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缅怀最亲爱的大姐（二）

　　一九七四年九月，大姐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高中毕业去了农村下放劳动。当时的政策也允许城市青年可以自己到老家（籍贯地）在农村的地方务农。大姐遵循父母之命。回到了老家——湖北仙桃沙湖农场务农。大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老家，心里却始终牵挂着家里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通讯也不畅。大姐一年也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看到年幼的弟妹和卧病在床的母亲，大姐都会伤心的痛苦一场。但当时的国家政策老百姓是无可奈何的。

　　下放期间，大姐年轻，身体好，能吃苦，人也很活泼。在生产队很受当地知青和农民的喜欢。青年们选她做团支部书记。在她担任团支书期间，她所在的大队团的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由于工作出色，她作为优秀团干光荣地出席了荆州地区团代表大会受到表彰。

　　劳动和工作的双丰收，公社大队领导都有意向培养大姐。找她谈心，鼓励她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一直建议她出任大队妇女主任一职。但是大姐的心却想着怎样快点度过这三年的知青生活，回到城市回到家来帮衬父母！在领导多次找大姐谈心后，大姐终于吐出了自己内心的心思：回城！公社领导见她去意执着，坚定，满含遗憾地给了大姐一个去武汉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北大学）去上学的指标。大姐对公社领导的格外关照千恩万谢。至此，为了照顾我们这个家，大姐舍弃了可以改变她命运的一次机会！大姐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在她去世的前几天，她还带着生病的身体，回了一趟她人生转折点的地方——湖北仙桃沙湖原种场去走了一着。

　　很快大姐两年的师范学习就面临着毕业。为了能争取回到父母身边蒲圻工作，大姐四处找人，但终因当时刚经过动乱的中国急需人才，大姐被分在武昌首义路中学教书。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物转星移，大姐在首义路中学教书期间，大姐的唯一的弟弟，我的哥哥一九七八年应征入伍到了广西某边部队。谁料，哥哥一到部队还不到一年，即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作为边防军，哥哥毫无条件地参加了战斗。部队即将奔赴前线，哥哥不敢给生病的父母告之消息，给就大姐写了一封将要去前线打仗有可能回不来的信并要大姐不要告诉父母。大姐不敢将这消息告之父母，一个人在宿舍里捧着唯一弟弟的信独自泣哭。

　　然当父母问大姐，不知为什么每月都有信回来的哥哥怎么这段时间没有信回来，而收音机里又在播报打仗的消息时，大姐总是表面平静地劝父母说，哥哥是新兵，不会上战场等等的话来安慰老人们。可她自己一转过脸，却一旁暗自流泪，伤心不已。在哥哥参战期间，大姐几乎每个星期休息的时候，都会从武汉赶回蒲圻来陪父母。从武汉到蒲圻这段区间的每一个小站，大姐都能倒背如流。好在哥哥不负众望。在那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立三等功。

　　大姐对我们几个弟妹的关照真的是可以说用倾其所有来形容都一点不过分的。那怕是天上的星星，她都会想办法的。

　　记得我在武昌铁一中住读高中。由于离家较远又加上学习紧张，我很少去家在武汉的大姐那里。大姐听说我学习紧张她下了班就隔三差五的从武昌南站骑自行车赶到武昌北站附近的学校来看我。每次来她手里总是拎着玻璃瓶装的她亲手抄的炸菜肉，有时就是她腌制的腊鱼腊肉送到学校。有时还将她煲的热汤或者水果点心什么的送来。一天，大姐下班后来到我们的宿舍，给我送来一块崭新的武汉手表厂生产的手表。而大姐她自己却带的是一块老式手表。我说什么也不要。可大姐却说，你每天上学放学，（由于我们的食宿离学校还有较长的一段路程）晚上睡觉要掌握时间，有了手表方便一些。对现在的中学生来说，带一块手表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一个中学生带块手表可是件希罕的事呀。而在当时大姐作为老师的工资收入还不及现在老师工资的百分之一！再加上大姐又在筹办自己的婚事，这七十多块钱的手表，是大姐省吃俭用下来的。我说什么也不能戴呀。可在大姐的三再劝说下，我成了全班唯一一个最奢侈带手表上课的中学生！同学们都羡慕地对我说：你真幸福，有这么好的一个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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