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这个偌大的城市，在公司做着一份普通的办公室文员的工作，每天磨蹭着八个小时，涂鸦一些千篇一律，可以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的程式化的文字。干完了这些，就坐在居高临下的22楼俯瞰车水马龙的城市和城市里如热窝上奔逃的蚂蚁似的人流。没有朋友可以闲扯，没有同事可以神聊，更没有无所事事的陌生人来串门。在这幢“高处不甚寒”的高楼里，我有一种被囚在笼子里的感觉。每当落寞和寂廖的时候，我都无没保证我是否会突发奇想从这22楼纵身一跃，制造一个张国荣式的新闻来。

　　世界本太平，凡人自忧之。苟活着如我，愁许莫名。

　　妻子离开我有多年，母亲有时在农闲时来城里小住，帮我操持家务。准确地说，她是怕我一个人在城里吃方便面吃出个三长两短来，特意来照顾我的。

　　那天母亲来了，她提着大包小包，一路风尘。公司的门卫误把她当成捡破烂的妇人，吆喝着她，不让她进来。直到我下班后准备带几片面包回家填充肚皮时，才发现她在门口呆呆地站着，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母亲显得格外拘谨和生硬，生怕在别人的地盘上惹出什么麻烦来。我把妈迎上楼的时候，她有些气喘，我接过她的大包小包，沉沉的，全是乡里薰的干菜、腊肉之类的食物。

　　由于长期一个人租住，尽管一室一厅的房子不大，但在很少人迹的地方还是落满了尘埃。母亲来不及坐下，就井然有序地忙乎起来了。她在客厅里支起一张破旧钢丝床，那是上一任“业主”遗留下来的，母亲舍不得丢，把它收了起来。我说，妈，你就睡房里，我睡客厅。妈执意不肯。说，这么个破床乘不了你的体重，妈轻便些。没办法，我只好在床周围塞了好几张凳子，然后从我床上抽了一床最厚实的棉被铺在上面，想让母亲尽量睡得安稳些。不想第二天，母亲又把它抽了出来，说，床上的钢丝会把棉被扎破的，垫一床破被子就够了。我拗不过母亲，任由她去摆弄。

　　日子依旧，我上班，母亲在家里整理家务。没事的时候，她把我书柜里翻得七零八乱的书叠得整整齐齐，把蒙上了灰尘的书用毛巾拭了又拭。她的到来，我的斗室再也找不到往日垃塌的痕迹。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日三餐都按时按点地准备了饭菜等我回来吃。她怕我挑食，每天变着戏法弄些我爱吃的小炒，有时甚至一样菜做出三四个品种来，如发现哪个品种剩菜少些，下一餐准有它。下班后，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看电视，听听音乐，有时候就呆呆地抽抽闷烟，母亲知道我的脾性，怕影响我，连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

　　日子就象拷贝过了似的，每天按程式复制着，了无生气。

　　那天，我吃罢早饭，下楼去上班，偶然从楼下回望了一下阳台。我惊奇地发现，母亲弯着腰正往楼下望，似乎在急切地寻找刚丢失的东西。我怔住了，母亲视力不好，好半天，她才看清是我，我向她挥挥手，母亲看到了，立即举起双手，向我挥舞着。当我快到大门口，要走出她的视线时，母亲的挥手动作仍在继续，那动作远远望去，就象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我的泪夺眶而出。

　　原来有很多事情，我都把她忽略了。上班的时候，母亲一个人在家，偌大的城市，除了儿子，她谁也不认识，没有人能和她说一句话。她总是盼儿子回来，能和她说说话儿。于是她从送儿子上班的那一刻起，就盼着儿子下班，而我回到家里又沉默得一句话也不开口，母亲的心里又是怎样一番落寞呢？

　　下班了，我走出电梯口，我看到母亲对着走出电梯的人群挥着手，那姿势尤如我去上班时。只不过从遥远而模糊的脸上，我看到了朵朵灿烂的金菊。尽管她看不清人流中谁是她的儿子，但她深信那人流中一定有她的儿子。我疾步冲到人流的最前面，向母亲挥着手，喊着：“妈妈，我回来了”。

　　（早起的昆虫 原名武正坤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