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团部的所有人员在政委朱觉先的带领下，去清水营所辖的“观音堂”渡槽工地现场调研。
我和一个叫李援朝的搞政工的人走在一起。半路上那李援朝老师先是给我说：“刘红，炊事员的活路呢，说好干也好干，说不好干呢，也不好干！你说是不是？！”。
我不解地看着他，他可能看到我有些不理解，笑了笑说：“说好干呢，是说那个活路单纯，就是煮一天三顿的饭菜，其他事情又不关你的事。事不好干呢，是因为有时候弄不好，也难免会让人有些说闲话。譬如说你的那个打饭的勺子长眼睛，看到当官的是不是就用勺子压紧了才给他，其他人打饭的时候，是不是你手上的勺子就不停的抖动！你说是吧？！”。
我听了之后摇了摇头回答说：“李伯伯，我是不会那样做的！”“我知道你家庭成分不好，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你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的，特别是对领导更加看他们的脸色。但是，正是因为你的家庭成分不好，所以要更加注意与同志们的关系，说话做事都要谨小慎微，不然同志们就会更有意见。你说是不是呢？”那李援朝不听我的解释，又继续说了好多这样教育我的话。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样的话，而且把煮饭的事绕来绕去与我的家庭成分联系在一起！
那件事后不久，我回家把李援朝说给我听的话，向母亲说了，母亲苦笑了一下说：“那个李援朝的老婆死了好多年了，你爸爸去世后不久，还有人曾经来给我说把他介绍给我，我没有同意。不知道他晓不晓得这件事。如果他晓得这件事，知道我没有同意，他说这样的话，就是故意说来欺负你的！你干好你工作上的事，不要去想他就是了！”。
我听了之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和滋味，我问母亲，为什么无论我怎么努力地干好事情，一些人却总是把我与我的家庭成分不好联系在一起呢？！
母亲一脸无奈的表情说：“红儿，这就是一个人的命，命中注定的事，你说无法逃避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遇上能够改变你们三姊妹命运的人，我一定不会犹豫！就是不知道遇不遇得上！”……
都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世间的事情，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在下乡去当了两个月的知青后，满以为知青政策会永远永远的执行下去，大多数知青都会当一辈子的知青。可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初，“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了。虽然那时候知青政策还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但是，在众多的知青们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认为和感到，知青政策松动的日子一定不会太远，而且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和调整。这种心态，也发生在每个有知青的家庭里，发生在每个有知青的家庭成员心中，尤其是那做知青父母的人心上。
在快当了两年的知青的我，就在满以为自己还要继续在茶场当知青且常常无了期的时候，一九七八年的七月十日，我接到母亲从公社邮政所打来红石坎清水团部的电话，说是叫我马上回去，区食品站的一个叫杨时俊的会计，到我家里来给我母亲说，区食品站要招收一二十个工，食品站的刘仲成站长专门要杨会计来我家，说是要把我招到食品站，还说是准备安排给杨会计一起学会计工作。
那杨时俊会计是我父亲的同事，我还在四、五岁的时候就认识杨伯伯。还有那刘仲成站长也是我父亲的领导，是一个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排长，身体上还有留有两个弹片没有取出来，人非常的直率和善良。
我接到电话后，心中说不出的激动。急忙借了一辆自行车，马不停蹄一路狂奔地往家里赶。
回到家里，我看到杨时俊伯伯正坐在我家外面的天井下的一个小板凳上。看到我后，杨时俊伯伯笑着说：“小刘，我都坐了半天了，你回来就好！”。
接着，杨时俊伯伯将区食品站是刚刚从区供销社分家独立出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及食品站的只要业务职能和人员结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片。同时还告诉我说，我父亲的老领导刘仲成现在是区食品站的党支部书记兼食品站的站长。这一次县食品公司下达了十八个招工指标给区食品站，刘仲成站长指名道姓要将我招到食品站工作，并且还给给杨柳公社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李国才打了电话。杨时俊伯伯还说，如果招工到了区食品站，他已经给刘仲成站长说好了，就安排我搞食品站的统计工作。末了，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
杨时俊伯伯给我说这些话时，母亲则站在旁边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待杨时俊伯伯说完之后，连连叫我说：“红儿，快，快，快说谢谢杨伯伯，谢谢刘站长，快说！”。
在说完谢谢的话后，母亲带着一些忧怯的口吻对杨时俊伯伯问道：“杨会计，你知道老刘的家庭出身不好，刘站长不会介意这件事吧？不会影响刘红的工作安排吧？！”。
杨时俊伯伯听了之后说：“他应该知道老刘的家庭成分问题的事，他也应该不会介意这个问题吧？！你知道我的家庭成分也是富农，成立区食品站时，刘站长第一个就喊我给他一起到食品站。还有那个杜秉勋，那知道他原来还是伪政府的师爷，刘站长不也是同样喊他作会计工作吗？！”。
母亲听了杨时俊伯伯说的一串话后，脸上的笑容就像月季花一样绽放开了一般。
第二天上午，我到杨柳街上供销社的门市部去买东西，恰好遇到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李国才，我立马跑过去毕恭毕敬地对他说：“李书记，听说明天公社要研究食品站招工的事，麻烦李书记多关心帮助我哈！”。
因为李国才书记以前也是在区供销社工作，那时候我父亲还在的时候，与李国才书记是同事，当然也是我父亲的领导，所以我才壮着胆子给他说请他关心帮助我的话。我本以为李书记是我父亲的同事，加上刘仲成站长还给他打电话说了我招工的事，他一定会给我一个开心的答复。谁知道他听了我说的话以后，眼睛直不能登地看着我，两三分钟之后才说：“刘红，你才下乡两年，还有下乡七、八年了的人。再说，那些家庭成分好的人，也当了好几年的知青，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先来后到的事？！”。
说完之后头也不回地就走了，落得我一个人呆呆的站在那里，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回到家后，我把事情给母亲说了，母亲听了后思考了一下，然后说：“红儿，我看还是去给刘仲成站长打电话说一下吧，不然明天上午开会，李书记不同意的话，你招工的事情肯定就没指望了！”。
母亲出去后，半个小时才回家。母亲告诉我说：“红儿，电话里刘仲成站长说，他要给李国才书记说，如果不同意招你，那他就不放一个招工指标给杨柳公社！”。
母亲脸上露出了平时少有的笑容，同时又说：“要是大家的思想都像刘仲成站长一样开通，都不看重一个人的家庭成分，那才是多么的爱意哦！”。
当时的我，感到我能够遇上刘仲成站长这样的好人，遇到我父亲的同事杨时俊伯伯这样关心帮助我的人，真是我一生中的幸福。暗自在心底里想，如果到了工作单位，一定要好好工作，绝不辜负刘仲成站长这样善良的人对我的关爱，绝不辜负杨时俊伯伯的厚望和帮助。
三天后，我接到了公社革委会潘秘书的通知，叫我去他办公室拿招工推荐表。
一九七八年的八月五日，也就是我刚好当知青满两年的时间，我拿着生产队队长签了字和盖上了大队革委会印章的招工推荐表，到公社革委会办公室，找到潘秘书盖上了公社革委会的印章后，到清水区食品站报道，填写了《招工登记表》后，正式告别了我的知青生涯，走上了工作岗位。
只是那张《招工登记表》中“家庭成分”一栏，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也到了工作单位，母亲知道后，她那颗以前悬着的心，当然也就依然悬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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