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六岁，记得是刚刚出了水珠以后——水珠即寻常水痘，不过我家乡的话叫它做水珠。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得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经过我窗口问出“水珠”吗，我就感到一种荣耀，那种感觉至今还印在脑子里。也为这个缘故，我还记得病中奢侈的愉悦心境。虽然同其他多次的害病一样，那次我仍然是被孤独地囚禁在一间房屋里休养。那是我们老宅子里最后的一进房子：白粉墙围着小小院子，北面一排三间，当中夹着一个开敞的厅堂。
我病在东头娘的卧室里，西头是婶婶的住房。娘同婶永远要在祖母的前院里行使她们女人们的职务，于是我常是这三间房屋唯一留守的主人。
在那三间屋子里病着，那经验是难堪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尤其是在日中毫无睡意的时候。起初，我仅集注我的听觉在各种似脚步声，又不似脚步声上面，猜想着，等候着，希望着人来。间或听听隔墙各种琐碎的声音，由墙基底下传出来又消敛了去。过一会儿，我就不耐烦了——不记得是怎样的，我就蹑着脚，挨着木床走到房门边。房门向着厅堂斜斜地开着一扇，我便扶着门框好奇地向外探望。
那时大概刚是午后两点钟光景，一张刚开过饭的八仙桌，异常寂寞地立在当中。桌下一片由厅口处射进来的阳光，泄泄融融地倒在那里。一个绝对悄寂的周围伴着这一片无声的金色的晶莹，不知为什么，忽使我六岁孩子的心里起了一次极不平常的震荡。
那里并没有几案花香、美术的布置，只是一张极寻常的八仙桌。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在不多时间以前，那上面是刚陈列过咸鱼、酱菜一类极寻常简朴的午餐。小孩子的心却呆了。或许两只眼睛倒张大一点儿，四处地望，似乎在寻觅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那片阳光美得那样动人？我记得我爬到房内窗前的桌子上坐着，有意无意地望望窗外，院里粉墙疏影同室内那片金色和煦决然不同趣味。我顺便翻开手边娘梳妆用的旧式镜箱，又上下摇动那小排状抽屉，同那刻成花篮形的小铜坠子，不时听雀跃过枝的清脆的鸟语，心里却仍为那片阳光隐着一片模糊的疑问。
时间经过二十多年，直到今天，又是这样一泄阳光，一片不可捉摸、不可思议流动的而又恬静的瑰宝，我才明白我那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事实上仅是如此：一张孤独的桌，一角寂寞的厅堂，一只灵巧的镜箱，或窗外断续的鸟语，和水珠——那小孩子的美丽的病名——便凑巧永远同初春沉静的阳光整整复斜斜地成了我回忆中极自然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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