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写《厌恶》时，把自己看成是同社会没有什么联系的个体。他认为自己不欠社会的情，社会对他也不起什么作用。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个由于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对立的人。他写小说，创造出给予世界新的变质的美的物体和真的物体，这些东西具有永恒不朽的价值，他也因自己的作品而获得不朽的生命。他认为自己生活的根本点就在这里。
《厌恶》在社会性和思想性上有两大特点：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是反资产者。对于一个自小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从未接触过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说来，他似乎也只能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存在。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作战被俘和参加抵抗运动，萨特对人的存在、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自由和境况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文学不再是孤独者的巢穴，它首先是个人“介入”社会的一种行动。萨特在写《厌恶》的后期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孤独者”态度的局限性，而《厌恶》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因为我们可以把《厌恶》看成是过去一个时期的结束。
但是，萨特后期从根本上抛弃了《厌恶》的思想吗？他不在是一个精神上的孤独者了吗？
我想，这里恐怕只能用“扬弃”而不是“抛弃”二字。他仍然有着孤独者的体验，只是形式不同。
二次大战后，他成了世界文化名人，存在主义风行一时，来听他演讲的人蜂拥而至，女人们被挤昏在地。对此他只是觉得滑稽可笑，并不受感动，他感到这些人并不理解他——他仍然是孤独的。他成名之后，有关他和他的作品的研究文章和著作汗牛充栋，他几乎从来不看，因为他不知道它们谈的是些什么，对他毫无影响——他仍然是孤独的。
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就各种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发表了数不清的谈话、声明、抗议。抵抗运动、马丁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六八年五月运动、人民事业报、解放报、 人们都可以听到他那有时是显得十分独特的声音。但就是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最热烈的时候（六八年五月运动以来），他仍未放弃他以前作为孤独者的巢穴的文学。他在写《福楼拜传》。他的左派战友要他放弃这书的写作去写一部大众化的东西，他拒绝了；《福楼拜传》这样的书除了少数专门研究者外是不会有人来读的。——也许他仍然是孤独的，只是对他人态度有了变化：不理解我者也要对他言，理解我者更应该对他言。
他在对苏美两国的态度上，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他在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中，都使自己处于不同程度的孤独状态。
孤独感甚至可能是他死亡的部分原因，或者说，他至死都是孤独的。他坚持要发表他的最后一次谈话（同彼埃尔 维克多），遭到包括西蒙娜 德 波瓦尔在内的全体《现代》成员的强烈反对；这些萨特主义者，他最亲密的朋友们，认为这个谈话在许多方面背叛了萨特本人的思想。此后不久萨特病情急剧恶化，终于不治。
写于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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