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和父亲再次聊起未来。他希望我学医学、法律或者理工科，这些东西经世致用，也意味着好工作。至于我一直喜欢的文学，他不以为然：搞文学的最后都饿死了。

　　他的语气从来都是不容置疑的，我也从未吐露过不满。那一次，或许是学习压力太大，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呛了他。军人出身的父亲在震惊之余，掀翻了桌子。

　　我放下碗筷就往门外走，身后传來父亲的咆哮。沿着京九铁路线，我一直往南走，试图扒上一列火车，但它们都呼啸而过。天已经黑了，我愈发泄气，只好掉头往家走。到家已是后半夜，父母屋里的灯还亮着。母亲走出来，手指戳我的额头：“你们爷俩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是1996年，在山东老家，同辈的孩子们没有人敢直接反驳父辈，最“忤逆”的方式是私自行事。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偷偷写上了“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到来，是家里气氛最阴沉的一天。他站在院子里铁青着脸，没有拿鞭子抽我，但半个月没跟我说话。后来每次见面，他话里话外都带着讥讽，尤其见我背了一整套文学名著回家，他会愠怒。在饭桌上，他不断提起自己当年在部队里的威风场面——曾有上万人听他一个人讲话。

　　我沉浸在被父亲打压的不忿里，从未注意过，其实他和这个家庭都在走下坡路。他所在的国营饲料厂效益大减，甚至无法一次性拿出我和哥哥一整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念叨过，我的学费是父亲向厂里预支工资才拿到的，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直到大四那年开学，父亲执意送我。坐上汽车的一刹那，我无意中回过头来，看到父亲穿着我军训时的绿军鞋，一根脚趾露在外面。而我记得军训过后，就把它丢到垃圾桶里了。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个男人在背负着什么。

　　十一国庆大阅兵时，他打开一瓶酒，顺手给我倒了一杯。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倒酒。我推托道：“我不喝酒的。”父亲的神情突然有些落寞，但还是说起当兵往事。只不过这一次，他讲的是那些糗事。我听了和母亲一起笑，家中氛围首次轻快起来。

　　过了几个月，我开始和父亲小酌。他再也没有讽刺过我的文学梦，反而告诉我，这条路不好走，要多多努力。我听街坊说，父亲经常在外炫耀我这个儿子，又写了多少文章，仿佛自己的脸上贴了金。但当着我的面，他从来不提我写了什么。其实我知道，我写的东西他都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