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逃命，你会带着什么上路？

　　如果有三天时间准备举家移居，你会带什么走？

　　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能否养活自己？”

　　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国籍与他们祖父辈的出生地不同。为了活着，他们的先辈在此起彼伏的反犹浪潮中，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再搬到下一个地方，犹太民族可以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逃命专业户”。

　　很多时候，逃命的机会稍纵即逝，如何最简便、快捷地携带尽可能多的财产上路，如何最有效、方便地把财产转化为生活必需品，这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课题。

　　文章开头的三个问题是98岁的耶路撒冷老太太萨拉问我的。20世纪初，萨拉的父亲变卖土地和房子，买了一群马，趁天黑带着全家越过边境，从沙皇俄国逃到中国东北，就地卖掉马，在满洲里安了家。

　　“别人都是背着财产逃命，可你看我的父亲，是财产背着他逃命，多聪明！”萨拉对这点很骄傲。

　　在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一座小小的皮箱山，箱子和里面的东西凌乱地散落着，它们的主人几乎全部丧命于纳粹集中营。每个皮箱都曾经装着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逃命时随身携带的东西，装着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在异地活下去的期待，直到历史粗暴地喊了停。那里每枚风化糟坏的皮箱搭扣都见证了希望的巅峰和绝望的谷底。

　　很多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人，的确是在最后一刻才相信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以至于连遗言都没有留下。他们的故事，是活下来的人讲给这个世界听的，他们的后代身上都打上了“幸存者”的烙印。

　　88岁的沃尔特一辈子都在全世界各地讲述自己的童年。他生于德国，20世纪30年代欧洲反犹浪潮高涨时，15岁的他在犹太慈善组织的帮助下，只身逃往英国。

　　沃尔特说，那是一条不知道终点的逃亡之路。“原本说要送我们去巴勒斯坦地区（现以色列国）的基布兹务农，等情况好一点再回家，但中转英国时，才被告知巴勒斯坦不许去了。到底能去哪，当时连组织者都不知道。”

　　滞留在英国的沃尔特，一留就留了65年。

　　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出生于波兰，20世纪30年代随父母移居中东。离开那天，外祖父送他上火车，对他说：西蒙，要一直当个犹太人。

　　几年后，外祖父和住在同一个村庄的其他犹太人一起，被赶进木质的犹太会堂，全村老小被一把火活活烧死。

　　于是，“一直当个犹太人”成了外祖父留给佩雷斯的最后一句话，当时的他一定也没有料到这一点。

　　以色列人加布里埃尔的父母战争期间逃出波兰，留在那里的家人后来都惨遭纳粹杀害。几年前，一家美国电视台筹拍一部大屠杀幸存者及后代重访故地的纪录片，带着加布里埃尔回到他父母逃出的那个波兰小村庄。

　　“现在那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都被杀光了，或者跑掉了。村子里的人看我就像看怪物。”

　　“那是你的祖先几代人曾居住的地方，难道你一丁点儿故乡的感觉都没有吗？”

　　“我所有的亲人几乎都在那里遇害，那里不是故乡，是噩梦。对犹太人来说，唯一的故乡就是以色列。”

　　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犹太人都相信：一旦悲惨历史重演，一旦犹太人再次面临严重的反犹迫害，一旦世界上再次没有犹太人的立足之地，至少以色列会无条件接受所有犹太人，至少这地球上有这么一小块地方，是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即便知道那个地方不完美，即便自己不生活在那里，只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存在，就是整个民族的安全感。

　　这是一种需要逃命的时候，马上就知道往哪儿逃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