中,把戏剧还原到身体的活动中,把身体还原到生命的场域中。
1999年以来我能够进行一系列的诗歌跨界传播活动的实验和探索还与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有着重要的关联。深圳市委宣传部有文化基金扶持有创意的文化品牌,每年都会从国内请来的专家,评选评审这些申报的文化项目。我们“第一朗读者”这个项目提出来之后,当时这个项目就被市委宣传部基金办这批专家通过,这很让我们吃惊。为什么吃惊7因为很多诗人和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项目在上海不可能,上海那么包容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不可能;在北京也不可能。而深圳市委宣传部竟然会支持这样一个跨界艺术项目,这让人颇感意外。我回答他们,深圳正在推动“深圳学派”的建立,我们为“全球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表达”的深圳创新文化的深圳学派添上最浪漫最诗意最多元的一笔。
诗歌月刊 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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