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从对待《厌恶》的态度看，萨特前后期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他在1964年说道，“关于《厌恶》，我遗憾的是没有完全把自己摆进去，我还停留在主人公的痛苦之外，被我的神经质所保护，通过写作而带来愉快。 我总是愉快的。即使我在那一时期更诚实些，我仍然会写《厌饿》。我缺乏的是真实感，从那以来我改变了。我慢满地学会真实。我看到了儿童因饥饿而死。同一个垂死的儿童相比，《厌恶》真是微不足道了。”

　　对萨特的这段话要作些分析。

　　谈了《厌恶》后，我们往往容易把它看成萨特的自传，因为萨特一定跟洛根丁一样，也是相当孤僻古怪的，他的生活也一定是相当因阴暗沉郁、索然无味。实际上当时萨特在写作之余，私生活是十分愉快的：女人、美餐、旅行、友谊。《厌恶》描述的并不是萨特本人实际经历的事情他也从没有像洛根丁那样体验过恶心。他对于恶心以及存在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同它们有一种行而上学的关系，于是他把这艺术性地体现在《厌恶》这部小说中，体现在洛根丁这个人物身上，并因为自己创造出这种具有不朽价值的美的物体而得到解脱和拯救。当时他认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

　　经历了二次大战，他慢慢感觉这种想法的虚妄。他不再认为文学具有不朽的价值，不再认为搞文学就可以拯救一个人。他看到了许多实在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饥饿儿童的死亡。所以他发出感慨：面对一个垂死儿童，我的《厌恶》真是无足轻重了！

　　但是，他仍然把文学视作自己的生命。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把文学创作放在自己生活的首位。当他双目失明，完全丧失阅读和写作能力时，他多次说，他实际上已经死了；虽然这时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思想家仍然能起作用并实际上还在起作用。我们可以设象，如果萨特的身体状况允许他继续从事文学活动，他的生命力和生存的欲望还会使他的生命维持好多年。

　　萨特为什么是这样？这需要多方面的深入的解释。萨特自己说，儿童期所以的那种残破的梦，在一个五十岁的人身上仍然存在。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吧。萨特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立志当一个作家，对他说来，此志是终生不渝的。

　　萨特说，以二次大战为界，他的前后期的变化就是，由纯个人转向社会，由个人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他这个话符合他本人的实际情况吗？详细解答这个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想说的是，无论是简单地肯定他的话或简单地否定他的话，都不能使我们在对他的了解上更前进一步。

　　萨特70岁时，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他愿意流传给后人看的是哪几种书。其中唯一写于二次大战前的一本书就是《厌恶》。萨特说，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写于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