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出生后不久，外公就去世了；她4岁的时候，外婆也去世了。妈妈和12岁的舅舅成了孤儿。舅舅在邻居家做童工活命，妈妈被送到我奶奶家做童养媳。妈妈6岁的时候就要放两头牛，有一次，小牛在山里被老虎吃掉了，她被大伯打了一顿，晚上不敢回家吃饭，还是好心的大婶端一碗饭给她吃。现在我每次回老家都会给大婶家人带点东西，也许他们永远也不知道我是在报答那碗饭的恩情。
妈妈17岁那年，就结婚生子了。可好景不长，大哥的爸爸得了血吸虫病，身体一直不好。那年月在生产队，男劳力如果每天想挣10个工分，“双抢”“秋收”期间收工就必须从田里挑一担谷子（超过一百斤）回村。自己的男人挑不动，妈妈只好幫忙。几十年后妈妈说起这事还十分羡慕那些空着手回村的妇女们。
1969年，大哥的爸爸病重。妈妈白天在生产队劳动，傍晚赶到医院照看丈夫，就这样奔波了一个多月。那时妈妈怀着三姐，丈夫临终前交代：如果生了男孩，就带大，是女孩，就送人。三姐出生那一年，大姐9岁，二姐6岁，大哥3岁，家里就一个六十多岁的奶奶，我不敢想象妈妈是怎样熬过来的。
1971年，在外流浪多年的爸爸进了妈妈家。爸爸是挑了一根担子来的，一头是一床破棉絮，一头是几只碗之类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随后几年我和弟弟出生，一家子6个小孩。妈妈很少说话，只是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干活，受了委屈就哭。三姐终究没有送人，可是她一天学都没有上。现在三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说来真心酸。一次我跟三姐聊到此事，她没有埋怨妈妈，只是大哭了一场。
爸爸身体也不好，得了慢性支气管炎，壮年的时候也不能干重活。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总是在干重活，比如板车拉货，都是妈妈在前面拉，爸爸跟在后面，上坡时帮忙推一下。后来哥哥姐姐成家，奶奶去世，家里只剩下四口人。我读书还行，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随后弟弟也考上了大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考上大学，妈妈也没有流露出喜悦，只是在稻田里埋头干活给我们凑学费。最难为情是开学前学费没有凑齐，去别人家里借。直到我们兄弟俩毕业，家里境况才好些。可是爸爸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妈妈虽然精心照顾，爸爸还是走了。爸爸临终前交代我：“你妈一辈子吃了很多苦，要好好对待妈妈。”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本来想让妈妈长期跟我住在一起，可是她总是惦记着老家。现在我才知道，她是惦记乡下的大哥，想帮大哥干点农活。我本来想尽力孝敬妈妈，可是前年春节期间，她说左腿麻木，不久右腿也不行了，从此开始了半年的求医，先是希望，随后失望，最后绝望——癌症晚期。得知病情的那天，我独自在省城街上放声大哭。
妈妈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住在老家，儿女们轮流照看。开始我们没有告诉妈妈实情，她总是希望做个手术就能好。病情发展很快，而且很痛，妈妈尽量忍着，怕我们伤心。大约在最后一周，大哥告诉了妈妈实情，那天她大哭了一场。虽然失去了战胜病魔的信心，妈妈还是安慰我说，“我妈妈只照顾了我四年，而妈妈我照顾你到四十多岁，你该知足了。”是的，我知足。农历2017年，妈妈带着对亲人的眷恋走了。
说也怪，我一岁半的女儿从没有见过我妈妈，她连“爸爸”都不会叫，但每当看见我妈妈的照片，就会叫“奶奶”。妈妈，您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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