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真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时候，人们似乎忘记了有比闹革命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农村也不例外。我记事的时候，生产队里还在革着老百姓的命。不允许农民从事任何副业。父亲是个手艺人，能用竹子编织菜篮，以此卖钱补贴家用。可是生产队的干部不定时到各家各户检查，一旦发现，立即没收。这种猫和老鼠式的干群关系，让外面这样的家庭很受煎熬。
大哥要学瓦匠，我的父母非常赞同。一开口向生产队提出，立马遭致反对。像大哥这样的壮劳力，生产队压根不同意。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找熟人托情，请了一桌客，大哥才学成。现在想来，发觉那是个多么荒谬的时代！想学什么竟然还要生产队里同意。做个生产队长，那是让人羡慕的职业，可以在大家面前耀武扬威，神气的似个神仙，而每天的工分是比老百姓多的多啊，至于队里分什么东西，更不用说了。生产队里我们这个姓氏只有父亲兄弟三人，属于极少数，而姓徐和姓张的居多。我们在各个方面遭受歧视，很多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仿佛他们不是和我们同类，分东西是劣等的，数量上是不足的，连使用水牛都是别人捡剩下的。好在父母有很强的忍耐性，从不与异姓人发生冲突，避免了很多矛盾。
有一次，轮到我家到工场看管粮食。我和父亲一起睡在粮食囤子边，我一觉睡到天亮。可是父亲发现粮囤上有个缺口，父亲没有向队里报告，而是把它抹平了。父亲说，夜里他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看清了那个偷粮食的人，他家太穷了，父亲不忍心惊动他，那人偷的粮食只是半袋子。后来生产队还是知道了，在大会上批评我父亲，还扣除了我家的粮食。父亲一点儿也不后悔，就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
我不知道父亲和生产队里的人是怎么相处的，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忍受别人的冷眼的。父亲的性格很要强，我们兄弟多，吃饭问题很难解决。我记忆中的童年是一日三顿吃红薯，吃剩下的全喂了猪。有时我口中生清水，肚子寡得慌，多想吃顿大米饭啊。父亲当然知道我们的想法，几天后，我终于吃上了，那是父亲从亲戚家借来的大米。
那个时代我们饿慌了，到处找吃的，终于发现，桑树果子很好吃，甜甜的，一吃满嘴通红，吃多了撑得慌，经常挨父亲的责怪，父亲也很无奈。还有就是到河里逮鱼。有一次二哥发现秧田旁的小河边有很多螃蟹壳，就断定河里一定有螃蟹。二哥一憋气摸了好几只，拿回家叫上我，螃蟹在水里是不夹人的，我们半天摸了几十只，回到家妈妈煮了一大锅，那时候螃蟹不稀奇，也不会吃，更不算什么美味。我们肚子里缺油水，而螃蟹不能提供，胡乱地啃上几口就扔掉了。不像现在螃蟹是极贵重的东西，小老百姓吃不起。
十岁的我，尤其喜欢看人家用渔网捕鱼，有时一跟着就是半天。等我回到家，父亲什么也不问，就是一顿打。像我这个年龄是可以帮家里做点事的，而我不告而辞。父亲很是生气。皮肉之苦当然少不了。我哭着躲在屋里，经常不吃晚饭，以此抗议。可是父亲的农活忙不过来，根本不把的抗议放在心上，吃不吃与他无关。有时姐姐或者哥哥来叫我，我硬撑着说不饿。其实父亲很在意，只是不想自己这个老子来叫儿子去吃饭，那不是承认自己错了吗？
我小时候怕父亲，怕父亲的打，怕父亲的眼光，父亲的狠我早就尝过了。如果不是当初父亲对我的狠，我就不会在学校安心学习，成绩不会突出。正因为父亲对我的狠，让我不愿与别人过分纠结是非。他对我的期待是放在冷眼里的。这是我很迟以后才发现的。我上初二的时候，学校召开家长会，而我有幸成为学习好的学生请来家长，父亲仿佛换了一个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笑容如此灿烂。
我的童年有过苦，而更苦的是辛劳的父母，他们曾为一日三餐愁白了头；我的童年也有过快乐，而快乐来自父母辛劳后的付出。现在的孩子不懂我的童年，不懂也罢，希望他们健康成长，有属于他们将来回忆的片段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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