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庐隐与其第二任丈夫李唯健（首任丈夫郭梦良婚后两年即患病离世）由日本回国。他们打算在西子湖畔幽居半年，靠写作为生。
然而在刚刚两个月的当儿，庐隐和作家兼翻译家的丈夫，却不得不面对柴米油盐之紧迫了。“湖光山色，填不满我的饥肠辘辘。”“吟风弄月，充风流名士，那只有资产阶级配享受，贫寒如我，那只好算了吧，算了吧！”
每天清晨，勉强吃上两碗白米粥，花生米嚼得喷鼻香，惯会和穷人捣乱的肚子算是有了交代。于是往那太师椅上一坐，就准备造好文换大洋以谋求一日三餐的生活。然而厨房里的老叶，这时来报告：柴快没了；煤只剩了几块；米也该叫了。除外棉被还是没有着落，窗外的北风，却仍然虎吼狼啸。……
“这一道催命符真凶，立刻把我的文思赶跑了。”
李唯健是一样拼命的写文和做着小说翻译，两个人都已经使出全部力气去奋斗了，何况当其时，庐隐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大作家，一月也要完成好几万字，但即便这样，仍然是糊口都很艰难的。
“你本来身体就不好，所以才辞去教员不干，到这里休养。谁想到卖文章度日，竟有这些说不出的压扎的苦楚！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想充什么诗人艺术家了。……怎么人家菊池宽（一日本作家）就那么走运，住洋房坐汽车，在飞机上打麻雀（应指麻将吧）！……”李唯健发出中国专职作家的痛苦和悲鸣。
“外国的作家比我们舒服的多着呢！所以人家才有歌德有莎士比亚有拜伦有易卜生等等的大艺术家出现。至于我们中国，艺术家就非得又充政治家，教育家等，才能生活，谁打算要把整个的生命献给艺术，那只有等着挨饿吧！在这种怪现象之下，想使中国产生大艺术家，不是做梦吗？……非天才要吃饭，天才也要吃饭，为了吃饭去奋斗，绝大的天才都不免要被埋葬，何况本来只有两三分天才的作家，最后恐怕要变成白痴了……”
庐隐这些煞有介事的牢骚已经发了快一百年，然而今天中国的艺术家们，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和保障，而且在一切以经济做杠杆的主流意识引导下，作家的生存空间更加的狭窄了。全以纯文学为生，尤其以最精华唯美的诗歌与散文这样的经典文学为写作对象的，更是凄凄漠漠的在黑暗中独行。他们太缺乏一个光明灿烂的现景和未来。因此大都不敢昭昭于天下，而只能在一个“本业”的支撑下，用一些浓黑的夜晚或者其它闲暇的缝隙中，去拼他们最喜欢的格子。或者鼓起勇气选择了，也常因生存计而惴惴不安，最终又回到老路上。真的，好多的才情就抛洒在了那些机器、教坛、手术台以及五花八门的业态中。
文艺是关乎人类的精神生存，那与填饱肚子一样，是饥渴不得的，而且在国家大体解决温饱的情状下，精神生存的富有与安宁，对于国民的人生的意义更加提上日程；何况，对于国民的真正的教义，是急需要文艺的精神和力量去加增国民的素质与品格的。
因此，这庐隐的疾呼，也可用于今日。望国家日渐重视艺术家的生存问题，让更多的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雕塑家等等能有更多的生存空间，能给予更多的价值肯定。让他们可以不因饥肠辘辘而影响到艺术的创作。这将是对于国民素养的投资，对于民族实力的投资、对于人类幸福的投资，将宝贵的金钱花于其上，是最为所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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