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四点钟，我来到病房，母亲仰卧在病床上，身上盖着的床单已经搭在床架上，她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她几乎没有意识，你说什么她都不回答。

　　我来到床前查看，发现母亲身下的尿不湿已经侵满了尿液，我嘟囔着：“姊妹俩都在，也不给换一换，你看你都养些什么东西？”，妈妈好像听明白了，泪水一直流到了腮帮子。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叫姐姐们照顾妈妈就那么难呢？

　　输液从早上八点一直到夜里12点还没有结束，我有些不耐烦了，冲着护士嚷嚷，叫她把输液瓶子撤了，值班大夫也知道了，“不就是撤瓶子嘛，撤吧！”，不输液，我心里亮堂了些。妈妈的脑子在连日高烧，开始糊涂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一会儿说胡话，一会儿瞎嚷嚷。她自己把身上戴着监护器全部扯下来了，反正明天就走了，护士也不管了。

　　第二天早上，大夫过来给她听诊，自言自语地说：“她现在一点都不喘了。”或许大夫觉得这不是好兆头，问我她要去哪家医院？

　　这个时候，大姐走了进来，她听见了，问我：“昨天不是说好了出院吗？为什么往大连送？”，

　　大夫说：“你妈妈如果出院回家，挺不过24小时。”，

　　大姐撇了我一眼，“是江泽民不死，还是李鹏不死？”，

　　大夫和护士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大夫说：“你可别说那样的话？”，

　　几个人忙乎着把母亲推到大门口，找了闭风的角落，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这个时候，潘敏忽然来到病房，潘敏和潘丽利用这个空闲，在墙根不停地攀谈着。

　　潘敏说：“我每次看见文海就想和他打仗。这两天大强一直对我说，你家的房子都转给文海了，其他姊妹就不应该轮流照顾老太太。我觉得，大强说得对。反正我以后就是不伺候老太太”。

　　潘丽发现我在靠近她俩，故意转移话题，“大强最近瘦悬了，嘴巴都尖尖啦。”

　　潘敏从大姐的眼神里面读懂了，连忙接过话茬：“大强胃口不好，吃饭不多。”

　　俩姐妹声音越来越低，过了十分钟，救护车赶来了。潘敏坐着车上，她并不是去医院，而是搭便车，她捂着手里的皮包，也不正眼看老母亲，嘴里嘀咕着：能累死个人！车到了通讯公司附近，潘敏下了车。

　　救护车驶向大连。救护车来到医院的时候，二姐在医院门口等着。她一见到我，就说：“我可不能伺候老太太，我帮你找人入院。”

　　第二天早上，母亲处于昏迷状态，大夫和护士正在抢救。

　　我在走廊里我拨通了三姐的电话，没想到，她已经把我的手机加入黑名单了。潘丽接听了电话，我说，“妈妈现在的情况不太好……”，电话那头不紧不慢，说要通知其他姊妹。我无话可说，放下电话。

　　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妈妈的情况稳定了，她又恢复了意识，一直留在病房里的刘大夫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现在在哪？”刘大夫看她正常了，把我叫到门外说：“你妈妈可能是败血症。如果治疗两天不好，还得转院，你做好准备。”。

　　午后三点，大姐、三姐和大姐夫一行人来到医院，还带着寿衣。看到妈妈能够张口说话，潘丽诧异地问我：“你说她不行了，我寻思料理后事。”潘敏说：“你去把寿衣给她穿上，完事我给你一百块钱。”我没有搭理她俩。

　　潘丽找到主治大夫，说道：“以后不要再去抢救我妈妈了，我们想让她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由于声音很大，我在走廊那边都听到清清楚楚，我身边的姐夫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姐姐说得很对！”。

　　一行人在医院待了10分钟就都离开了，作为大姐也不说，安排一下换着照顾妈妈，好像没有她们什么事。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和家属都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