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一幅书法作品《浚路马湖记》，这部作品的作者是明朝书画家董其昌，该作品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风采姿神，飘飘欲仙。”他的书法艺术以儒雅清淡和书卷气浓郁被世人称道，即 “书品即人品”、“书为心画”。 更让后人称道的是他在55岁时用一起呵成，前后气息贯通的《岳阳楼记》。学者余秋雨在他的《秋雨时分》中讲到中华渊源流畅的文化能够长寿的秘诀在于中国的汉字，因此中国的书法在延长、演绎、美化汉字。几百年来，人们对董其昌书法艺术的追捧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对董其昌的书法爱不释手，并以董书作为他们学习书法的楷模，由此清朝科举考试的举人们都以临摹董其昌的书法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然而从历史的史料中了解到这样一位“书家神品”的书法家却是由于在书法上的失败后成为书法圣人，真是让后人耐人寻味。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思翁、香光居士等，他的字称呼可以在观赏董其昌书画的印章可以见到。他是上海松江人，官至礼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的司长）。董其昌成为书法家并不是从小发奋立志当书法家，他是一个偶尔的机会。17岁的董其昌与堂侄董源正一起参加省一级的科举考试。考完之后，自以为发挥不错，几分得意，等待好的结果。但是发榜时他的名次却在他的堂侄董源正之后并在二等，后来董其昌知道了原委，是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他的试卷时对该内容的文采大是赞叹，本想把他列为第一，但是试卷的字体极为潦草和太差使衷贞吉大为惋惜，而他的堂侄董源正虽然文才和学问比董其昌略有逊色而字迹工整，衷贞吉将董源正上升到一等。董其昌为此羞愧万分，此事之后他潜心研究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他的书法特点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均称，力追古法，在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而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正如董其昌自己称道“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应当是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

 

    对于董其昌书法学习的过程在他的著作《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 “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也就是他把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进行了分析研究后，创出了自己的风格，后人对董其昌的书法评价之高随时能见到，如《画史绘要》中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 ，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对于以上的内容它启发了我的思绪，假如没有松江知府衷贞吉对事业的公正，就没有日后发奋成功的董其昌，我们中华的宝库中就会失去一个让后人难以忘怀的国宝《浚路马湖记》，清朝的学子们也就少了一个可以临摹的帖子，因此伯乐松江知府衷贞吉的贡献往往很少有人赞扬，然而不可否认当提起董其昌的书法时都要先从衷贞吉说起，但是现代社会中像伯乐松江知府衷贞吉这样的人少至甚少，科学、文化需要衷贞吉式公正的伯乐。当然首先董其昌是一匹不可多得千里马，然而当今社会却处在“千里马常有，伯乐几乎没有”的状态。

 

    再来看看现代的中小学生为了择校放弃星期六、日两天（这个本该属于他们应该属于的时间），奔波于一些社会承认的学校里上学，然后能拿上一些所谓的等级证书为升学作为依据，一些孩子在小学期间数学、英语证书竟然有十几本，所谓的名校在报名时先看证书再报名，于是许多在录取时有许多优秀证书的孩子厌学。在教育的过程中没有机会让孩子体会失败的过程，而且成年人对孩子只希望成功不许失败，因此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阅历，于是就有了高考作文中许多孩子为了用真情打动阅卷老师，在自己的文章中假写父母过世自己如何在艰苦的日子里学习生活，这对于孩子来说真是万不得以，有什么办法？现代的教育体制不允许孩子失败。在中小学中由于金钱与教师的效益挂钩因此教学效果只看学生的成绩，就更不会谈什么教师式的伯乐。难道现代人还比不上古代人的眼光？

 

    中国古语有“失败是成功之母”之说，中华渊源文化是在宽容和包容下进步发展，那么现代在经济发展的高潮中我们呼唤中华文化大师，有些人可以正常地、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泰斗，但是有些人必须要经过曲折艰辛之后领悟，这些都需要人们的包容与爱护。因此希望我们正确地对待失败、宽容失败，失败后的成就会在浩瀚的文化长河中成为巨浪，它的成就会在中华文化中闪耀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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