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
　　林贤治，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他早年写作的《人间鲁迅》，以及不久前出版的《鲁迅的最后十年》，都曾引起广泛争论。
　　主持人语：
　　最早是读过林贤治《旷代的忧伤》，还有《纸上的声音》，那些诗一样的书名里藏着的绝不是诗一样简易的文字，林贤治的文章沉浑有力，倔强而高傲，有种不予妥协的高度。林贤治供职于花城出版社，但是他“主要精力与兴趣还在于写东西”。他治学兴趣的广泛和自由，使得用三言两语介绍其学术并非易事。他的兴趣重点是鲁迅研究、知识分子研究、文化批评和思想史。林贤治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始终关心的就是当下。他的血性，随处可见。
　　——兰 坡
　　以《人间鲁迅》而闻名海内外的林贤治先生，把鲁迅从神坛请回了人间。可是，人间的林贤治先生，与官办机构和主流话语似乎离得很远很远。他生活在民间。
　　一
　　林贤治先生是一位具有平民思想的作家、诗人和著名学者。这得益于他成长在阳江这块平民意识浓厚而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1948年，他出生在南海边的平冈镇，这是古高凉时期的南蛮之地的中心之一。在《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序言中，林贤治说：“我大约是一个好事之徒，从小受到乡民蛮气的传染”，“后来却多出几次政治运动的威吓，无论如何，早已失去了平和之气。”其父亲是乡村医生，曾做过私塾先生。在一个重视文化的家庭，作为独子，他身上寄托了父亲做读书人的理想。每年春节，他家中贴的都是同一副大红对联：“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在少年时代，家中就宛若一个小图书馆，有几百册的书和连环画，这在乡村环境中是不多见的。父亲给他看的多是辞书和经典，而他稍长后阅读的小说、新诗，父亲就不得而知了。
　　林贤治在阳江学习、生活、劳作了32年。对于家乡，对于农村，对于父老乡亲，林贤治先生一直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深情。他曾经编选了散文集《我是农民的儿子》，通过精选的文章，间接述说了对乡村、对故土、对自然、对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在作者们的血脉里，依然流淌着父兄的滞重的血液，他们的心，依然为日日剧变着的家园而悸动。文章里蕴藏着一种痛，一种打动人心的坚实的力量。虽然所有文章都有着对故园的深深依恋，但他们的作者最终都选择离开生其育其的那片土地。那片土地是他们的情感的归属，是漂泊的灵魂的居所，但那里太单调，太落后，不足以承载个人的梦想，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他们也要选择离开，来到城市。
　　二
　　1980年，创刊不久的《花城》杂志负责人发现林贤治是个文学人才，将他借调到广州。出于爱护和支持，当时，曾被错划“右派”，拨乱反正后出任文化局长的张若曼和原阳江师范校长曾传荣给县委打报告，希望特予照顾，用招工形式，将林贤治户口“农转非”。他户口一直挂在县文化馆，直到1985年由江门市特批，工人转为干部，才迁至广州。农民进城，又工作在自己喜爱的领域，虽然只能住在旧城区又旧又黑的小屋中，精神状态还是饱满的。1988年秋，我也是“农民进城”而结识了林贤治先生。1987年，我大专毕业后，那时候大学生奇缺，我本来有机会安排在城市工作，但受某些领导的“关照”，分配到了最偏远的山区中学教书。闲来无事，编了一本30多万字的《恋爱婚姻家庭格言》，1988年我再到广州读大学本科。与林先生书信约好后，我带着书稿到花城出版社找他。满以为这样的名人会有很好的办公环境，谁知他是在楼顶的用星铁搭起的编辑室里办公！尽管是初秋，也是闷热难当。至于他的卧室就更小了，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那间他称为“鸽堡”的小屋中，写下了《人间鲁迅》和早期的一批作品。
　　著作等身，在偌大的羊城却依然“居不易”，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不会钻营，不会拍马，不会当官，甚至不合时宜。每天下午都准时上班，下班时要么最后一个走，要么去逛书店。逛完书店回家，吃完饭就开始看书写作，写到差不多天亮或者半夜，一年365天基本上都这样。最近虽已办理退休手续，但花城出版社依然需要他返聘编书，为此他还得“拼老命”——光今年上半年就出版了五部著作——《旷代的忧伤》的姐妹书《孤独的异邦人》和“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丛书四本。他没时间去找朋友，朋友找也尽量推辞，因为家里实在没有能够供朋友坐立的较大的空间。“有朋自远方来”，就到办公室里见见，或请到小馆子聊聊。今年有两个重要的会议——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和鲁迅诞辰13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都没有时间参加。当然，这也和他一贯讨厌开会有关。
　　尽管想“食书”而不食人间烟火，但仍然生活在可怜的人间，林贤治还得要为“稻粱谋”——买一套大一点的房，拥有好一点的写作空间，安顿好那些在家里到处流浪的书籍——家里床上床下也好，四壁也好，连餐桌上也是书，什么地方都是书，除了书，还是书！吃饭也得到茶几上将就将就。去年他凭借作品《旷代的忧伤》获得了一个史上“最贵的文学奖”—— 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奖金高达30万。原打算用奖金来买个书房装书，后来到市场一了解，30万只够买一个卫生间。他跟媒体调侃说，自己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对国内很多文学奖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但如今天上掉下来一个卫生间砸中了自己而不是自家的“林妹妹”，当然不能拒绝。但是，书房依然是买不起。
　　三
　　睿智的思想者林贤治，生活上实在是有点“弱智”。他可能是我所遇到过的普通话说得最差的知识分子了。他说的不是标准的“广州普通话”，而是更加难懂的“阳江+广州+普通话”的口语。他至今不用电脑写作，还是手写，不会上网，基本不用手机，很少参加学术圈的聚会。他对电器这类东西非常不在行，开空调同事教了他好几次，他依然搞不清楚：为什么按一下它不开，按两下三下它就关掉了？他有时候说，还是学一下电脑吧，但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开机的时候不要点一下“开始”，而关机却要点“开始”？ 2007年11月，我和廖绍其先生约他一起到白云机场集合，乘飞机到上海参加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研讨会，结果我们左等右等，飞机快起飞了还不见人影。我们拼命打其手机，但总是没人接听。我们一个劲地骂：“这个书呆子！”骂着骂着，一个头发凌乱、汗流满面、一脸憨笑的人冲到了我们面前。只见他左手提着简单的行李，右手拿着手机。我们责问他，为何不接听手机，他说，接了呀，是你们没有出声！我们问他是怎么接的，他拿着手机放到耳边，说：“就是这样接的！就是这样接的！”我们差点笑坏了，原来他忘了按接听键！哈哈！
　　一说起鲁迅，林贤治就两眼发光。在人生每每遇到挫折的时候，都是鲁迅和他的作品、精神和人格在给他力量。在“文革”受批的艰难时世中，是鲁迅给困厄的林贤治带来了希望。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惹火上身，写了一篇诗评，成为罪证而挨批。“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失败、痛苦，你是受侮辱者、受损害者，会更好地理解鲁迅。”3个人以上的聚会林贤治基本不参加，官方会议他不参加，甚至连学术会议也不参加。他认为参加活动是一种折磨，学术会议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无非借机彼此捧场，互相抚摸一下罢了。
　　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掩饰对鲁迅的偏爱，以至有人说他是“唯鲁派”。他认为官方意识形态塑造下的鲁迅，并不是真正的鲁迅,甚至认为说鲁迅是“左联”的旗手的讲法也是不可靠的。为此他花了一生的精力研究鲁迅，宣传鲁迅，他写下了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一个人的爱与死》、《鲁迅画传》，选编了《绝望的反抗》、《鲁迅语录新编》、《鲁迅档案：人与神》和《鲁迅选集》（评注五卷本），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塑造了他自己的魯迅：自由的、反抗的、大众的、平民的、孤独的，当然充满大憎而始终怀着大爱的！
　　受鲁迅思想影响太深，加上早年受人道主义的熏陶，林贤治也成了民间思想家而显得有点“另类”，一些人称其为“野马思想者”。 生活中，他能包容人性中那些懦弱、渺小的部分，却最不包容的是制度、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某些用左手写字、用左脑思想、用左眼看人、用左嘴说话的人，总是看不惯他。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外，还关心专业外的现实社会，并且以自己的理想价值，设法干预、批判、改造社会，捍卫自由、平等、正义这些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因而，他笔下的文字，是社会大幕下一道刺目的闪电，能映照出思想者卓然挺立的身姿，一如一位当事者，时刻在以反抗的姿态发出峻切、急迫的呼号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潜规则化、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使人听起来很有点唐吉诃德的味道。但在当今社会实在是太难得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林贤治的文字以不留情面、饱含道德激情乃至“偏激”著称，不少“公认”的“名家”、“大家”在他笔下，都显现出了平庸、怯懦、不堪甚至猥琐的一面，他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中，一如当年的鲁迅，对当代文坛百家剖析不留情面，入木三分。尽管受到反击和辱骂，但林贤治还是一如既往，不改初衷，用但丁的话说，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诗歌月刊 201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