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旗人
　　选择是困难的,这9位能不能代表丹东的诗歌,我说能,因为他们的诗歌渗透出丹东诗歌的地域气质;我说不能,丹东诗歌的构成远比此丰富得多。除了入选的九位,加上从丹东走出的诗人王鸣久、巴音博罗、刘川、关欣等,与一直在丹东这块热土上辛勤耕耘的诗人路地、佟畴、王录生、荒岛、张涛、迟凤忱、包贵韬……共同构筑了新世纪共和国诗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鸭绿江诗歌部落。
　　丹东诗歌部落,虽地处边地,却以远离中心的自在生长方式,呈现出江畔的芦苇荡一样旺盛的长势和繁荣的景象。已出版诗文集130余部,巴音博罗、刘川、姜庆乙三人参加青春诗会,自82岁的老诗人路地以降,五代诗人以不同演唱方式在鸭绿江畔演绎气势恢弘的诗歌交响。一个诗歌部落的形成,固然有时代的因素,但是绝对不能缺少地域的文化支撑。那么丹东地域文化有什么特点呢?丹东地域文化的特点是齐鲁文化、满族文化、鲜族文化、战争文化、边地文化、渔猎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多元融合,其中主要文化基因为闯关东跨海而来齐鲁文化和跑马占地从白山黑水移居而来的满族文化。承继齐鲁文化基因,多渗透儒雅敦厚的文化意识和经世济用的文化热情;承继满族文化基因,多渗透质朴知性的生命意识和放旷豪爽的生活态度,所以,丹东的诗歌自在而不自闭、自足而不自封,自信而不自满,像江畔海畔鸥飞鸟鸣的苇塘、滩涂,像鹭鸶亮翅青蛙擂鼓的水田,像波涛间漂浮的鹿岛獐岛,更多的是时代的自然力量。普列汉诺夫说:“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情趣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个可能性怎样转变为现实;这些条件说明了一定的社会的人正是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鸭绿江诗歌部落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是应运而生的,也是恰逢其时的,因为这背后是丹东地区地域文化的支撑。
　　张忠军是丹东诗歌的领军人物,他低调、内敛,但从骨子到外在气质都洋溢着诗歌的意味,近年他诗歌抵达老成,诗人刘川说:“忠军的诗歌却一直持守、节制、内敛。把节俭、平实的词语,一个一个准确地落下去,指哪儿砍哪儿,一刀一个疤。他有自己之诗风,戏谑藏于温厚,但不失机锋;恣肆隐于安详,但不失力量;凌厉隐于工整,但不失创新。用一个词语概括:简单。”显然,刘川关注的是张忠军诗歌的实现方式,我则更关注他诗歌创作的状态,阅读张忠军的诗歌三十年矣,我对他的创作状态则提炼出两个词:自在和可能。所谓的自在,是寻找到自己的方式,获得诗歌创作的最大自由。所谓的可能,艺术的目的都无外乎为心灵的创造,可能是逼近最高境界的艺术创造。自在和可能是张忠军诗歌所达到的水准和境界,也是鸭绿江诗歌部落的艺术特质,所以,我用自在和可能命名丹东诗歌并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回到张忠军辑子中的诗歌,即便诗中有痛苦、有变形、有反抗,但是,他的诗歌立场都是人本主义的守望。他在叙事中隐藏抒情的动机,他在细节里凝聚抒情的力量,像“后背,被枝枝杈杈/扎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坑/坑里,汪着汗水,还有血丝/他的腰,压得越来越低,你只能看见/一大堆柴火,向坡上移,移……”像“不远的地方,一只老羊/半闭着眼睛望着小羊。它的眼里/小的时光不比一片草叶长/那么,它就这样静静地望着/不忍心张嘴朝小羊喊一声:咩”,都有击倒人的抒情力量。张忠军的诗歌儒雅纯正,我个人则更喜欢像《反抗》、《可能》、《打铁》、《烧烤店门前的鱼》表达复杂人性的诗歌,这类诗歌不仅具有抒情的力量,还有现实批判的力量,像“一朵小花/从四楼阳台/开到外面的墙上/以纽扣那么大的蓝色/盘子大的芳香/反抗水泥,和水泥深处的钢筋/反抗一扇高过一扇的塑钢窗/反抗大约五六百平方米的冷漠”;像“鱼们没有闭上双眼/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也没有望见一滴海水/眼里的空,比海还深/还大,还没有边际”,这些都给人以更多的现实沉思和人生玄想。
　　丛黎明的诗歌同样聚焦细节,把具有哲思意味的诗意隐含在细节里,所以,他和张忠军一样都注重词的传神和爆发力,把所思所想高密度浓缩一个精确的空间里。这类诗歌丢失的是开阔和轻松,获得的是深刻和细节力量。诗人是时代的良心,丛黎明坚信不移,所以,他的诗歌充满道义的评判力量,我欣赏《一座高楼与一座平房》里的平民立场,“一座高楼粗暴地站起/打断了一座平房与阳光的对话”是再平常不过的生命现实,可是更可悲的现实是“平房想说点什么/可望了望那座楼的高度/就蹲在对方阴影里/什么也没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容易从在对待底层人的态度上测量出来,不要把诗人应有的担当看成是落伍。诗人不应该仅仅是全知全觉者,更应该是置身社会洪流中的普通人,所以,我更喜欢《电锯喊出的一个词》:“某天早晨/一个词被电锯喊出/喊出的刀刃割破了所有的听//这个词一经被电锯喊出/就没歇着不分白天黑夜/渐渐地这个词在所有的耳朵里/变成了一日三餐和夜宵的/背景音乐//某天早晨这个词突然消失/寂静得所有耳朵/开始疼痛”。这首诗歌从选材到表现具有了现代的品行,新诗的现代化,就要有从西方现代诗歌和后现代诗歌汲取力量,我看到了诗人将要远行的方向。
　　大诗是风萧萧的信仰和操守,那繁富瑰丽的铺陈,那心怀六合的胸襟,那宏大的时空结构,那一泻汪洋的气势,很容易让人想到写《大盆地》的廖亦武、写长诗《太阳》的海子。其实,我还有更大的期待,30年前,当我读到惠特曼的“青草从我的胸脯上长出”这样的诗句,我就想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像惠特曼这样的伟大诗人。风萧萧一直致力大诗的写作,他感知的社会现实是庞杂的、无序的、混乱的存在,这几首诗歌格调似乎明快许多。大诗更多的是从本我出发,它要抵达终极,而终极又常常是虚无和荒诞,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诗人的绝望:“挺立的乔木,匍匐的灌木。黄昏里的蓓蕾,黎明怒放的花朵/激情四射尔后颓废,孕育出成熟的悲凉/遥望雄心勃勃的原野,仰视无边深邃的天空/一枚落叶带着隐痛,一道虚拟的伤口埋下暗疾。”风萧萧的诗歌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它的价值就在于特立独行。
　　马云飞的诗歌属于智性写作,他原来的诗歌骨子里是中国的色空美学,实现手段上是西方的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这个家伙就是不安分,他要跟过去诀别,所以这几首诗歌与他原来的诗歌有了很大的差别,特别是《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比喻》、《我做了件蠢事》、《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他非常冒险地探寻崭新的诗意,我觉得探寻值得鼓励,但艺术的拿捏一定把握火候,不能率性而为之。像《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比喻》,伊沙的《车过黄河》成于解构,你的诗意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不要过分迷信智性,也不要过分依赖想象,诗歌的文本重要,人本更重要。马云飞原来的诗歌有很现代的艺术构成,突破线型结构方式。这几首诗歌退回到线型结构,不要紧,诗歌的艺术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凭马云飞的实力,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姜庆乙是享誉国内著名盲诗人,参加诗刊社主办十八届的青春诗会。他的诗歌硬硬的,诗歌中的理性强大到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感性,这是他诗歌的宿命。姜庆乙近年皈依基督教,每个礼拜都去教堂祷告或参加唱诗会,他的诗歌中有了基督教的神性色彩。基督教的神性怎么能融会成诗意,这是对诗人的考验,先前我读泰戈尔的诗总觉隔,后来我知道因为宗教的缘故。狄金森的诗中也有宗教,只是宗教是她诗歌中有机要素。新诗不用典,胡适在《八不主义》就有约定。姜庆乙的诗歌有用典的问题,我喜欢诗歌中成为生命一部分的宗教色彩,像“我能告白的诚实/从膝头升起泪光/主啊 这是你暗中/察看的灯盏”,但愿这灯盏能照亮姜庆乙的神性诗歌。
　　孙守涛的诗歌属于新边塞诗,承继了古今边塞诗歌豪放旷达、凝重雄奇的主体特质,虽然他的题材多取自西部,但他同样钟情东部边地风物,并创作相当数量的东部新边塞诗,因而他开启了东部新边塞诗写作的先河。古今边塞诗都存在守望以雄性意识为特质的诗歌美学却往往陷入诗意空洞化和艺术粗糙化的弊端,孙守涛显然造就洞悉这些奥义,坚持生命意识的主体性,我喜欢《喀什街头》这样生命意识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古巷/路灯/行人/消失于不同的方向//西域的神秘/吹动一片叶子/悄然飘落/抵达国土的最西端//月光下/风吹动我在异域的影子/追赶一枚流荡的叶子/比月光还轻”。
　　黄文科的诗歌朴素劲道,他的诗歌接近口语诗,但却拒绝口语诗的极端和不节制;他的诗歌倾向本土化,但却保持审美的现代性。他追求每一首诗歌的最恰当实现形式,坚持文本和人本的统一。读黄文科的诗歌既能感受人间的温情,又能在审美上有所回味。
　　赵旭光的诗歌已初步完成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变,选择叙事,是通过聚焦生活中某个情节、某个事件,挖掘出隐藏其中的意味深长或荒诞不经,因此,他的诗歌实现了现代性。这三首诗歌,叙事的手段还显单一,能看出来有些随意,不精致,不精确,但抖落出“诗意”确实有味道。
　　宁明是飞得最高的诗人,他在蓝天上立意,在白云上构思,他的诗歌就有飞行员职业特质——精确和敏捷。他的诗精短,可称之为瞬间的艺术,一首诗就是一个在空中飞行表演动作,时间的精确和技术的娴熟,使我萌发了因为他的诗歌,想以现代诗人的诗性思维为课题的专题研究。以《低翔》为例,整个诗歌结构,就是典型的以譬连类的诗性思维方式,河流不是河流,河流是关于人生的隐喻,河流有可能是诗人理想人格的外化。低翔由于与其职业有关,河流与低翔相连接,就产生新的意义和审美。无论是《一把沉睡的刀》还是《夕阳下的羊群》和《只有影子能推倒墙》,这些诗歌不是单单的一个奇异的想象,它还通过智性的语言,有了虚构的意趣,有了现实的批判力量,宁明的诗歌能满足人们阅读的智性期待。我喜欢《两滴墨》,这首诗,很容易让我想起王家新的《山水人物》。《两滴墨》写的机智有趣,具有诗歌的古典美。
　　追求自在和可能,是诗人一辈子的功课。一群诗人都追求自在和可能,就会形成风气和气候。这种风气、气候,就不再仅仅属于一个地方、一个区域。此时,鸭绿江畔的丹东,樱花开了,桃花、杜鹃花正含苞待放,鸭绿江诗歌部落也同丹东的大自然一样,正值生机勃勃的春天。其潜在的发展势头,必将会波及影响到整个诗坛,为中国诗歌大潮推波助澜。

　　诗歌月刊 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