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有幸读到了马同儒先生在四年前创作并发表于中国作家网的《靖远起义赋》,近期修改后又在多家国家级媒体平台发表,感慨万千,感触颇多。它不仅仅是一篇词藻华丽的赋作,而且是反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甘肃大地的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刻画和记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靖远起义的艰辛过程。大篇幅的着笔,按照“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要求去作。它对于激励后来者,不忘初心,在“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方面,将不失为一篇有关靖远起义文学题材的开拓之作。
在赋作的行文上,主旨体现革命大无畏精神。文章的主干在于结构,而文心则是文的主力和精髓。该赋作虽是韵文,但始终体现的是一种“正”和“真”,从而达到像刘熙载《艺概?文概》卷一中所说的“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一样。从“第一次武装起义”中的“由吕振华、张秀山诸君,赳赳结阵,百二义士,且战且退分向,两路不期集结,一身英武斩关决择”,到了屈吴山,“此地所历也,欃枪日静,碎影风寒,瘴烟染眉似雪;涧泉宿冻,涉水如汤,至凶屡逼屡迁”,游击战成了主要作战方式,辟其锋芒,使得在战役战术上不受其形其势的束缚,争取战场的主动权,再到“第二次武装起义”中的“几经鏖战,赫然成功,敌首周维邦击毙之时刻”,反映了起义部队高擎旗帜,临危不惧,以坚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作为后盾,从而讴歌的是一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所记录的红沙岘一战,“遭遇三省联军,腹背受击,四面阻击,……两军酣决,短兵相接,风毒沙腥,所征人员剩半百而还”,其面对面激烈的赤身搏杀,展示的是一种血气,表现的是一种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慨。
在赋作的叙述上,着意体现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通篇按照靖远起义的三次战役分别进行叙述,通过精心设计铺排,在结构布局上大开大合,大收大放,文章结构的跌宕起伏,突显了所反映事件的雄奇宏伟之势。正如刘熙载《艺概·文概》卷一评价孔北海之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一样。文中大量运用修辞的手法,比如在“第一次武装起义”篇中,在开篇的“祖历之地,鸣鹿之侧,谯楼暮鼓,鸱吻巡天如血”等句,采用了铺垫手法,为人们了解起义的场面,提供了悬念和联想,同时,为也为后面详细交待和描述那场风暴打下了伏笔。在描写大事件、大背景和大场景的同时,亦未放松笔下语句的提炼,尤其通过采用浅墨浓笔的描写,把“第一次武装起义”之“晚凉天,夜苍黄,照月河,遥天空山隐约,北斗参照定向;旗指处,枪林动,向东移,会合于打拉池,转战于屈吴山。……打拉池,打绳川,古渡口,四通八达皆出兵,扛枪列阵兮,红军扎营房;屈吴山,山环山,树叠障,羊羔满山疑飘云,供我穿衣兮,红军打江山”,作为既是插曲,又是主调来表现。从艺术上如此安排这段文字加入句子中,是采用了电影蒙太奇手法,把同一场景与不同画面叠加成一块,作出交叉展示,把起义部队官兵克服困难与正确对待挫折结合起来,体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情调,较好地起到了插曲为主题服务的作用;还有“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才俊郎,背枪戟,跨征鞍,……百家铮铮好汉,血气只为滔滔黄河之水酝酿,筋骨乃是昼夜不息水车之锻铸,按剑鹰扬,丹心犹初”句子等,大段采用渲染等表现手法,使语句富有哲理性,起到了警句的通达作用,克服了“文无心则怠,诗无眼则散”现象,达到实现鲜明与格调相一致,事实与说理相统一,增强了文章的整体感和可读性。同时,通过对环境、声响和动作等物态的描写,例如“第一次武装起义”中的“盈城征灯,颈带殷红,已向凝神对表”,表述的是一种现场感和真实性。整个赋作渲染了一种紧张、慷慨和悲壮的气氛。如“第一次武装起义”中的“唤天下于长天而醒者,导天下于长夜而明者”,写的是导向和理性;“第二次武装起义”之“霹雳接天扉莫属开启真理,雷霆动地裂尽可摊开规矩”,写的是道义和理念;“第二次武装起义”中的“雷齐坠地,惊破战地,不负壮举,遐尔闻名;饮马黄河,铁音沙场,无愧初心,纪石犹言”,写的是追求和心声。
在赋作的作法上,注重人文环境对事件的影响。靖远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出将的地方,如三国时的张绣、张济,清代的王进宝、潘育龙等,以及近现代群英荟萃,当地还是文化大县,以及地形地貌的影响,基于强悍和敷文等多种文化交汇与融合,赋予了人们接纳和包容的性格。“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把文学辅以情,《靖远起义赋》的创作,也许来源于此,以诗为证,从“第一次武装起义”文尾诗中的“三滩九堡酿风云,四十八寨暗拥军”就能够体现出来,把靖远从古老时候形成的“三滩九堡”与“四十八寨”形胜,如实地从容不迫的介绍,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从地名环境上,从“祖历之地,鹿鸣之侧,谯楼暮鼓”,起义地就是“钟鼓楼”之侧,即如今的鹿鸣园;“乌兰”,即“乌兰山”;“照月河”,即“月河湾”,两者均为靖远八景之一,也是起义部队行军的必经之地;“会合于打拉池,转战于屈吴山”,以及“水泉堡”等,也是名胜之地,(“水泉堡”“打拉池”,现属平川区所辖。)从人文上,“第二次武装起义”有较多笔触,“谢公经来家窑、吴家川渡黄河”“抢占古堡,据制高点”“设北湾办事处,联络旧部聚义”等;从人文环境上,“第三次武装起义”,有“才俊郎,背枪戟,跨征鞍,每逢于农家、商铺、店家、酒肆,百家铮铮好汉,……春耕忙,解春荒,广发动,开明互助民疾水火之中,四乡拥护,输送力量;建印社,编文词,撒传单,穿行于里巷与荒僻之间,欲语何谁,《告人民书》”等。从中看出人文环境和民众思想基础,以及革命老区的根源也在此处。在中国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能够在靖远大地发生革命起义,在那时并得到靖远人民积极送子弟参军、拥军的传统分不开,以及在后来三军会师后,是红四方面军在靖远驻扎准备渡河西征的直接原因,正如“第三次武装起义”一文尾句诗中所说“直待红军来日过,且留渡口可征帆”的那样,再次证明了当地早就构成了军民鱼水之情。
在赋作的作法上,遵守严密谨慎的韵文规范。《靖远起义赋》,就讲述三次起义来说,可以说是三篇赋作,但从反映靖远起义的整体过程来说,它又是不可分割的姊妹篇。通篇赋作,沿用传统辞赋的创作要求,采用中古四声,押《词林正韵》,使得辞赋的格律,在诗词格律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讲求整句的抑扬顿挫,达到两个分句与两个分句组成对偶句式时,在分句的结尾处,更注重要扬抑结合,声调交替,韵律感十分明显。这样使创作达到既有诗文的形式美和韵律美,又有散文的不拘一格和畅憾淋沥之感。尤其使用入声,使得深厚、肃静和沉稳的感觉,与那场战事相一致。比如“第一次武装起义”开篇几句中所押之“血、阅、杀”字,分别属《词林正韵》十八部入声“九屑、八黠”韵;还有“第二次武装起义”之“占南尖山,王儒林一队侧后防来敌偷袭……”以下几句所押之“色、刻、袭”字,分别属《词林正韵》十八部入声“十三职、十四缉”韵;还有“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壬申之末,陕西省委据时势所趋……”诸句中所押之“织、塞、击、色、觅、北”字,分别互为《词林正韵》十八部入声“十二锡”和“十三织”韵等等。在反映抒情的句子押韵上,一般采用轻扬的平声调,如“第一次武装起义”之“晚凉天,夜苍黄,照月河……”句子等,在整篇反映那场事件大都是充满沈郁文字的同时,使用一些明快的文字,达到添加读者愉悦心情的构想。总之,这篇长文的押韵,在符合辞赋一般押韵规则的基础上,作者按照辞赋的几句押韵格式,甚至采用了较长的句子才押韵,目的使所描写大事件,不因太拘于押韵而受限,致使影响感情酣畅淋漓的表达。
从马同儒先生的作品创作情况看,他不仅仅善于以音乐的义理进行古典诗词的创作,而且在辞赋作品的创作上,亦较好地处理了辞赋与音韵的互为依存关系。《靖远起义赋》,是他的又一篇得力之作,以中古四声为准,达到文词与音韵相谐。作为欣赏者或阅读者,要善于拿捏好“辞赋再创造”的过程,把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变成自己头脑中的艺术形象,从而把表现想象和体验的活动,变为情感的共鸣。正因为如此,在庆祝建党百年的日子里,无疑给大家提供了一篇盛大的文化大餐。
作者简介:
孙华嵘,1942年11月生,河北高阳人。退休教师,文史专家,现被聘为中共兰州市安宁区委党史办、地方志办编辑。主要编纂了《兰州市安宁区志(1991—2010)》,编写出版有《安宁史话》《安宁之歌》《安宁桃文化》等;在《甘肃日报》发表了《丝路风物入词来》,《兰州日报》发表《肃王府:兰州厚重的历史文化》《马同儒诗词赏析》《朱熹、王阳明后裔金城安宁考述》等,均为凤凰网等媒体转载;另在多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若干篇,尤其先后编写出版了《一个厚重的家族》《图说河北高阳孙氏家族》《孙氏家谱》等,其中由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主办的“甘肃历史学术研究征文活动中”,《朱熹、王阳明后裔金城安宁考述》一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同时还在有关报刊发表了彰显家族历史人物对国家做出贡献及其事迹的文章十余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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