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和杨律师之外，还有一个瘦小的女人，个头不高，长长的头发扎了一捆了，披在肩上。杨律师告诉我，她就是你的哥哥姐姐的代理人。我打量了一番，她不停地用微信和人讲话，长长的睫毛有一厘米，是个假的。我留意了她手里提的袋子上印有“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字眼。我倒吸了一块凉气，为什么一个人代理四个人？还没有开庭，原告就处于劣势。因为这个女人代表四个人来答辩，显然控辩双方失衡，四个人要讲的话，她一个人完成，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法官怎么会容许。
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之兆，我走进了“家庭审判庭”。一间五十平米的房间，摆着一张圆桌，书记员在之间操作电脑，前边一边是法官的座位，当庭法官钱殿军，瓜子脸，穿着法官长袍。法庭上除了我只有四个人。
钱法官环顾了一下庭下坐的四个人：一个书记员，两个律师，外加一个我。
法官问被告代理人丽丽：“为什么第一被告人潘丽不参加庭审？”
丽丽回答道：“原告的孩子不想她的妈妈当庭受审，怕自己的妈妈身体受不了，所以委托我代理。”
再狡猾的狐狸终有露出尾巴的时候。原来，丽丽是潘丽的姑爷给请的律师。潘丽顺水推舟让她同时代理其他三个人。丽丽说话风格和潘丽一模一样，严丝合缝。法官也很配合她，不断地让她提交“证据”。
开庭了，我发现丽丽一直摆弄手机，她手上一个三个手机，她把其中的两个手机扣在一起，在用底下那个手机录音，手上也不闲着，不停地跟什么人用微信交流。噢，原来三个姐姐还能远程遥控法庭，真不像话！这么明显的作弊，难道钱法官看不见吗？
我非常讨厌丽丽，她张口就讲，“原告把自己的房屋过户给第五个被告。”我打断了她：“是赠与，不是继承。”
原来，潘丽向法庭提交的“公证书”，上面有2009年签订的家庭协议书：虽然房本是我的名字，但是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其实这个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只是家庭内部约束。换句话说是扯淡。
法官似乎在按照丽丽准备好的资料在一步一步往下进行。丽丽手里的证据也很多：潘霞每次回家还妈妈理发都留视频，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潘霞好像在十年前就预感到家里要打官司，手机里照片居然保存了十几年。
我像一个局外人，丽丽可以随便讲：“在这个家里姐姐伺候母亲，同时照顾弟弟。从日常买菜、料理家务，到洗衣做饭都是姐姐们轮流干。小到米面油大到鱼肉蛋，都是姐姐们提供，日常的冰箱塞得满满的。是母亲听信了他人的谗言，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起诉法院。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请求法院撤诉！
我好像走错了法庭，这不是在审理赡养纠纷，是在歌颂孩子们懂事孝顺，老人一时糊涂，那么这些“和孩子”为什么不出庭直接告诉法院呢？为什么弄来一个代理人在那里替他们讲话。丽丽讲了一大堆，就算她的话有一点点影子，这些好事是哪一个孩子做的？她并没有逐个说明。这不是把坏人窝藏在其中，鱼目混珠。
杨律师曾经对我讲的话：“你姐姐提前和法官沟通了。”不知道三个姐姐是这样说动法官的？在庭审之中，他多次打断我的发言，仿佛是潘丽坐在那里。
钱法官把小锤一敲“休庭”他要十天以后收网。
我冲着丽丽嚷道：“我姐姐给你多钱？叫你在法庭上胡说八道，俺家的事情是知道吗？”
法官不乐听，他厉声喝道：“你不许诽谤他人，这是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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