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依然很清晰。父亲只活了53岁，生命是短暂的，但我从不认为父亲的有限生命毫无价值。从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北方农民所固有的纯朴、勤劳，不畏艰苦，勇于克服困难的品质。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是在劳作，很少有休闲的时间，一生没有过过几天安稳日子。怎么也料想不到，他走得会那样匆忙，像一阵风吹过，没有给任何人打声招呼，没有留下一句话，猝然间就走了，走得是那样的悄无声息，那样的让人不可思议。

　　回忆父亲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事情，因为父亲走得过于悲惨，过于孤立无助。

　　那是1983年7月，让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刻骨铭心的一个夏天，家乡的黄河大堤决口，父亲拉着满满的一大车树枝去给决口处送树枝，途中由于劳累过度，一头栽在了地上，再没有起来。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父亲没有按时回来，全家人都错误地认为他肯定是到亲戚家去了，其理由是父亲的姨妈就住在距离黄河决口处不远的村子里。然而，我们的猜想全错了。

　　父亲的死，给我们全家人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事后，母亲自责说，如果坚持推车将父亲多送几程，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不幸。当时，母亲推车将父亲送到村外，父亲就说什么也不让送了。我的自责是，如果我当时不在学校上学。长兄的自责是，如果当时不去干其它事情。二哥的自责是，如果不是在张家口当兵。然而，自责归自责，无论怎么说也挽救不了父亲倒地殒命的现实。人的失误和懊悔总是在那一念之差，但父亲的死，是我们全家人永远回忆起来都感到痛苦的一念之差。

　　据目击父亲倒地时的过路人说，父亲倒地后，参加抗洪的部队军医闻讯赶到，对父亲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也无济于事。另据目击父亲倒地时的过路人说，或许是父亲倒地后突发了脑溢血，但这也只能是猜测，详细情况谁也不知道，包括我们的家人。

　　父亲倒地咽气后，一些过路人翻掏父亲的口袋，试图着能够找到证明父亲身份的东西，但他们除了在父亲口袋里发现几毛钱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为了不影响路上的行人和车辆，父亲拉的车及树枝被人推到了路边的河沟里。一些好心人将父亲的死告诉了负责抗洪的河段上的领导，他们派人对父亲的遗体进行了拍照，并让附近村庄的农民将父亲的遗体抬放到路边的一小块玉米地边。为了不使父亲的遗体被野狗噬坏，河段上的领导又专门选派了一名较年长的农民晚间睡在放置父亲遗体不远的路边，对父亲的遗体进行了昼夜看护。

　　当我们家人闻讯赶到父亲出事地点，无论如何也不敢接受父亲死去的现实。在父亲出事地点的河沟里，我发现了伴随父亲10几年的那辆小拉车，还有父亲亲手一刀一刀从树上砍下来的那一堆树枝及父亲带的一些干粮，也就是母亲给他准备的在路上吃的几个烤饼。我的眼泪流干了，直到什么也流不出来，才和姐姐、姐夫以及其他亲友将父亲的遗体入殓，抬上了从家里开来的手扶拖拉机上，直接送到了坟地。按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在外去世的人，是万万不能再进家的。

　　父亲的棺材送到坟地后，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不能当即下葬，要等到第三天才能下葬。当天，我和叔叔家的堂兄海军、堂弟海平在坟地给父亲守灵，家里的其他人都在家里忙着父亲下葬日的事情。到了深夜，天变得格外的漆黑，奇怪的是狂风大作，刮得非常厉害，在外面站都站不住，我和堂兄、堂弟便到离我们家坟地不远的一个土房子里避风，岂料大风卷着草叶不时侵入到土房里，吹得难以入睡。好不容易挨到天快亮时，天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第二天，本家叔叔到坟地来，他说没有必要非得在放置父亲棺材的坟地为父亲守灵。于是，我就和其他亲友一道，来到距离坟地南方不远的一个打谷场，在一个放草屋里为父亲守灵。这天，小雨整整下了一天。第三天，雨不下了，但天还是很阴沉。下午，我们将父亲的遗体进行了下葬。

　　我们家的坟地地处我们村外东北方向大概两、三里地的地方。当时，我在邻村乔庙上学。每当我走在上学的路上，总是忍不住朝东北方向张望，打老远便可以看到爷爷奶奶坟头的那棵大柳树，此刻就又想起了父亲，心里就抑制不住地难受。于是，当年冬天我便来到了新疆，远离了那让我心痛的家乡。爷爷奶奶坟头的那棵大柳树以及矗立不久的父亲的新坟，便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十足的勤劳的庄稼人。他为人谦和、忠诚、实在，且很能吃苦，从不和别人吵架，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只是叹几口气就算完事了。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因一点小事就和外人发生矛盾，以免惹事生非。遇到什么困难，父亲从来不央求别人，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设法解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怕填不起人家那个人情。用我们家乡人的话来说，父亲算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母亲说连我的姥姥、姥爷都十分喜欢他。姥姥、姥爷家的大小事情，父亲都操着心，姥姥、姥爷家的鸡窝，都是父亲一个砖头一个砖头砌起来的。当知道父亲去世时，姥爷打老远来到我们的家里，一进门就给我的母亲发了一大顿脾气，可见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我在我们家兄弟姊妹中排序为老四，上面依次是姐姐、长兄、二哥，下面是弟弟。在我没有出世前，父亲的所作所为我一概不知，只是听母亲说过父亲曾经在焦作市近郊的一家国营农场工作过，原因是由于爷爷去世了，家里的地没人种了，父亲就辞掉了那份工作，此后，人家还派人前来做工作，让他再过去，他最终没有再过去。

　　在我刚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那寒冷的冬天里，父亲将我抱在怀里时，常用他厚厚的棉衣包住我，我感到很温暖，我朦胧地感觉到这充满全身的温暖就是人们常说的父爱。长大后，便是经常看到父亲背着锄头或者其它的什么农具收工回来，母亲总是忙着从锅里用筷子先给他捞一碗面条，拌上菜后再给父亲端到饭桌上，而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却吃着被父亲捞过面的锅里的汤面条。当时，每当看到父亲津津有味地吃着母亲为他捞得面条时，我就这样想，如果哪一天我也和父亲一样能够天天吃捞面条那该有多好！现在我才明白，父亲当时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常常从事繁重农活的劳力，他的“待遇”理所当然要比我们好一些。

　　后来，大概是在我五、六岁时，姐姐便开始患腿病，我看到的父亲是天天为医治姐姐的腿病而四处奔波。据母亲回忆说，那一年，17岁的姐姐从邻村挖排涝河回来说腿疼，后经医院检查，确诊为骨髓炎。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很厉害的病，如治不好，就要截肢，其后果不堪设想。

　　起先，姐姐患腿病后，父亲带她到郑州医院拍片，但父亲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是又带姐姐坐火车到汲县的一家医院再次诊断，这才对骨髓炎确信无异。

　　回到家里，姐姐的病腿开始浮肿，并不时拌着疼痛，父亲就用小平车拉着姐姐到离我们家几十公里的木城镇医院为姐姐的病腿做了手术。不知是由于当时的县城医疗条件差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手术后，姐姐的腿病仍不见好转，后来才发现是一些碎骨医生在动手术时根本就没有清理干净。

　　没有办法，父亲就又拉着小平车到离我们家乡几十公里外的焦作的一家医院重新为姐姐的病腿做手术。

　　我们家乡距离焦作现在看起来都十分遥远，来回上百公里，要是走路过去那该有多吓人，但是，对于身体瘦弱的父亲来说哪一次不是走路过去的。母亲说，父亲用小平车拉着姐姐走路到焦作给姐姐治病，总共前后去过三次，往返三个来回。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几乎是经常看到父亲拉着小平车上的姐姐，到很远的地方为姐姐看病。往往是我们都已经睡觉了，父亲才和姐姐看病回来。当然，每当他们回来时，我也每次被他们从梦中惊醒。在被窝里，我隐约听到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声。我每次都这样想：这趟回来，父亲和姐姐就再也不要出远门了。

　　父亲每次用小平车拉姐姐去看病，母亲都提前炕好一些饼子用布袋子装好，作为父亲和姐姐看病途中的干粮。每次父亲和姐姐看病回来，我都希望他们带回来他们没有吃完的饼子，也就是那外面是白面，里面包得是苞谷面的烤饼子。这些烤饼子对于我来说是好东西，很好吃，因为这些烤饼子在平时一般情况下是不做的，只有到了家里有什么事的时后才做。说也奇怪，这些烤饼子当时味道是那样的好，如果在现在，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现在我才知道，从我们家乡到焦作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可以走近路，过去要绕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达。父亲每次都在太阳初升的时后开始上路，太阳西沉了又赶了回来。20年前，我们家乡的土路比较多，遇到刮风下雨，这些土路泥泞不堪，真难想象父亲当时是怎样淌着泥泞将姐姐拉过去的。

　　据二哥回忆说，那时我们家烧得煤，也就是现在一些发电厂澄水池里挖出来的黑煤泥，家乡人都称它为“烟子灰”，也是父亲徒步到焦作去拉的。当时我们家里生活本身就不富裕，姐姐得了腿病，无疑是给全家的经济条件雪上加霜。姐姐治腿病要用钱，家里没钱，母亲就到家住王庄的大姨妈家借钱，大姨妈家里生活也不太富裕，七凑八凑才凑到20元钱，钱还不够，母亲便抱着嗷嗷哭叫的弟弟徒步到离大姨妈家不远的一个名字叫新城的地方赶集，将父亲不及时穿的衣服卖掉又凑了20元钱。当时，姐姐每做一次手术都需要100元手术费，且不包括手术费，这对于一个世代靠土地为生的农家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因此，在那几年间，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是最苦的，春夏秋三季全是靠烧柴禾做饭，冬天靠烧“烟子灰”煤，一方面做饭，一方面取暖。这种“烟子灰”煤价较便宜，当时五角钱一小平车，随便装，但这“烟子灰”煤经风吹干后干得像沙子一样，很不好装，哪个地方如果装不好就会泻流掉。为此，父亲每次都是用高粱席或毡子将小平车四周围成一圈，这样便可以将小平车装满。正因为路途遥远，拉一次“烟子灰”煤实在太不容易，所以父亲每次拉时都尽可能的多装一点，这样省得来回跑趟。父亲来来回回往焦作跑，也实在是跑怕了，但是，不跑又有什么办法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家乡的农民普遍来说都比较贫穷，但正是因为父亲的能干，家里生活应该说基本还可以。然而，姐姐患上腿病后，家里生活条件便每况愈下，又要盖房子，又要供我们兄弟几个上学，又要给姐姐治腿病，方方面面都要用钱，手头也就紧巴到父亲不得不徒步往返百十公里的焦作，去拉那五角钱一小平车的“烟子灰”。

　　据母亲说，姐姐患腿病那年是17岁，一直到她25岁，才将她的骨髓炎病彻底治愈，整个时间跨度为9年。在这9年的时间里，不知道父亲为治姐姐的腿病走了多少路，磨破了几双鞋子，花费了多少心血。

　　值得高兴的是，姐姐的腿病历时9年终于治好了，笼罩在我们全家人头上的不祥阴云散去了；遗憾的是，父亲虽然还不到50岁却明显地变的苍老了，条条皱纹爬满了他的额头，头发也白了不少。

　　这一年，父亲到生产队饲养室当起了饲养员。

　　提起父亲当饲养员，还是有一段历史的，可能是姐姐患腿病的原因，父亲多少年没有当过饲养员，其实，父亲多少年前就是饲养员。父亲又回到饲养室当饲养员时，我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并且非常喜欢和父亲一起到饲养室睡觉、或者玩耍。在饲养室的两头，西头是父亲负责饲养的牛群，东头是另一位饲养员负责饲养的螺马。这位饲养员也经常带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到饲养室来睡觉，因此，饲养室一到晚上就是大人、孩子几个，好不热闹。孩子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发生矛盾，继而打架，当然我也不例外，因此，曾经有不少次惹父亲生气，现在想起来很是惭愧。二哥当时也很愿意和父亲一起到饲养室睡觉，无奈的是我往往和他争着去，因为我比他小两岁，所以往往是我占上峰。为此，二哥也很是不高兴，不止一次地抱怨说：“你过去常和人家打架，还喜欢去的不行。”后来，我也慢慢吸取了经验教训，再也不敢轻易和那个饲养员的孩子发生矛盾了，并且还和那个饲养员的孩子发展成为好朋友。

　　那些年由于生活条件较艰苦，父亲很少有笑脸和高兴的样子。父亲高兴的样子给我留下的很少，但有一点使我记忆犹新，那便是不知道在多少个月朗星稀的夏夜，吃过晚饭，我跟着父亲到饲养室同父亲一起睡觉。饲养室在村外，离我们家比较远。出了村，要穿过满是柳树的洼地，那洼地四周围不时传来“呱、呱、呱”的青蛙的叫声。有时猛不丁几只小青蛙从我和父亲的走过的小弯路的一边跳到另一边，有时还能碰到我的脚脖子上，使我猛地一惊。

　　月光透过柳树荫，洒落在我和父亲的身上。夜风吹拂，不远处高粱地里的高粱叶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四处弥满了高粱叶、柳树叶、青草叶的味道。不知多少次，我看见父亲走在我的前面，背着双手，嘴里哼着小曲，那悠闲自在的心情言不由衷。有时候，当父亲哼完小曲之后，我会主动的向父亲提出一些问题，譬如：什么是闰月啦？什么是正月初几啦等之类的问题，因为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是最高兴的时候，也才敢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这时父亲也会很耐心地给我解释这些问题。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一向是很威严的。

　　走过洼地，再上一条小路，穿过小路两边的一片高粱地和麻地，我和父亲便来到了生产队饲养室。

　　来到饲养室，父亲马上给牲口们拌料、上料，我便开始爬在用木板和草搭的床铺一头煤炉的边缘上，趁着一盏散发着微弱灰黄的煤油灯光写作业。父亲有时也会在给耕牛拌完料时来到我的跟前，默不做声地看我写一会儿作业。父亲没有文化，但会打一点算盘，会用杆秤，认识几个字，很有限。因此，纵然他也经常嘱咐我好好学习，但从来没有辅导过我的任何作业。我的作业正确与否，他也从来不知道。

　　在没有作业的情况下，我也经常给耕牛们拌料、饮水。有时在我一觉醒来，发现父亲仍然在给耕牛们上草、拌料。耕牛们咀嚼饲料时不时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

　　那时，我们家经常是一天三顿玉米糊糊，不顶饿，因此常常是还没到吃饭时间，我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开了。有时，我饿得实在想吃东西，但没有要，原因是要也没有，因为家里有时除了一日三顿饭，有时连馍馍都不做。家里人口多，有时做一篮子馍馍吃不到一天，篮子就见底了。家里粮食少，要维持到收麦，所以不敢放开吃。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家的晚饭，多半是玉米粥加凉拌菜。玉米粥很好喝，凉拌菜也很好吃，但也不顶饿。母亲拌的凉拌菜有两种，一种是生拌凉拌菜，另一种是熟拌凉拌菜。生拌凉拌菜真可谓是五花八门，红、白萝卜，茄子、黄瓜、西红柿、西瓜皮、红、白萝卜叶，白菜叶、芹菜叶、红薯叶、笋子叶；熟拌凉拌菜也不少，譬如芝麻叶、榆钱儿、榆树叶、洋槐花、柳树叶、麦苗;地里的野菜，譬如蒲公英（我们家乡人都称为“呲牙菜”，但要趁刚长出不久嫩的时候采）、水萝卜棵、面条菜，有的名字我至今都不知道，但我们家人都吃过。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人一年才吃一次肉，那就是每年的春节吃的饺子，是用肉陷包的。

　　当时，我总觉得冬天的夜是那样的漫长，往往是吃过晚饭不久，肚子就饿得格外地难受。一天夜里，我很敏感地听到父亲吃东西的声音，我一咕噜从睡铺上爬了起来。父亲看见我起来了，就走过来，将正吃着的东西递到我手里，这时我才发现是半节削了皮的白萝卜，我咬了一口，当即辣得刺嗓子，这时我才知道了父亲不让我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水土的原因，我们家乡的白萝卜生吃味道是辣的。当时让我难以相信的是，如此辣的生白萝卜，父亲吃起来竟是那样的香甜。有时候，父亲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几块豆饼让我吃，我觉得很好吃，但有一次遇到了麻烦，原因是我吃了这些豆饼后开始呕吐，母亲知道后赶到饲养室，将父亲很很地责备了一通。原来，这是生产队当化肥上到地里的豆饼，在上地之前，人家在上面施了农药，幸亏药效小，否则，我当时就完了。我吃了母亲拿来的泻药，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从此，父亲就再也没有给我胡乱吃过东西了，尤其是拾来的东西。然而，父亲没有因此而不给我做东西吃，而是变着法子让我吃他做的东西。譬如到深夜时，他会在盆子里煮点白菜，煮熟后撒点盐一拌，就可以吃了。我觉得很好吃，直到今天，我仍然养成了一年四季爱吃大白菜的习惯。但当时，父亲做得最好吃的东西要算秋天了。

　　秋天的夜里，父亲时常会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根玉米棒，或烤或煮，都很好吃，比煮熟的白菜好吃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一、两位老人，经常在秋天里到地里割草送到饲养室里挣工分。他们在打草时，时常在玉米地里发现一些被孩子们当甘蔗一样将玉米秆折断吃，玉米梢子便连同那还未熟透的玉米棒撂了一地。于是，他们便将其捆扎在草捆里，以便在饲养室时适当增加些重量。这样，父亲在给他们所打的草过秤时，就发现了这些玉米棒子。当然，每当这些玉米棒烤或煮熟后，我和父亲，还有另一头喂螺马的饲养员以及他的儿子，大家坐起来一块吃，又说又笑，那气氛不亚于过年。因为当时在我们家乡，每逢过年时才算是最热闹的。但是，这玉米棒子并不是天天有，因此烤或煮熟的玉米也并非天天吃。

　　每当早上，饲养室里的牛马都被赶到地里干活去了，我也该去上学了。这时，父亲本应该休息休息，但他却没有休息，而是用铁锹背着个箩筐在村边游转着拾猪粪，以便攒多了交给生产队去挣点工分。

　　父亲从来是不愿闲着的，由于过于辛劳，他的双脚掌早早就磨出了老茧。因此我童年时不止一次地看到父亲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在煤油灯下，用小剔刀剔脚掌上的老茧。正因为辛劳，他早早就患上了腰疼病，我也不止一次听到父亲腰疼时躺在床上所发出的轻微的呻吟声。二哥每当回忆起父亲腰疼时呻吟时的情景时都会给我说，父亲当时的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差了。这都是由于我们家生活条件不好的原因，所以在当时来说父亲的确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因为我们弟兄较多，父亲当时肩负的担子的确是太重了。父亲也和母亲一样，是个要强的形象，无论何时，从未在我们后辈们面前叫过一声苦累。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未掉过泪，无论是喜悦还是痛苦。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们家乡的土地和全国一样，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个人后，父亲也不再给生产队当饲养员了，姐姐也出嫁了，按说父亲也该休息一下了，但是家里一切事情仍容不得父亲有一刻地停留。此刻，长兄也到了该成家的年龄。然而，全家六口人仍住在那三间烂瓦房里。没有房子，谁家的姑娘肯嫁到你家里做媳妇？不要说过去，现在不也是一样吗？这样，父亲便又开始筹划着盖房子。记得为盖这座现在已是破旧不堪的房子，父亲不知道多少次独自一人拉着小平车前到黄河那个被家乡人称作“东南滩”的集上赶集，买回来好多比较细的木棍当盖房的木椽用。说是木椽，其实小木棍。在当时我们家乡，条件好的人家是不用这些东西的，人家是把大树木材砍成一根根方木当椽用的。在当时我们家乡，单从谁家房子所用的木椽上就可以看出这家人是否贫富。因为我们家里当时实在是太穷了，没有钱买太好的木椽，父亲只好买价格较便宜的小木棍，充当木椽用。

　　为了给新盖房顶上苇笆，父亲又拉着小平车到大姨妈家不远的黄河滩上割芦苇，与其说割芦苇，不如说是割芦苇草，因为芦苇很细，要挑拣比较粗的割，而且必须要下到浅河滩的水里。那是晚秋季节，河水很凉，父亲挽起裤腿下到水里，全然不顾水的冰凉。饿了，他就吃口干粮，渴了，他就喝口随身带的凉水。他惟恐连累亲戚，竟没有到距离不远的村里大姨妈家吃过一顿饭。他将割下的芦苇摊在河边晒干，下午天快黑时开始装车，然后在天黑前赶回10几公里远的家里。父亲的这种在困难面前从来不低头的性格，在我现在看来还真有点不理解，但对于穷人来说，就是有这么点骨气，这在父亲身上全体现出来了。

　　房子盖好后，长兄将大嫂子娶回了家。

　　这期间，我和弟弟还继续上学，二哥应征入伍，前到河北张家口当了炮兵。父亲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弟兄几个都逐个长大成人。此刻，父亲才算是松了口气。但他还是没日没夜地下地劳动，因为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是自己的了，地里的活儿早晚都得自己干。

　　父亲种地的确是一把好手，他对一丝一厘的耕作都表现的非常认真，经他亲手打起的田耕，竟是那样的笔直笔直;经他平整的田园，竟是那样的平平展展;经他侍弄长出来的庄稼，竟是那样的郁郁葱葱，连土地邻边人家好不羡慕，不时啧啧称赞：“到底是种地老手！跟年轻人干得就是不一样！”

　　在当时的我们家乡，可别小看种地，它也是一门学问，有些人种了一辈子地，最终还是落了个不会种地的名声。因此，父亲种地的认真程度不亚于呵护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长兄婚后没有和我们分家。这样，当时我们全家的农活就落在了父亲，长兄和大嫂的身上。母亲更多的是在家里做家务。学校放假了，我便和弟弟也会到地里帮几里干力所能及的活儿。这样，我们全家人生活风平浪静。父亲的笑脸也好像逐渐地多了起来，显然，他看到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和当时所有的家乡人一样，我们家的生活明显好转，家里的粮食多了，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吃细粮，粗粮还吃，但不多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粮食是多了，但用钱还是十分地紧张。因为刚盖了一座新房，家里经济状况极为拮据。

　　记得这一年，我在邻村乔庙上高中二年级。

　　一天，我所在的班里的班主任宣布，要每个学生交纳学费10元钱。别小看这10元钱，那时一下子还真拿不出来，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此前的学校是从未收过学费的。

　　放学后，我给父亲讲了学校让交学费的事情，父亲说不要着急，并且问我哪天交，我说最近几天。

　　第二天，我去上学，路过拥挤嘈杂的乔庙集，忽然，我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站在路边，身前放着一个布袋子。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给我交学费，将家里仅有的半袋子绿豆拿到集上来卖了。

　　下午放学，父亲将15元钱递到我的手里。当天晚上，我非常高兴，高兴的是我可以安安心心地上课了。

　　在未睡着之前，我躺在床上听到隔着高粱笆篱，父亲躺在床上的呼吸声，并且还听到了父亲用手指轻轻拍打肚子的声音。我知道，这是父亲思考问题并要做什么事情前的一个小小的习惯动作。

　　不出所料。第二天，天还未大亮，父亲就拉着小平车到地里砍树枝去了。

　　因为当时，我们家乡不远处的黄河大堤决口了，需要用树枝去挡，生产队给家家户户都分配了任务。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将大半车树枝拉回来了。卸下车后，还未来的及休息，父亲就又拉着小平板车到地里砍去了。

　　早上放学回家，我刚一进院子，便看到父亲正端着一碗玉米粥，一手拿着馍在吃，这时村西头有人拉树枝正好从我们家门前路过，父亲就也着急去了。父亲是个急性子，不干就不干，要干就非把它干好不可。我吃过早饭就又上学去了，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父亲送树枝去再也没有回来……

　　记得当天中午，我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我感到心闷，浑身冒虚汗，但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天，便传来父亲往黄河堤坝决口送树枝而殒命途中的噩耗。

　　父亲的死，使我一生中感到最为惨痛的遗憾，每当回忆起父亲，我都抑制不住落泪。父亲的一生，是辛苦劳作的一生，的的确确没有过几天好日子，该过好日子了，他却悄悄地离我们而去，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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