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问题在拙文《阿Q为什么是农民》（载《读书》2001年第1期）中其实已经有所隐含：即由于阿Q形象被强烈地文化意图化，他身上所可能具有的真正的农民本质必然会有所丧失，从而影响到他作为农民形象的真切性和典型性。

 

事实也正是如此。虽然我们不能说在中国农村中完全找不到像阿Q这样的农民，但毫无疑问，作为农民形象，他不是典型而真切的。首先，从他的外在生存情况来看，他居无定所（甚至“不能说是未庄人”），以不规则的打短工生活为业，又是孤身一人，完全没有亲属和朋友。这种情况，与一直依土而居、特别强调血缘和亲族关系的典型中国农民生活，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其次，阿Q的外貌、住所行止以及所从事工作，在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简略而抽象，他的惰与猾的基本精神气质，更非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与之相应，作品没有提供出人物生活的细致切实的乡村生活图景（这一点，《阿Q正传》远逊于作者的另两部作品《风波》和《故乡》）。阿Q所生活的条在，虽然名为乡村社会，但其中并无具体的乡村劳作和生活场面表现……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阿Q形象的非农民性，显示出这一形写的塑造基础是其文化定位而非其真实的自我换句话表示，阿Q与其说是个真实典型的农民形象，还不如说更是某种文化理念的代表着。

 

对于阿Q形象性的不足，作者鲁迅也许早就有所体会，他之所以再三地为阿Q作说明、加衣帽，或许正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地小说没能将形象表现得很充分，缺乏充足得自信心，才不得不借助其他方式予以补充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鲁迅对自己的其他作品很少有类似的举措。

 

应该说，一个文学形象的成熟与否是很普通的事，对于作者鲁迅来说，也许他最为熟悉和擅长的是他本身所在的知识分子领域，他对乡村的关切情感和所思考的深度，要远胜于他对于乡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所以，他在乡村生活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表现得不够真切典型，是不足奇怪的。然而令人感慨的是，他所塑造的阿Q这个不充分的农民形象，近一个世纪以来却一直被当作中国农民最成功和最具经典性的典型来理解，得到众人一致的认可和歌赞（只是50年代，文学家冯文炳指出过《阿Q正传》和阿Q的非农民性。尽管他的批评是建立在对于《阿Q正传》的褒扬基础上的，但依然迅遭到封杀），而且，它还影响和造就了中国新文学一个悠久的传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近亲形象体系。

 

这其中的原由是复杂的。作为作者来说，除了他对于农民生活的不够熟悉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创作的初衷并不在于成功地塑造某一个农民形象，不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真实的乡村世界，而是想“画出国人的魂灵”。与鲁迅的创作思想一样，知识分子在对作品的解读中，所希望找到的，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形象，不是具体细致的农民生活场景，而是一个需要启蒙的、代表着“国人的魂灵”的人物和地域，一个能借以体现出知识分子启蒙指导者地位和价值的被启蒙者。可以说，阿Q形象的被典型和经典化，与鲁迅将它定位为农民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将自我启蒙转移为他者启蒙的文化表现和精神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也产生了作用，那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传统它虽属文学内部事物，但实质上与启蒙文化传统同属一体。中国新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附属物产生，也一直以文化批判为最高目的。这决定了它的文学批评也一直不是以文学本身，而是以文化为主要标准（后来是政治。而从文化到政治标准的转换，正体现了这种非自我主体批评的脆弱，也体现了匮乏自我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脆弱）。作为文学作品的最主要功能和价值体现。

 

正是在作者和阅读者相契合的文化心态的合作下，在以文化为主导的文学批评标准的观照下，阿Q形象才会有如此的塑造，也才会有如此的典型化理解在这里，作者所赋予阿Q身上的文化性格国民性，掩盖和忽略了其农民本质的不足和形象的非真切性，于是，阿Q形象就显得如此的典型而完美。

 

这种“典型”的完成是要付出巨大的艺术美的代价的。作为作品本身来说，作者以文化观念主导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显然伤害了形象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事实上，《阿Q正传》所真正具有的文学意义，并不是在于作者所预设的阿Q农民形象和他所代表的“国民性”上，而在于其表现出的更普泛的人类生存困境思索上（阿Q被压迫和愚弄的困境是对于人类弱者遭遇和性格弱点的夸张性写照）。作品对乡村生活和人物形象表现得不够真切，人物形象过强的先导文化色彩，严重损害了作品思想意义的真切表达，影响了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作品的解读也是一样。应该说，作品的解读史，其实也是对于作品的经典性进行不断强化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强力书写，持续反复的文化暗示和思想教导，使作品的文学缺失被进一步忽略，文化意义被进一步突现。可以说，对《阿Q正传》和阿Q形象的阅读历史，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文学被文化和政治异化的根本特征。同时，文化先导的阅读和批评方式，也决定了对作品的解读中必然会存在着各种有意无意的误读，这些误读为预设的文化批评服务，却进一步损伤了作品的文学性。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阿Q被判死刑后画圈事件的解读，其实完全是一种文化意留下的有意误读。阿Q为圈画得是否圆而忧虑其实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无知的前提之上的，他在画圈的时候并不知道画圈的行为是他对自我被杀害的认可，在这个前提上，他才会有闲心考虑圈画得圆与不圆的问题。设若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他的表现绝对不会如此的“阿Q化”。对于这一简单的事实真相，我们的阅读者往往有意无意地予以忽略，乐于以之作为阿Q精神不觉醒的典型事例来看待。事实上，这样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乐人们对阿Q命运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死亡和他的生存一样，是始终处在社会的压制和蒙蔽之下的。这种理解，在客观上影响了阿Q行象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也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阿Q形象经典化标准的影响下，鲁迅以降的中国新文学史，遍布着阿Q式的农民形象（与之相媲美的是政治化的农民）和未庄式的乡村图景。外在的政治和文化拯救需求，构成作家们对农民乡村描写的基础。期待着这种拯救的孱弱者，和迎合着这种拯救反抗者，构成着中国新文学农民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型。而真正的具体的农民形象和真实的农民生活，却完全被作家们所忽略和淡漠，农民的自我文化个性被彻底遮蔽和掩盖。可以这样认定，20世的中国乡村文学史，基本上是对农民进行文化批判和政治拯救的历史，而非真实农民生活的表现史。

 

这一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使即使偶尔出现对农民形象和命运的真实表现者，也往往摆脱不了这种影响，习惯于从政治上或文化上给形象定位。典型的如80年代的高晓声，这位曾在乡村度过了二十几年的“右派”生涯的“农民作家”，与乡村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和情感维系。正是在这一感受和情感的驱使下，他在刚刚平反回城后写下真实反映农民疾苦的小说《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真切地塑造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政治愚弄和压榨的农民李顺大和陈奂生形象。但是，他的这种创作却没有得到很好地继续，甚至在同一篇作品的创作谈中就已经开始对人物进行“阿Q式”的处理，强给农民主人公根本不可能担负也不应该担负的文化重负：“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雨花》1980年第1期。）在此后的创作中，他更完全改弦易辙，自觉以《陈奂生上城》等作品重新回归，承继“阿Q”形象塑造的衣钵。由此可见，阿Q形象的传统确实是深入了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塑造阿Q式的农民形象已经成为许多作家不知不觉的心理定式。

 

当然，这一影响绝对不仅仅是在文学领域。在文学之外的思想文化中，阿Q形象经典化的不断强化和反复书写，其实是在不断增强和掩盖着知识分子们的虚弱，使他们尽管一方面在承担着思想不断退化、精神不断萎缩（由启蒙到被启蒙的错位）的事实，另一方面却还要扮演着虚假的救世主角色，以虚弱的精神对他人进行启蒙。阿Q形象的经典化和书写历史，事实上，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忘记自我真实生存状况和远离对自我精神重建的掩饰面具，它折射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扭曲的事实真相或者说，他们其实更承担着阿Q的精神历史。

 

所以，如果说以农民身份的阿Q为国民性的代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缺陷，那么，不是农民（至少不是典型的农民）的阿Q被作为农民代表列于中国文学史神坛之上受人膜拜，则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贺仲明 《书与人》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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