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不是温柔贤淑、心灵手巧的女人。她不会给我们做漂亮的衣服；不会给我们织温暖的毛衣或围巾；亦不会在家做各式花样的可口饭菜等我们回家吃。那么，母亲的时间都去哪了呢？母亲把她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田间地头，莳弄庄稼和蔬菜上了。
　　
　　我出生的那年，正赶上农村土地分田到户。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要种五个人的水田和园地，一年到头都有忙不完的活。母亲每天背着襁褓中的我下地干活。我若是睡着了，母亲就在平整的田埂上铺一张蛇皮袋让我睡；我若是饿了、尿了、哭了，母亲就停下飞舞的锄头给我喂奶、换尿布；若是突然下起了雨，母亲就赶紧起身把我抱在怀里，怕我淋湿了。路过的村民，看我睡在田埂上，劝母亲说：“孩子还那么小，还是抱回家睡吧！”母亲说：“这一来一去，耽误了干活，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也不放心，还是睡在田埂上，睡在自己的跟前，好安心干活。”于是，我有了一个绰号：“睡在田埂上的孩子”。
　　
　　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去驻守水利站以获取微薄的工资应付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这样一来，家里家外全要靠母亲一人支撑。我每天跟在母亲的身后，当母亲的“小尾巴”。“小尾巴”很是懂事，不调皮、不捣乱，只学习如何干活，如何帮衬母亲。母亲种了好几亩地的甘蔗，待到甘蔗收成时，母亲每天下午到地里砍伐甘蔗，天黑之前把一捆一捆上百斤的甘蔗从地里扛到路边，再用板车拉回家。第二天天未亮之前，母亲就得起床了，先生火做饭，把一家人的早饭、中饭都给做出来；接着提桶端盆到九龙江里洗一家人的衣服；然后回家喂牲口；最后叫我们起床。哥哥去上学，我到甘蔗田里看守甘蔗，母亲做完家里的杂事，拉着满载甘蔗的板车进城去叫卖。母亲有时把板车停在菜市场里，有时停在公园门口的府埕那一带。那时的甘蔗是称斤卖的，母亲做生意不偷斤少两，称足、生意好。一般的情况下，母亲在中午前后就能卖完一板车的甘蔗回家。母亲每天像机器人一样连轴转，却从不喊苦、喊累。
　　
　　母亲是个坚韧、顽强的女人。我们的村庄与九龙江仅隔着矮矮的一道防洪堤。每年多台风、多暴雨的夏季，村子常常被暴涨的九龙江水淹没。一旦江水涨到警戒线，大家便要做好逃难的准备了。先要把家里的稻谷、水仙花种子、成品的水仙花头、家具等一切可搬可抬的物件搬到阁楼上。然后扶老携幼，赶着牲口，挑着粮食，抬着炭炉，拿着竹竿，带着彩条布，逃到大防洪堤上搭建临时的避难住所。洪水是无情的，它不分白昼，说来就来。我们常常和母亲连夜搬东西，分工把稻谷、水仙花头装进一个一个的箩筐中。之后母亲站在阁楼上，放下一条带钩的绳子，我们在下面勾好箩筐的绳子，合力让装满我们一家人生存希望的一个个箩筐顺利到达阁楼。
　　
　　有一年的洪灾让母亲非常难忘。洪水来临前，母亲挑着一担刚从地里抢收回来的毛豆，要去临时避难所，风大、雨急、路滑，母亲摔了一跤，担子翻了，毛豆散落了一地，母亲急得放声大哭。哭着哭着，母亲想到还要挑好几次的东西去避难所，便擦干了眼泪。洪水渐退时，母亲蹚着水进屋去清扫淤泥。黑白相间、三角形头颅的眼镜蛇蜷缩在高高的祭桌上向母亲吐着细长的红舌，母亲吓得瑟瑟发抖，却又不得不带着一身的冷汗抓紧时间清扫。因为待到洪水退尽之后，淤泥便无法被渐退的水潮夹带走，淤泥留在了屋里便是大麻烦。
　　
　　母亲是个严厉、苛刻、甚至狠心的母亲。别人家的孩子挨母亲的打，大都是因为调皮、捣蛋、逃学、闯祸之类的。我们挨母亲的打大都是因为没有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母亲交待的活。十岁之前，我们基本学会了提水、做饭、喂牲口等简单的家事。我们每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煤炭炉做饭，如果胆敢不做饭跑出去玩的话，待母亲回到家，就会毫不留情地请我们吃竹丝炒肉——竹条抽小腿。十岁之后，家务事方面我就已经样样拿手了，并开始学习不需要重体力的农活。果园里锄草、水仙花地里拔草、菜园里浇菜、稻田里挑稻草等等。待到我们成年之后，母亲要求我们学习雕刻水仙花头。锋利的、专用的雕刻刀一不小心就会划在手掌上，鲜血会立刻从刀口渗出，洇红手掌。母亲不会因为我们受伤而喊停，贴上胶布后要我们继续练习。母亲的严厉、苛刻、狠心，一直让我感到委屈和耿耿于怀。
　　
　　多年以后，舅父与舅母因40岁的儿子好吃懒做、借高利贷豪赌，欠下巨债而上门来老泪纵横地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们说：“从小就应该让孩子养成吃苦肯干的好习惯。”那一天，我终于明白，母亲的苛刻、狠心是爱的另一种版本，是爱的延伸。母亲只上了三四年的学，识字不多，无法教我们读书识字、做学问。但她把生活上的学问、生存的学问都教给了我们。
　　
　　如今，六十多岁的母亲回首往事时，会自嘲地笑自己当初为何那么傻，傻傻地跟着父亲熬苦日子，不懂得改嫁到能过上好日子的人家去。我想，母亲一傻到底，是因为她被冠于了“母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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