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原谅，但不能忘记》
文：刘喜录
于艾平先生的四卷自传体长篇小说《原谅，但不能忘记》，使在当下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扭曲的人性成为一种可能。
我认为于艾平先生写了一部见证时代本性的大书，一部在当下歌舞升平的年代让人心惊肉跳，无法直面的文学作品。鲁迅先生当年说“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的，指的就是具有这样精神向度的作品么？这是一部有磁性的书，拿起来就放不下。阅读的过程，像是涉水，像是爬山。在体力与精神双重磨砺中充满了直抵灵魂的激动。小说中每个人物，每个细节，每个事件都引起我无尽的回味与想象。我不得不常常放下书本来透口气，看看窗外我们熟知的庸常的生活……时光过去快五十年了，来自我们北方鹤城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的极权和专政的打击下迸发出人性的、更人性的光辉。这让我想起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拉吉舍夫，他说过：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
于艾平先生，你的经历，你受伤的灵魂想向我们证明什么呢？
还原“文革”当年的历史，还原当年善良的和扭曲的人性，还原嫩江边的糖厂、江神庙、榆树崴子、山东屯……现在，那些名字还在，但是糖厂、江神庙、山东屯已经渺不可寻。人世沧桑，不仅仅是物非而且人非了。所幸记忆还在，经历还在，虽历经时空转换、岁月沧桑，仍灼灼逼人。
这是一部写实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它能够见证时代本性么？
小说第一卷中有一个“聚光点火”的细节。
少年于艾平和小伙伴到嫩江边钓鱼玩耍，跑到附近农田偷来土豆、毛豆和玉米，在没有火柴的情况下，小伙伴拿出放大镜对着太阳聚光点火，这一举动让少年于艾平记忆深刻。这个细节注定要在他的生命中发酵、生长。套用“文革”中流行的一句话，是会“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也许，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努力，其实就是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特点。这个“聚光点火”，就是他整个一生命运的写照。聚焦“文革”，聚焦那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一直是于艾平先生的一个梦想。他努力成为作家的目的，也就是想写出那一段苦难经历。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记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于艾平成为诗人，成为作家了，他写过电影写过电视剧，他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电视剧本写作，出版了作为国家教育部专业教材的《编剧十论》《电影诗━━剧本创作技巧与案例》。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编剧行当如鱼得水，呼风唤雨。但是，他却放弃了这一切，他把头扭回去，扭回去，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完成了泣血呼告的煌煌四大卷130万字的长河小说，在人们内心重新燃起反遗忘的熊熊烈火。
这就是灵魂深处的聚光点火。我把这种写作方式称之为━━焦点透视。
“文革”发生时，少年于艾平还不满十三岁，正是懵懵懂懂的年龄。身为糖厂副厂长的父亲含冤自尽，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羁押在“鬼队”劳动改造，自己又被诬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关押，被毒打，陪绑上刑场……在那个特殊的监狱里，一个孩子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有躲，只有逃。逃离家庭，逃离学校，逃离糖厂，逃向江神庙，逃向大荒原，逃向大风雪，逃到一切可以生存的地方……
这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是一段寝食难安的记忆。
“往事不堪回首，回忆引起我灵魂的战栗，眼前又浮现出那苦涩的历史背影。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吸的香烟和流的眼泪竟比写的字数多。”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成年人的斗争，少年于艾平却展示了斗争世界的少年版本。他所置身的糖厂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上演的不是童话剧而是动作片和惊悚片。都是半大的孩子，怎么可以倚强凌弱，打击报复？怎么会有精心策划的卧底、告密？更无法理解的是，经过四五十年后，这些当年的同学仍不思改悔，仍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当年都是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干的，有什么错？”
然而，这些孱头们还活着。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后的这些孩子没有反思、没有警醒、没有忏悔，他们还在怀念“文革”，还在希望“文革”再来，以矫正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
谁来救救这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就是作家于艾平固执地用焦点透视还原的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
回到小说主人公少年于艾平的眼中，如果回到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点上，不用巧辩也不用伪饰，善就是善，恶就是恶。
然而，作家于艾平用了两卷的篇幅为我们展示了另外的空间……盲流和盲流居住的江神庙、榆树崴子、山东屯和大荒原的地窨子。少年于艾平不是走资派也不是知识分子，他只是个世事懵懂的少年。在严酷的政治打压下，他的本能反应就是逃。他逃到体制和单位顾及不到的缝隙和交界地带，逃到一个可以收留自己的地方，那是造反派们鞭长莫及、无暇顾及的地方。那里适合生存，适合疗伤。
盲流社会带给少年于艾平的正是荒蛮、野性和渴望已久的自由。
“倘若有人问我自由是什么，我可以简约地说，如果你每天早晨醒来，再没有噩梦的追逐，恐惧的压迫，再没有心惊胆战与惶惶不可终日；而是站在地窨子房顶上，看到晴朗而明净的远方，看到那荒无人烟的大草甸子；看到一只水鸟掠过你的头顶，它一会儿飞过滚滚滔滔的江面，一会儿又变成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于是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久久地眺望粗犷的原野，微笑的天空，炎热的阳光下晒得发白的卷曲的野草，倾听打破天边寂静的鸟鸣和波浪拍岸声。你就会忘掉压抑你心灵的烦躁和苦恼，领会和理解自由的含义……”
那里有相濡以沫的真情，那里有个性迥异的江湖人物━━老绝户，老头鱼，狗剩子，漂姐，妮儿，病叔，豆芽，大下巴，秃头……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秘密走到了一起。他们彼此之间不问来历，不问出身，他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生生不息，相依为命。因为自由，他们是快乐的。他们身外的社会是阶级的，斗争的，革命和反革命的；他们所置身的群体却是人物的，人性的，故事的。虽然自然环境严酷，但却散发出人性的、审美的芬芳。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小鸡不尿尿自有道道。”北大荒的荒天野地，一直保持着流放犯传下的规矩，只要肯下死力气干活谁都给你一个落脚之地，给你一口饭吃。这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盲流社会有自己约定俗成的法律习俗。强悍、血性、粗野、嫉恶如仇。荒原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大下巴强奸妮儿后，老绝户等一群江湖汉子经过商议，把他处以绞刑，人们丝毫没有觉出这有什么不对。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时代，从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最能看出一群人的悲悯和良心。
他们也有他们的节日。江神庙会。钐刀会。那是荒原上的盛会，遵循几百年的习俗，释放本真的、自然的生命冲动。喝酒就要喝醉，唱歌就要尽兴。这些醉汉放荡不羁的歌唱与大荒原、嫩江浑然天成。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酒神精神”。尼采说过，“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那里还有贫病交加仍记录民歌民谣的病叔，有被社会遗弃仍心怀美好用心跳舞的妮儿，有明知道回来也是个死却仍回来为大下巴收尸的秃头，有毅然决然领着漂姐冲出“扫盲队”的枪林弹雨的狗剩子……少年于艾平在这些可亲可爱可敬的盲流中启蒙成长，获得生命的完整性。
作为自传体的纪实小说，“独白型”的叙述方式应该是主要特点。“独白型”是少年于艾平的所见所闻，也是作家于艾平的所思所在。它不是以“认识”为基础，而是以“体验”为根基。得益于少年于艾平目光独特、焦点集中的透视方式，也得益于作家于艾平四五十年的人生阅历和对往事的反思。扫盲队横扫江神庙和山东屯后，盲流们拘押的拘押，遣返的遣返，见证生命奇迹的少年于艾平大病一场。几个月后他急不可待地重返江神庙、榆树崴子、山东屯寻找亲人，却只见一片苍凉。曾经鲜活的存在已经不在了。
“即使今天，我回忆起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仍旧感到亲切和怀恋……我确实是‘被文化的野蛮人’，并不以为耻辱，反倒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当你经历九死一生，经历过了那场浩劫之后，痛定思痛，你就可以得出结论，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当那些自以为最最革命的人，都异化成非人丧失了起码的人性时，只有盲流们，流放犯们，以及荒原上形形色色的逃亡者，才保持着清醒，保持着本色，保持着一个人的正直和善良。是的，在我的身上仍旧有流浪生活的影子，有嫉恶如仇的本能。”
小说主人公不再是物化的，客观的；作者也不是君临一切，统摄一切。作家于艾平的“自我”和“人格”，内化于少年于艾平的经历中。这种“转移”夯实的是少年于艾平的经历和经验，最终使小说产生重力和加速度。使小说沿着自己的发展轨迹，突破社会意识形态的桎梏向前发展。作为纪实小说，少年于艾平展示的是个体的、独特的、深刻体验过的生命经历；作为灵魂自述，作家于艾平透过几十年的经历品评、反思这段历史和人物的命运。前者是所见所闻，后者是所思所在。前者独特，后者深刻。 主人公见证生活━━本来是这样的；作家反思生活━━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想法是一种勇气。重力和加速度使少年于艾平的经历在作家于艾平笔下变成了旷野呼告，变成痛惜消失在嫩江平原上的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这些盲流们，这些模糊于人们印象中有如照相的底片，沉郁，悲悯，凝重，苍凉，深情，难忘，惊心动魄而又硬朗刚烈，在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发展中逐渐显影，逐渐清晰地向我们走来……
2015年10月20日于归园田居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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